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不应当成为政府责任的替罪羊

　　食品安全与企业责任（之二）

　　——在食品安全与绿色循环产业链建设高层论坛上演讲（续二）

　　（王在安 2011－05－15）

　　

　　一、中国食品安全建设中，企业履行责任的社会和市场环境

　　从刘畅先生两篇核心报导文章的内容及诉求中，可以得到这样两个结论：

　　我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条件下，一旦有人制造、储运、销售、使用瘦肉精这类危害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危险品，去饲养生产出来瘦肉精猪，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肉类食品生产企业可以幸免，就连始终坚持“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高于一切”为其核心经营理念的双汇集团也无法幸免。为什么这样说呢？

　　1.现代国家政治体制环境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能够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可以运用选票、自由媒体、独立司法等宪法权利，对极少数政府官员实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使得政府官员能够非常勤勉、公正、廉洁地管理社会，服务选民。

　　而我们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环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一方面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员队伍，另一方面普通公民并不能运用选票、自由媒体、独立司法等宪法权利对这支庞大的官员队伍，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管理；这支庞大的国家官员队伍，主要接受极少数上级官员的管理。在人类社会的国家政治历史中，仅仅依靠极少数上级官员，就能够有效的制约和管理好庞大的官员队伍的事情，还从未出现过。

　　所以，“以官治官，越治越懒贪；由民治官，无官不勤廉”。这既是现代政治学的铁律，更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在官员趋于不作为、贪腐和失职的社会政治环境条件下，一旦危害公民安全和健康的事件发生，没有任何企业可以幸免，包括坚持以“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高于一切”为核心经营理念的双汇集团也不能幸免。

　　这一次，刘畅先生对瘦肉精事件的追踪调查报导，再次用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

　　（1）刘畅先生的报道告诉我们：正是官员失职、渎职，导致非法生产瘦肉的工厂顺利诞生。

　　这次瘦肉精事件的源头是湖北一家工厂非法生产瘦肉精。该工厂老板叫刘襄。2001年时，刘襄是湖北制药厂的一名车间主任，后辞职担任江苏常州一家化工厂的技术副总，掌握了“盐酸克伦特罗”（一种瘦肉精）的制造技术。2007年他辞职回湖北创办企业，开始生产这种名为“盐酸克伦特罗”的瘦肉精化工产品。这个企业及其瘦肉精产品生产，竟然顺利地获得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批准。现在刘襄进了监狱，未见批准刘襄生产瘦肉精的官员受到处罚的报道。

　　（2）刘畅先生的调查报导告诉我们：正是官员失职、渎职，导致非法生产瘦肉精顺风顺水。

　　该工厂的工人说：我们只知道产品统称为“A产品”、“B产品”。而且，“生产出来的成品，从来不在车间里过夜，一公斤包装为一袋，20-25公斤装为一桶，包装上什么文字和图形都没有，都是刘襄一个人拉到城里。至于销售给谁，通过何种渠道，都是秘密。”一个政府官员公开批准开办的工厂，何以能够长期非法生产、流通、销售违法产品呢？盖因为政府官员失职渎职、不作为。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中，官员失职和不作为是一种常态。

　　（3）刘畅先生的调查报导告诉我们：正是官员失职、渎职，导致非法生产瘦肉精可以获得百倍暴利，并快速扩大规模。

　　刘襄制造的“盐酸克伦特罗”，出售价格为一公斤原粉2000块钱，每吨200万元。至于成本，马全喜和周建华等工人说，“十分便宜，最贵的原料也只有几千元一吨。”利润高达100多倍。从2007年至今，刘襄依靠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实现了财富的迅速积累，于2010年，他在襄阳经济开发区购买了几十亩土地，投资建设了新的工厂。在3月15日，央视曝光瘦肉精事件时，刘襄手下的员工正在车间内调试新设备，准备试产新品。而刘襄本人则正在襄阳经济开发区新工厂督战，因为离新工厂投产只有不到3个月时间了。

