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都可归于“不专业造成的”
——从“仕而优则士”到“专业主义”
柴福洪
2011年5月26日光明网报导：中国工程院刚刚公布本年度的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按照规程，中国工程院院士每逢奇数年增选一次，每次增选院士大约60名左右。
2011年度增选院士的有效候选人共有485人，名单一公布，一些人们熟悉的名字赫然在目。比如：
1、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
2、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
3、原安监总局副局长闪淳昌；
4、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等现任和卸任政府高官。
再比如，在工程管理学部的44名候选人中，同样赫然在目的有：
1、刚从中海油董事长任上转任中石化董事长的傅成玉；
2、中电投副总张晓鲁；
3、神华宁煤董事长王俭；
4、原中石油副总胡文瑞等。
来自央企和政府部门的高管和高官占了工程管理学部44名候选人名单的将近一半。这一报导在网民中，尤其是在学届、学者中议论颇多。
光明网的标题是：院士评选不能“仕而优则士”。这就让笔者产生许多联想：
1、读书人，可以有多种身份选择，可以为官、可以经商、可以做学问搞学术和科研。但如果一个人一生在官、商、学三者之间自由变换，像变色龙一样，今天是官，明天是商、后天是学。这就不正常了，那就是“强者通吃”了。
2、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当然可以在不同时期，为官、为商、为学，但其身份转换，不能没有一定的门槛。官者公共专业也，商者经济专业也，学者专家也。他们之间，从专业角度讲，本无相通之处。
3、任何社会，官与商之间都是不能直接畅通无阻的。两个独立的官与商，就有“官商勾结”的罪孽、贬义名称之谓，更何况一人亦官亦商呢？
4、亦官亦学，倒是没有禁止之说。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名官，大多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但真正的大文毫，以文著称于世的，往往他的官都当得不怎么样。学是官的基础，但官不是学的途径，只能说学是官的归宿倒是可以的。如美国黑人国务卿赖斯女士，就在大学教授与政府高官之间来回穿越过两次。
5、中国这些官员与官商老板们，如果本身就是学者，转到大学当教授，认真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有那么三五年，出了成果，成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再申请增选院士，一点问题没有。问题就出在“仕、士”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期，就凭其在高官、官商高位置上的权威，搞的挂名式科研成果，获得中国最高学术名誉——院士。其水份肯定不小，会把院士这个名誉搞成了中国的有毒食品一样。
6、中国的官员是世界上最忙的人群，他们很少有时间与家人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为官时经商、贪污、受贿、行贿、搞些鬼名堂可能性大，但做学问、搞学术、研究课题的可能性极低。就是前同济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这样的真正的大科学家们，也不敢说自己在为官之后，亲身做了多少学问、学术、研究课题的事情，他们为官时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学问、搞学术、研究课题。
7、经商与做学问是不搭界的两件事情，中国的央企老总们，申请院士的几位官商人士，虽然他们有科学家的文化科学知识基础，有的本身就是搞科学研究出身，但他们都离开科研好多年了，在官商高位时期，即使有某项重大科研项目研究成功，其实他只是挂个名子而已，肯定没有亲自参与研究，有一小段时间参与课题研究的可能，但绝对没有起到关键性作用。当然，在课题获得与经费支持上的关键作用是肯定的，可那与做学问、搞学术、课题研究是没本质联系的。
8、中国官、学、商“强者通吃”本身就是社会腐败、社会没有规矩、社会管理不科学的标志之一。如果2011年对这些官、学、商通吃者真的评上了院士，其实也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他们只是最近几年为官、为商，过去他们还是做学问的出身，还是专业人士，只是希望有个中国最高学术头衔罢了。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老了不当正儿八经的官了，搞个学术头衔，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他们认为：自己这一生本该是有一定学术造旨的专家，鬼使神差地当官、经商了，占去了人生大部分时间，把正事给耽搁了，现在如果有条件弥补回来，也算人生一大幸事，殊不知这给社会带来的是毒化作用。
9、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不专业。中国所有问题都是因为非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带来的。如：
（1）一点懂股票知识的人进入股市。只要是社会所有非专业人群，都在疯狂地买股票的时候，中国股市肯定有大的风险，泡沫一定会形成，最终必定要破灭。如2007年。
（2）没住房需求（非专业）的人，大量购进房地产，房地产业必然有风险，必然产生泡沫，最终必然破灭。如现在的中国房地产业。
（3）不懂古董或不爱收藏的人，竞相进入拍卖市场，高价拍得古董，肯定古董市场有泡沫，最终也必然泡沫破灭。如现在的中国古董市场。
结论：只要是非专业人士进入的市场或领域，那个市场或领域就会烂掉，这是一条规律。如中国高等教育，其主导者大多是非专业人士，非教育专家当中国教育的家，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全民诟病。
扩展结论：专业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专业技术与能力，二是专业道德与文化。专业技术与能力缺乏，可以通过实践习得。如中国许多建筑商人中间，有的老板只会写自己的名子三个字的文盲，也做成了筑建业的大老板，他们是在实践中学习专业技术，逐步提高专业能力的。可专业道德与专业文化，从实践中很难学习和培养，只有通过教育、法律规范、实践案例警示，慢慢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都可归于“不专业造成的”。
最后结论：中国需要强化“专业主义”教育与法制建设。应该说这是用非政治观点解读中国得到的结论之一。
2011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