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新民主主义这个词的时候，仿佛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高考的焦虑状态，说实话，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也就是在那时最强烈、最清晰，所依据的，是政治和历史的课本。其后，基本被滚滚红尘和商业大潮冲击得忘了自己是谁，直到看到刘源将军作序、张木生先生所著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记忆才一下子仿佛回到了原点。

　　在普天同庆党的伟大生日时，张木生先生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而对我们目前社会的文化历史观充满忧虑，在读李零先生的著作后，更是不吐不快的写出了洋洋数十万言的关于价值观的反思，光这份执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就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老一代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多少从私下里是希望自己能过一个好的晚年，而张木生这一代人，却担忧的是国家的未来和后代子孙的福祉，在和平年代，能居安思危，对社会不平事拍案而起，对国计民生进言献策，就更令人感佩。

　　在张先生书中，中国目前应该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新中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社会矛盾相对平缓、人民群众干劲冲天的年代。相对于近年来腐败横行、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拆迁如同战争、物价如同火箭的民生现实，张先生提出建立工会和农会，与资本方进行谈判，而党和政府则可以担当裁判员的角色，那么，社会矛盾势必不会激化到今天这个地步，贫富差距也不至于到了影响稳定的程度。因为，这一切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并未发生，而那时的中国，则是各利益群体都能大致满意的年代。

　　然而，50年代“一五计划”的良好势头为何未能延续？仅仅只是领袖的判断出现了问题？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建国初期，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工人农民需要通过生产来改善生活，资本家在战乱结束后能获得稳定收益，也愿意拿出部分利润分享给工人——总比被兵痞抢了去的好吧。于是，双方的矛盾被搁置，都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这一点，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建设有着类似之处。然而，时间一长，资本的逐利天性和权力的寻租本能相继迸发，权钱勾结几乎是一夜之间遍及中国——所以，“三反”之后又是“五反”，《论十大关系》之后又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便如此，当时的工会和农会也未能和政府、资本家达成一个共识，反倒是官员纷纷因为腐败而落马，工会、农会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痛定思痛之后，出于“改造文化历史观”的需要，领袖提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道德高度，希望以“每日三省吾身”的方式，彻底革除掉私心杂念、封建陋习。而其结果，私心没有了，社会的发展也停滞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

　　所以，新民主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也曾有人提出回到“一五”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方式，但小平同志却在反对极左的“两个凡是”和极右的“全盘西化”的同时，也没有单纯回到新民主主义的“一五”时期，而是坚持改革和创新，通过特区模式、引进外资、开放搞活等一系列新的政策使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我想，关于“一五”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过渡政策，他老人家是亲历亲为者，之所以不走老路，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不走老路，并不意味着忘记历史，我认同张木生先生所言，在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兼顾了当时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而目前中国的现状，则不是这四类人群的利益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的格局是跨国资本和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势、争夺越来越激烈的结果——外企垄断着信息、技术、资本，国企垄断着土地、资源、产业政策，随着被垄断的东西价格越来越高，劳动力的价值自然也就越来越低，物贵人贱、背景重于能力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也正是在这两大巨头的pk之下，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为了弱势群体。中产阶层的停滞和瓦解，也都是在一线之间。而要破解这种经济上的“冷战”局面，仅仅依靠新民主主义的工会、农会显然不够，而需要超越前人的智慧，才能开创21世纪中国的“开元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