　　为什么刘襄能够从五万元起家，生产销售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以百倍以上的暴利发财致富，并在政府的经济开发区买地建设新工厂，这一切都顺风顺水呢？根本原因就是各个政府监管部门的官员——从农业部门、技术监督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税务部门的官员们，全部失职、渎职、不作为，为其大开绿灯。

　　（4）刘畅先生的调查报导告诉我们：正是官员失职、渎职，导致非法销售瘦肉精顺风顺水。

　　刘襄的“A产品”——瘦肉精自有一套销售网络。比如，他过去的一个同事奚中杰就是刘襄瘦肉精的经销商。直到4月13日，记者在网络上检索“奚中杰”，依然能看到，他是阿里巴巴注册会员，销售的产品中就有“盐酸克伦特罗”这种瘦肉精，并且是“重点推荐产品”，上面留的手机、电话一应俱全。而根据江苏警方披露的消息，早在3月29日，奚中杰已在常州市武进区，被常州、河南两地警方联合抓获，并于当日押送至河南。

　　如果不是3.15央视报道瘦肉精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奚中杰至今仍然会安然无恙。可见，在瘦肉精非法销售问题上，政府官员不是无能为力，而是长期消极不作为啊！

　　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的陈玉伟，是刘襄瘦肉精的另一个重要经销商。他们是通过电话联络、物流发货、银行电汇付款实现瘦肉精销售的。

　　陈玉伟是如何将“盐酸克伦特罗”这种瘦肉精销售到河南省的许多养猪场的呢？据陈玉伟等人向河南警方交待，他从刘襄处按照2000元一公斤的价格，拿到“盐酸克伦特罗”原粉后，一般会按照30到35倍的比例，添加淀粉等，再次分包，然后以每公斤100-160元的价格售出给生猪养殖户。由此一变，每公斤瘦肉精原粉，陈玉伟可净赚利润2000-3000元，迅速暴富。“在郑州市陈某的亲戚家，现场查获的未转移现金就高达三十多万元。”

　　陈玉伟非法从事瘦肉精销售多年，无人管，无人问，顺风顺水。央视3.15曝光瘦肉精事件后，引起陈玉伟的高度警觉，立即出逃躲避风险。但仍然于3月22日，在陕西省乾县被警方擒获。这时离3.15央视曝光瘦肉精事件仅七天时间！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从源头查获瘦肉精的非法生产者和销售者，杜绝瘦肉精进入饲养环节，并非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而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政府部门和官员长期以来就是失职、渎职、不作为！

　　（5）刘畅先生的调查报导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官员失职、渎职，不作为，终于导致使用瘦肉精饲养的“健美猪”，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许多屠宰厂，并最终进入了老百姓家庭和餐桌。

　　2010年12月，刘畅先生采写的《疑似“瘦肉精猪”再现河南新乡》，在《中国质量万里行》刊发。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无论是在河南，还是在其他地方，“瘦肉精猪”现象一如既往。为此，在今年“3·15”前，《中国质量万里行》决定再次派刘畅进行一次深度调查。

　　刘畅先生说，“结合上次的经验，为了增强力度，决定联手央视，而央视对此也十分认可，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刘畅与央视的同行开始了这次明察暗访。

　　他们的明察暗访，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刘畅先生和央视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河南的瘦肉精猪流进了全国许多屠宰厂，但河南的瘦肉精猪大都销往江苏南京地区的屠宰厂了。刘畅说：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河南部分地区“出产”的这些瘦肉精猪大都销往江苏南京地区了。

　　为了核实，在一位经纪人承认他的一车猪都是加“瘦肉精”喂出来的之后，记者记下了这辆运猪货车的车牌号码“皖M57229”。他们的目的地是南京建邺区兴旺屠宰场。

　　第二天凌晨3点钟左右，提前赶到的记者在南京建邺区兴旺屠宰场看到，这辆车牌号码为皖M57229的运猪车已顺利抵达，正在往下卸猪。而这车猪正是记者白天在河南孟州看到的经纪人所说的加精猪。这些猪到了兴旺屠宰场，并没有检测“瘦肉精”，很快就被宰杀了。

