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检讨之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

 

1，

2011年6月，中国周刊的封面报道选择了《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

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个伟大的难题，纠结难解。

虽然，古人早已说过，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不过，传统的父师之教养，虽然原本有明确而固定的价值观，但这种价值取向，却在中国走进前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西方新观念的冲击下，迅速崩塌。而新的价值体系虽名却尚未能建立起来。

传统已崩塌，新规却难立。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新旧社会更替时代的父亲们，如何做父亲，却成了刻骨之痛。

除非那些有超越历史的眼光，内心深处有极其坚定信仰的慈父严师。

不过，人不能自外于社会。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和做圣人一样难。

所以，近世以降，新民之说盛行。

高傲如鲁迅，先是为立新国民，喊出了“救救孩子”，惊天动地；接着写了《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给失却了定海神针彷徨犹疑中的父亲们，指出了现实社会中如何做好父亲的蓝图和路径。

待他写遗嘱，也不忘提醒自己的家人孩子：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别人应许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只是，沧海桑田之后，如何做父亲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缓解，反而更趋严重。

想想，我们这些普通人，不都在逼着自己的孩子，成为这家那家么？

如果仅仅如是，还简单些。

毕竟，望子成龙也是传统中国人固有的价值取向。

可怕的是，孩子本该有的纯真，却过早地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教育方式所浸染。

比如，宣武和西城合并，原本是北京市行政区划的一个调整举措，但调整的一个结果，是一些学校的小学二三年级学生，却被要求写赞美新西城的儿歌！

北京市的小学生，很早就被要求自己去查询优秀模范共产党员的事迹学习了！

而海淀一所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竟被要求撰写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实在无语了。

我不知道，有几个公立学校的家长敢说不让孩子做这样的作业！

反正，如果是我，我不敢。

而讨论选题之前，恰好又出现了五道杠新闻，更是让已为人父亲的我感慨万千。

 “我们若观察一个孩子的生活，有时真会使我们替他抱不平。他很像是个入国未问禁的蠢汉。他的个体刚长到可以活动时，他的周围已经布满了干涉他活动的天罗地网。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

费孝通曾经在《生育制度》一书中写过这样的话。

但上述为成人方便价值观灌输的如此种种，不知道那些自己有孩子的制定政策者，又做如何想。

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

想起了鲁迅小说的预言，九斤老太太生的儿子是七斤。

社会何以进步？

与朋友交流，个个心怀忧虑，解决之道，要么远走他乡，要么妥协接受。

我选择了妥协，接受，让时间来矫正。

想起鲁迅当年振聋发聩的呐喊，真是哲人其萎，遗响犹在。

这是中国周刊这组选题的背景。

下厂之前，我在封面上写下了“当搀扶一个跌倒老人都需要几番考量，当最朴素普遍的道理都被颠覆的时候，面对孩子无辜的眼神，如何做父亲，尤其是一件极伟大而困苦的事。”

2，

有同事问到，既然做的是父母如何教育孩子，文章中有父亦有母，为何用“如何做父亲”，而不用“如何做父母”。

传统中国是一个父权社会。父亲是父权社会的代名词。

在中国周刊的这组报道中，父亲一词属于泛指，泛指父辈对孩子的进行的教育。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如何做父亲》，是鲁迅先生的名篇，其中父亲概念，已成共识。而我们的同名题材，也有向鲁迅先生致敬之意。

我们如何做父亲一组报道体的文章，包括我自己撰写的一篇，父亲的纠结，实际上是一组小人物的群像，背后指向的是小人物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的喜怒哀乐，其背后的情绪，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与许多朋友就此话题进行过探讨，无论他们身为中国人，还是已经移居了美加，他们对于如何做父亲，都有切肤之痛。

所以，话题的广泛性和关怀，毋庸置疑。

与“稳一代”相比，本组报道，虽然在报道内容上也存在叠床架屋的问题。

如果把历史上他们如何做父亲做篇综述稿，可能效果更好。

当然，我们也布置了，只是写的不算好，放弃了。

而巴菲特之子和熊猫爸爸的文章，也是为我们提供了镜鉴。

孙云晓的访谈，与上期稳一代专家访谈，掌控的比较好，比较好地解决了报道体不方便呈现的问题。

在评刊会上，我毫无羞惭之心地说，在整组文章中，最好的，还是我那篇卷首语，今天我们这样做父亲。

当然，可以做些编辑手段处理的地方，没有去做。

本期杂志的一个创新，是封面和内文都使用了张晓刚先生的画作，这些画作要表达的内涵，与本期话题的内涵，高度吻合。

感谢张晓刚先生授权中国周刊使用这些作品，它们让本期报道增色不少。

3，

有同事指出，中国周刊的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与三联有些小小的近似撞题。

不过，我翻阅之后，并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两家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叙述，背后指向也不同。

评刊的时候，有一些同事提出，希望杂志这样的报道，能让人有收获，尤其是知识上的。

惭愧，我做杂志开始，除了专业杂志传媒，综合性杂志我确实没有把知识传播当成是重点。

无论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

我总是把更多地精力，不厌其烦地放在了价值观传播上。

比如，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这期，虽然我们也提供了成功的名流的具体做法，但显然，我们要传递的不是这种具体的知识，而是他们的立场和基于立场的判断和行动。

同样，我们希望通过集中性的报道，强调问题的严峻性，激发公众普遍存在的情绪，引发大家更深刻的思考，毕竟，每个人面临的难题，既有相同的，更有不同的。

指望杂志的报道，提供解决方案，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杂志不是专家，问题恐怕连专家也解决不了。

杂志只能呈现对此理性的思考、反省和真诚的关切。

毕竟，这与我们每个人相关。

这些问题，也不会因为我们做了，就能解决。

那是痴心妄想。

所以，这才是难事，才有刻骨之痛。

所以，觉醒的父母，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无论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