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话民主

“七一”前夕，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为庆祝建党90周年，都组织了唱“红歌”，出现了一股唱“红歌”热的新景象。

其实，唱“红歌”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并没有人号召和组织的情况下，就已经唱开了。人民群众本能的以强劲“红歌”来对抗流入大陆的港、澳、台，韩、日、新和西方歌曲。对此，大家都感到挺好的，谁也没有说什么。然而，一旦唱“红歌”被号召、被组织，由个人行为变为组织行为，“说三道四”就来了。

有言为证，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市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说：有些人唱靡靡之音，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我们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我们倒想问一问，《保卫黄河》、《歌唱祖国》这些都是救国的歌、建国的歌，唱这些歌何罪之有？

应该说，唱“红歌”没有罪，这是肯定下来的。如果，唱“红歌”一旦有罪，麻烦就大了。但是，对唱“红歌”有“说三道四”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人世间，除非不干事，一干事就必然有“说三道四”，这很正常。唱“红歌”搁在30年前谁敢“说三道四”？现在唱“红歌”有“说三道四”还不是因为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局面被打开了吗？唱“红歌”会有“说三道四”一点也不奇怪，这恰恰证明大家对唱“红歌”在乎。如果，人们对唱“红歌”不在乎，没有什么反应，一派叫好，那则说明对唱“红歌”无所谓。群众对唱“红歌”有话讲，正说明唱“红歌”已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把思想工作送上了门，政治工作有事可做了。因此，对唱“红歌”有“说三道四”，应该这样理解，也必须这样理解。

对唱“红歌”有“说三道四”，我看无外乎有以下“四个”具体情况：

第一，“说三道四”是因为人们对“红歌”听不懂所造成。欣赏歌曲，只有具有欣赏歌曲素质的人才能欣赏。对于歌曲欣赏素质不高的人，是欣赏不了歌曲的。像《保卫黄河》、《歌唱祖国》这样高雅的歌曲，真正能欣赏的人不多。尤其是，《保卫黄河》能听懂更是极少。所以，唱《保卫黄河》，用对牛弹琴来形容，是再好不过的了。唱的听不懂，“说三道四”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说三道四”是因为人们对“红歌”与“老歌”有争议所致。其实，人们并不反对唱“红歌”。唱歌的人，都是一人一个风格。听歌的人，都是一人一个标准。人们反对的是不加于区别的把“老歌”当“红歌”。歌曲都是劳动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创造的。地方戏剧，包括国粹京剧，都是来原于民间小调。把“老歌”统统说成是“红歌”，人们当然要“说三道四”。

第三，“说三道四”是因为人们对唱“红歌”有“麻花”心态。唱歌无非就两个目的，一个是心灵求真，一个是娱乐开心。唱“红歌”一般都是抒发内心的情怀。老同志唱“红歌”是怀念过去，青少年唱“红歌”是想还原“红歌”时代。但是，中国有的人有个怪脾气，麻花”心态，“拧巴”着来，他要高兴唱，你不叫他唱，他非唱不可。如果，一旦号召和组织他唱，他就“说三道四”了。

第四，“说三道四”是因为不能满足人们对“红歌”创新要求。有人说，青少年反对“红歌”，我看这话说的不对。有很多“红歌”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在音乐和唱腔方面比较老陈。现在，有的“红歌”经过提精、改进、创新和翻唱，很受青少年的喜爱。真正“说三道四”的倒是那些爱唱“红歌”的老人，他们好把“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红歌”装在手电筒里到处照，照哪看哪都不对劲，势必要“说三道四”。

人都是自尊的多，给予别人自尊的少。所以，对自己做的事，不喜欢别人“说三道四”。我认为，大家对自己做的事“说三道四”就是民主。今年“七一”，为感恩社会主义煤矿，我创作一首《赞歌唱唱恒源矿》的歌曲，从创意、选曲、作词到教唱、编排直至演出，大家一直都在“说三道四”。开始，我对“说三道四”，也是不高兴。后来，我发现大家之所以“说三道四”，是他们对《赞歌唱唱恒源矿》这首爱党、爱国、爱矿、爱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的“红歌”在乎，目的都是想把《赞歌唱唱恒源矿》唱好。于是，根据大家的“说三道四”改了几十次，直到上台前还在改，最后演出非常令人震撼，应该是“说三道四”功不可没。

不怕群众意见大，就怕群众不讲话，群众“说三道四”正是极好而又及时的民主建言，只要我们丢下面子、放下架子，认真倾听群众的“说三道四”，把“说三道四”中有助于事情办好的建言，加以吸收运用，就一定能把事情做的更好。现在，有好多的事情办的不如人意，甚至与党中央的要求差距较大，说到底就是“说三道四”太少，或者是对“说三道四”重视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