　　刘畅先生和央视的第二个结论，就是瘦肉精猪被屠宰后，有关政府部门的检疫人员立即打上了“肉检”、“验讫”图章，就放行进入市场了。刘畅说：

　　记者看到，派驻屠宰场的检疫人员对宰杀后的猪肉也没有进行“瘦肉精”检测，就打上了“肉检”、“验讫”的章。

　　一黄姓检疫人员承认，他们这里只核对证明手续，一般不检“瘦肉精”。

　　按照生猪屠宰的管理规定，宰杀后的猪肉必须获得“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方可进入市场销售。而在兴旺屠宰场，只要交10元钱，一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就可以提供给在这里宰杀的任何一头猪。

　　刘畅先生和央视的第三个结论：就是生猪流通必须获得政府动物检疫合格证，而政府部门收钱后就开证，根本不检疫。

　　刘畅说：

　　按照动物检疫的检测制度，生猪外运时必须通过养殖地的检疫部门检疫，获得动物检疫票据。这些检疫票据是符合我国动物检疫制度才能开得到的？还是某些职能部门收钱后就不检疫了呢？为了调查这个市场泛滥的程度，我决定到检疫部门一探究竟。

　　在我走访养殖户期间，大多的养殖户告诉我，畜牧部门来检测瘦肉精的时候，都是接的老母猪尿，甚至自己尿点尿就送给检疫人员。

　　畜牧部门所有的人都知道，瘦肉精猪肉很普遍，但是却没有一个部门去把关，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为了摸清这其中的利益链条，我就从所谓的职能部门买到了相关的“票据”。

　　我在沁阳又顺顺利利花200元，就开了120头猪的检疫票。没有看到生猪就能买到相关“票据”，这真的很可怕。

　　生猪的检疫票、消毒票等，只要给钱就能买到，监管形同虚设。百姓怎么能吃到放心的肉？

　　刘畅先生问得好啊！

　　刘畅先生和央视的第四个结论：其它生猪屠宰厂的瘦肉精猪比例，远高于身处瘦肉精猪发源地中心的济源双汇屠宰厂。

　　比如，3.15瘦肉精事件曝光后，在日屠宰量不超过千头猪的南京兴旺屠宰厂查处瘦肉精猪264头。而身处此次瘦肉精猪中心发源地的济源双汇屠宰厂，日屠宰量设计能力高达5000—6000头，却仅查出疑似瘦肉精猪19头。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双汇集团始终坚持按照高于政府部门规定一倍的抽检率，进行在线瘦肉精抽检，仅在3.15央视曝光瘦肉精事件的前15天里，济源双汇就自检出3批次共60多头瘦肉精猪。而大多数屠宰厂则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瘦肉精抽检。

　　3.15瘦肉精事件曝光前，政府规定屠宰企业的瘦肉精在线抽检比例为2%，而济源双汇公司则是严格按照双汇集团4.5%的在线抽检比例进行瘦肉精抽检的。但是，事实证明，只要是抽检，就不可能杜绝瘦肉精猪。可是，政府和企业为什么要规定比例抽检呢？

　　这是因为目前对生猪进行瘦肉精在线检测的技术手段与满足现代化大型屠宰生产线正常生产的要求是完全不能匹配的。比如，这次“3.15”央视曝光瘦肉精猪流入济源双汇屠宰厂一事后，政府立即封存济源双汇屠宰厂待宰的600多头生猪，耗用大量人力物力，用了四天时间才完成了对这些生猪的瘦肉精检测。对于济源双汇这个设计能力日宰5000－6000头生猪的现代化生猪屠宰生产线来说，这样的检测效率，只能导致这条现代化屠宰生产线停止运行，工厂倒闭关门。

　　我的结论是：瘦肉精的制造、储运、销售、使用，直到在饲料中添加瘦肉精，饲养出瘦肉精猪，完全是政府的法定责任；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生猪屠宰企业的责任。一旦政府官员失职，导致瘦肉精的制造、储运、销售、使用失控，饲养生产出了瘦肉精猪，生猪屠宰企业则无一可以幸免！即使是像双汇集团这样数十年来坚持以“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高于一切”为核心经营理念的优秀企业，也不可能幸免。

