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教育改革和高考改革舆论漩涡中心的南科大，最近爆出由深圳市长兼任理事会的理事长，同时政府再聘请两名局级干部去当行政副院长的新闻。当然，这个新闻本身并不“新鲜”，但“传说”一旦成为事实，其本身还是具有相当“冲击力”的。不管南科大和朱校长自己如何解释，在公众看来，至少“去行政化”这一愿景是不复存在了。

　　但是，这在当代中国，并非不合理。采访中，朱清时透露了南科大遴选校长的故事。他说，本来他的兴趣在“考古科研”，准备选择到故宫博物院任职，而对南科大校长一职“不予考虑”。但后来，当时市长带着亲笔信（这个说法有点别扭，是市长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希望他能参加遴选，再加上好友的劝说，朱清时最终被打动了。朱清时解释说，深圳这种做法本来就很有魄力，所以自己也十分愿意参与。

　　或许在一般人眼里，是朱校长要办南科大，但事实却是深圳市政府要办南科大。说白了，深圳市政府是南科大真正的老板，而朱校长只是CEO。朱校长的很多理想，可能在谈应聘条件时都得到了应允，但真正实施起来，却不能完全由着朱校长按自己的想法去办。所以，过去、现在以及以后发生的一切，若以这样的视角去推论，可能理解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然而，是否因为已经、正在或者将要发生的这么多在发展路径上与朱校长的教育改革、高考改革之梦并不一致的现实，便认为南科大的改革就没有意义了呢？窃以为，答案应该是，并不完全是这样。当然，这恐怕不能为朱校长所左右，起决定作用的是深圳市政府同教育行政部门乃至更高的博弈。

　　在前香港合作者眼里看来简直是“文化大革命”般的胡作非为的南科大“黄埔第一期”，正是朱校长费尽心思在中国教育制度的沉重铁幕上觅得的一条可以吸进自由空气的缝隙。拿朱校长的话来说，好不容易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都批准了招生计划，南科大为什么不招？平心而论，研究过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应该都明白，朱校长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改革的成功大多来自“自下而上”的经验，朱校长此举是要做出一个“典型”，证明按照他设计的改革路径，譬如不经过高考，是能够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来的，当然最好是能够证明这些人才更为优秀、更为实用。如果真正放手让朱校长去做，也是能够成功的。因为在现行制度下，中国最好的大学只是在用最好的老师去培养最会考试、最听话的学生，而这与我们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雄心壮志是南辕北辙的。因为最会考试、最听话的学生追求的是“标准答案”，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的好学生最要命的可能恰恰是没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朱校长以及到目前为止仍矢志追随他的44位放弃高考、无视官方学位的教育改革践行者正在做的事情，是伟大的，无论这个社会实验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是，仍然要再次强调，成功或失败并不决定完全决定于朱校长和他的弟子，深圳市政府能否为他们撑起一片可以自由发展的天地也许更是关键的关键。就此而言，理事长和理事会的责任甚至超过朱校长。所以，对南科大的“再行政化”我们还是不要急着下结论。

　　近年来，公众议论纷纷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教育公平。但是，在现实中，“不公平”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政府整治也可谓“压下葫芦浮起瓢”，各种高考作弊的高技术手段真是日新月异——须知，如果中国的教育达不到“想上大学就能上”的境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公平。从石头中蹦出来的南科大，使我们看到了一丝光明的前景。

　　可以说，朱校长的梦圆之时，就是中国社会有真正的创新活力之日。但是，南科大面临的毕竟是一个既成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攸关势力。所以，“难科大”此生命里注定就是以“难”字开头。繁写的“難”字，且将左边附会成“革”字，右边附会成“佳”字，由此算上一卦：“难科大”要不难，继续改革才是唯一出路——希望真正的深圳精神继续发扬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