在哥胪士洋行前，南湖边上，“一位学者”嘴里叼着烟斗，炯炯有神的目光正视前方，作思考状，仿佛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上下求索。
　　这位学者就是人们都十分熟悉的闻一多先生，为了纪念闻一多，蒙自人民在南湖边修建了一座石刻雕像。石雕上还刻着他的著名诗作——《红烛》。
　　蒙自文物管理所所长包震德说，西南联大虽然只在蒙自停留了一个学期，但是很多大师却对蒙自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众多的教授学者在蒙自这边陲小城静心教书育人，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时也为他们的多彩人生写下了绚烂的一笔。
　　而闻一多仅是当年诸多教授中的一位，还有朱自清、陈寅恪、钱穆、冯友兰等。73年前的今天，他们正漫步在南湖畔，和联大学生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寻找经世济民之道。
　　
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浠水，其一生经历颇为丰富。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就读清华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其开始新诗创作。自从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就陆续发表新诗。1922年，闻一多赴美国学习绘画、进修文学，并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 先后在中山大学、国立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随清华大学南迁，同200多名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历时70天，走了3500里后到达昆明，随后来到蒙自。
     相较于北平、武汉和长沙等地，蒙自要平静很多。闻一多对在蒙自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都很满意。1938年5月，闻一多在给友人张秉新的信中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索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潜心于学术，经常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他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同事郑天挺曾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的大会上，闻一多怒斥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在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倒在了民主道路之上，但其作品和精神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如今，“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流传了下来，蒙自哥胪士洋行闻一多的旧居就命名为“一下楼”，如今修葺一新后，很多游客经常到此驻足欣赏，领略大师之精神。
    
朱自清的蒙自情结
     朱自清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文学研究家，其文章有一种和他本人气质的儒雅而温和，让人读来有一种清新可人的感受，如《荷塘夜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
     朱自清在蒙自住了5个月，对蒙自的风土人情很有兴趣，并在离开蒙自后作了《蒙自杂记》一文，文中饱含着浓浓的蒙自情结。
     在朱自清的笔下，蒙自小得可爱。在他的文中有“看惯了大城的人，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惯了普通火车的人，乍踏上个碧石小火车，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一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和感受，朱自清慢慢觉得蒙自有意思。“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不消几趟就走熟了。书店，文具店，点心店，电筒店，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城外的名胜去处，南湖，湖里的崧岛，军山，三山公园，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论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
     当时正处于抗战期间，蒙自街上有很多抗战的门对儿，朱自清在散步时也感受到了蒙自市民的抗战宣传，他深刻感受到国家的安定对于百姓的重要。"一种全民抗战的氛围，让人们不忘记那个时代的国家。"
     蒙自的彝族较多，彝族有个传统节日——火把节，在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很多人家都在门口燃起一堆堆的火堆，大人小孩围着火堆跳着叫着。“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朱自清在文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朱自清在文章开头就说。
　　蒙自这个边陲小城在朱自清的笔下也显得那么清纯而可爱，其见证了那个时代蒙自的种种。同时，也让人们在其笔下不断追忆那段共赴国难的岁月，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在那个时期联系得如此的紧密。
　　朱自清先生1938年8月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中说：“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
    
钱穆的大局观
    钱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历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在北大、清华等高校任教授，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57年到台北定居，1990年8月去世。钱穆先生在蒙自做过短暂停留。
    在那段岁月里，西南联大这所特殊时期的大学优势尽在，但是其中的问题也不时凸显出来，其中，钱穆先生以其极具智慧的大局观念解决了学校面临的突出问题。
    钱穆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从昆明到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
    此时，钱穆先生发言说：“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
    随后，蒋梦麟即起立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多年后，很多人评价西南联大的成功时有一种声音认为，“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同时，钱穆先生的远见卓识也受到了时任教授的认可。
      
中流砥柱的摇篮
     一所大学对国家的贡献也许很难用一时的学术水平来衡量，其培养出的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也许更加能代表学校的精神。包震德介绍，西南联大这所抗战时期的特殊学校，为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培养了重要人才，在建国时期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据统计，西南联合大学在其前后存在的9年时间里面，一共培养了各种类型的人才（前后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的人有近8000人），一共毕业了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882个人。1948年老中央研究院选院士的时候，开始选了81名院士。在81名院士里面，就有27个人是出自西南联合大学，将近占到了三分之一。
　　1955年搞学部委员的时候，在233名院士当中（学部委员，就是我们后来的院士），在这233名院士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也是来自于西南联合大学，这也是它的一个标志。在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员当中，一共有23个人，政府表彰过的两弹一星成员。其中有8个人是来自西南联合大学。最早中国做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科研工作的主要科学家之一邹承鲁，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出生于西南联合大学。
    岁月如梭，国家已兴，南湖岸边，斯人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