　　但是，相对而言，双汇产品仍然是最值得消费者信任的产品。

　　刘畅先生和央视的第五个结论，就是政府颁发的“无公害”铭牌，可以花钱买来；如果上级来检查，政府官员会提前通风报信。

　　刘畅说：

　　记者在新乡市获嘉县亢村调查时发现，甚至连一些获得“无公害产品基地”认证的养猪场也在偷偷使用“瘦肉精”。

　　在一家颇具规模的养猪场，记者看到一个“无公害畜产品基地”的牌子。养猪户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这种牌子是花钱办回来的，有时候赶上监管部门突击检查，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提醒和照顾。“检查也没啥规律，不过一般要是说省里边或者外边人来检查了，县畜牧局会提前通知。要是县里边抽查的话，就是给你拿个瓶子接点猪尿化验，自己接的肯定不会让他化验出来。”他告诉记者，“接点母猪尿什么的他也不知道。”

　　刘畅先生的这段生动的描述，充分说明，在这次瘦肉精事件中，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已经不是什么“不作为”了，而是严重的渎职。事实上，不作为和渎职，已经成为许多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正常生态了。

　　这就是中国企业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状况，这就是“瘦肉精猪”得以泛滥成灾，危害人民健康和安全的根本原因。

　　这才是由刘畅先生对瘦肉精事件的深度调查报告，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央视3.15曝光瘦肉精事件的报道，所揭示出来的要害问题和重大意义之所在！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企业赖以生存的恶劣政治和社会生存环境，即使是像双汇集团这样杰出的企业，也有可能陷入万劫不覆的境地。

　　我的第二个结论，就是我认为3.15央视曝光瘦肉精事件说明，一旦发生了类似瘦肉精这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受创伤最大的企业，往往不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做得较差的企业，而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做得相对最好的企业。

　　我认为，这次央视瘦肉精曝光事件的主要内容提供者刘畅先生，是一个有良心的优秀记者。第一，他的报道是比较客观的，他在调查报告中强调河南的瘦肉精猪主要流入了江苏省南京地区的屠宰厂。第二，他的报道，重点揭露了导致这次瘦肉精事件发生的主要根源是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腐败、不作为、渎职，而不是生猪屠宰企业。第三，他的报道警示人们，要杜绝和避免瘦肉精事件的发生，必须解决中国企业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深化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体制改革。

　　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几乎没有民办媒体，刘畅先生的这三个新闻诉求都被彻底变形和异化了。

　　3.15央视曝光瘦肉精事件后，各主流媒体争先恐后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最重视产品质量，对消费者最负责任的双汇集团。把处于此次瘦肉精猪也不可避免地流进了地处事件中心地区的济源双汇这件事情，演绎成为“双汇集团用瘦肉精喂猪”、“双汇集团生产瘦肉精猪”，甚至有人发出了“关闭双汇集团”，“法办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的呼吁。而对于刘畅先生揭露出来的瘦肉精猪的主要流入地南京地区的屠宰企业，却鲜有责任追究的报道；而对于应当承担最主要责任的各级政府机构和渎职的政府官员，也鲜有报道；更没有对瘦肉精事件所提示的——必须加快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社会改革，以改善中国食品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部政治和社会环境，从根本上杜绝瘦肉精事件的发生，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追踪报道。好像刘畅先生的新闻报道，所提示的这些问题和诉求，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样。

　　于是，在官方垄断的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下，双汇集团成为这次瘦肉精事件中政府责任、社会责任、非法生产瘦肉精的犯罪嫌疑人的责任、非法销售瘦肉精的犯罪嫌疑人的责任、违法使用瘦肉精饲养生猪的养殖户的责任的唯一承担者了。

　　所以，从这次3.15央视曝光瘦肉精事件中，我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中国不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内的体制改革，继续保持和维护这种完全由政府垄断主流媒体的言论表达体制，刘畅先生曝光瘦肉精事件的政治问责意义和社会问责意义，就会转变为单纯的对企业的问责！而且往往最优秀的企业有可能成为政府责任、社会责任、犯罪嫌疑人责任的替罪羊！就像今天陷入困境的双汇集团一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