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只名叫Aurora的恒河猴的脑部，开了一些小洞后，米格尔•尼格莱里斯(Miguel A. L. Nicolelis)博士在每个小洞里，植入700根头发丝粗细的微电极，这些微电极连接到微芯片上，用于捕捉猴子大脑皮层的神经信号。

　　经过训练，这只猴子竟然能够把神经信号成功地转化成电信号，并控制电脑屏幕上的光标！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

　　美国杜克大学神经科学教授、杜克大学神经工程中心的创始人尼格莱里斯博士，在猴子身上实现了他称之为“脑机接口（Brain-Machine Interface）”的伟大实验。

　　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在2011年2月号的《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

　　大脑隐喻

　　在一本名为《身体的智能：智能科学新视角(Body Intelligence)》的书中，瑞士科学家罗尔夫•费弗(Rolf Pfeifer)和加拿大科学家约什•邦加德(Josh Bongard)，对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形成的“大脑隐喻”发出挑战。

　　他们认为，奠定计算机理论基础的图林（Alan Mathison Turing，1912.6.23－1954.6.7）模型，实际上是人的“所为”模型，而不是人的“所思”模型。

　　1937年，在一篇划时代的论文中，图林把人的计算步骤，拆解成若干抽象的要素，比如读取数字、移动纸带、写入数字，完成了抽象计算机的原理构建。在这一“所为”模型里，其实并未给出“人是如何思考的”这个根本问题的清晰解答。

　　然而，不知何故（这一点值得深究），后来的计算机发展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一点。图林机成为人脑计算的隐喻，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通用问题求解（GPS）”狂热，成为诞生人工智能的起点。

　　更加不幸的是，费弗和邦加德认为，“大脑是计算的核心”这一隐喻，被偷偷替换成“大脑是思维中心，控制中心”的信念。过去半个多世纪时间里，神经生理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甚至哲学，都在致力于发现大脑的精细结构，发现大脑的皮层、松果体、垂体、海马结构，与人的计算、思考，乃至情绪的关系。

　　学者们显然大大忽略了两件事情：其一是身体的作用，其二是环境的作用。

　　前者，即费弗和邦加德提出的“具身性智能（Embodiness Intelligence）”，其主要意思，就是说人的认知过程，其实是沉浸于环境的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中涌现而来的。换句话说，人的认知，并非是简单的“观照”、“思维”、“反映”的机械过程。

　　后者，则让现代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痴迷者们，发现了“群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价值。学习蚂蚁社群、大雁队列和深海鱼群的行为，使群体涌现出的有序性和秩序，成为社交网络的新的景观。

　　脑网络的行动者

　　看到“具身性智慧”和“群体智慧”的重要性，还只是解放了思想，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笛卡尔以来聚焦“个体”，区分“主体与客体”的思想传统，遭遇了彻底的颠覆。但在实践领域，还缺乏能让技术天才和思想狂人们付诸行动的未来指南。

　　这一指南，在凯文•凯利(Kevin Kelly)《失控》一书中表达得异常清晰：人的机器化和机器的生命化。杜克大学尼格莱里斯博士看上去有点发疯的古怪念头和实验，正是这一“未来局面探路者”的脚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克尔（Sherry Turkle）教授指出，“当计算机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伙伴时，人类行为就大大改善了”。

　　尼格莱里斯试图在给人植入电子器件上走得更远一些。他设想未来的社交网络将不是如时下流行的Facebook这般笨拙——人们只能通过言语、图片、视频等“文本属性”的符号彼此接触和感知对方的存在。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舒适的、“可穿戴的电子外套”，甚至可植入的电子器件、导体（或者还有纳米器件、生物器件，我猜），彼此“联接起来”。

　　他把这种联接叫做“脑网络（Brain Net）”。

　　这种用于人脑互联的装置，叫做“脑波控制器”，或者干脆叫“脑机接口”。

　　“忘掉短信和微博吧！在这样一个以大脑为中心的未来，你或许可以与旁边的同事脑对脑直接沟通”，在2011年2月发表的那篇名为“如果‘灵魂’可以出窍”的科普论文中，尼格莱里斯如此写道。

　　这种“脑与脑直接沟通”，有赖于未来的电脑（此种电脑已经“渗透”到人的各种情境，甚至进入了人体）发展出新的计算能力，罗莎林德•皮卡德(RosalindW.Picard)在《情感计算》一书中，径直把它称作“情感智能”。

　　一则评论

　　社交网络的兴起，令诸多商家看到了巨大的人脉网络背后的商机。但是，关于社交网络深刻意蕴的挖掘，才刚刚开始。具体体现在：基于笛卡尔主义的还原论、个体导向的哲学，正在为群体导向的整体论哲学所取代；凝聚社交网络（或者说社会网络，社会的网络化）各个“节点”的粘合剂功能，远非传统的“社交要素（如面对面、语音、文本符号、表演、仪式、文化等等）”可以充任——个中缘由，大约是社交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传统人际关系所能承载的范畴；而且陌生人之间快速流动、变幻的交往常态化，以及偶遇式交往的多样化，正在令“社会交往”成为生活方式的重要主题——在此情景下，突破交往的“联接瓶颈”、“聚合瓶颈”、“体验瓶颈”和“信任瓶颈”，支撑社交网络的底层技术（人机交互和人际交往）需要要全新的视角。

　　尼格莱里斯的“脑机接口”，且不论其施用于人体的技术上的可行性，以及伦理道德层面值得商榷的诸多问题，至少有一点是发人深思的：基于传统符号、文本层面的交往空间，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交互能力”，令交互空间饱受信息超载、关系爆炸之苦——据此，发展出“伙伴关系”的人机界面，不但能极大改善交互体验，更主要的是，可能会改写“交互体验”的深层含义。

　　这一“交互体验”的深层方向，很可能指向“意义的赋值”，或者“群体价值的涌现”。

　　从这个角度看，当下的社交网络，的确还停留在“火力侦察”阶段，“试水”阶段；当下的社交网络的价值挖掘，要么是趋利的，要么是空洞的；在应对“符号化背景下意义缺失”的困境中，未来的社交网络能行多远，既有赖于技术底层的重大突破，也有赖于构造新的技术伦理——这一切，并没有清晰的图景。不过，我坚信这一点，它将不是被构造出来的，而是涌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