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问阉冉曰：“吾欲布施五正，焉止焉始？”对曰：“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

　　黄帝曰：“吾既正既静，吾国家愈不定，若何？”对曰：“后中实而外正，何患不定。左执规，右执矩，何患天下？男女毕迵，何患于国？五正既布，以司五明。左右执规，以待逆兵。”

　　黄帝曰：“吾身未自知，若何？”对曰：“后身未自知，乃深伏于渊，以求内型。内型已得，后乃自知屈后身。”

　　黄帝曰：“吾欲屈吾身，屈吾身若何？”对曰：“道同者其事同，道异者其事异。今天下大争，时至矣，后能慎勿争乎？”

　　黄帝曰：“勿争若何？”对曰：“怒者血气也，争者外脂肤也。怒若不发浸廪是为臃疽。后能去四者，枯骨何能争矣。”

　　黄帝于是辞其国大夫，上于博望之山，谈卧三年以自求也。战哉。阉冉乃上起黄帝曰：“可矣。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何不可矣？”黄帝于是出其锵钺，夺其戎兵，身提鼓枹，以遇蚩尤，因而擒之。帝箸之盟，盟曰：反义逆时，其刑视蚩尤。反义倍宗,其法死亡以穷。

　　 《五正》：以黄帝和大臣阉冉对话的形式来讨论布施五政，如何止始的问题。指出“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有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的道理。其中还提出“作争者凶，不争亦无成功”的观点。 阉冉将“怒”比喻为“血气”，将“争”比喻为“脂肤”，意思是说“脂肤”由内在的“血气”生发而成，“争”由内在的“怒”造成。阉冉告诫黄帝，对于这种由“怒”造成的“天下大争”，最好是“慎勿争”。当黄帝在博望山内省以自求达三年时，阉冉告诉黄帝说可以参加争斗了，并给出了理由:不争亦无成功。黄帝在博望山的内省为其因顺天道而“争”奠定了基础，正是源于此，阉冉才告诉黄帝说可以参加争斗了。黄帝在战后的盟誓中说:“反义逆时，其刑视之尤。反义倍宗，其法死亡以穷。”从誓词中指责蛋尤之流的“反义逆时”和“反义倍宗”等词句可以看出，黄帝开始的“不争”和后来的“ 争”都是因顺天道而为。因“怒”而“争”违背了天道精神，开始的“不争”是为了不使自己加人这种不义的相互争夺，内省三年以后的“争”则是为了反对和惩罚“反义逆时”和“反义倍宗”等违反天道的行为。 “五正”就是统治者取度于身所建立的规、矩、绳、权、衡五种法度。统治者布施规矩绳权衡五正，其旨在因顺阴阳、谐和四时、理顺五行，以达致天人祥和的理想政治境界。是谓君道合于天地、阴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