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长安不是说出来的……
世界史上最大的第一国际大都市遗址·
------唐长安城遗址.
古代长安城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
中国唐朝:我国为世界第一号强国
GDP约占世界的1/4
1000余年的发达国家历史......
唐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堪称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
--大唐帝国。
唐代中国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威力远播,同当时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形成鲜明对比。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加之统治者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从而使中国封建文化,经历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激荡之后,步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期——世界性文化的时代。
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唐长安城唐代的长安城,是在隋朝首都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不仅有高大的城墙、雄伟的城门、宽阔的街道、整齐的坊市,还有壮美阔绰的宫殿皇苑、宗庙社稷以及众多的庵堂寺观等等。
当时长安城人口已近百万,所以它也是闻名世界的第一大城市。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汉长安城的2.4倍、北魏洛阳城的1.2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唐长安城分为外廓城、皇城、宫城三个部分,外廓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和宫城。宫城是皇帝和嫔妃的居住地,皇城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外廓城为居民居住区。唐长安城设计非常严整规范,街道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走向。全城共有纵横的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将居住区分为110个坊。宫城是唐代的政治中心,最初有太极宫和太极宫东西两翼的东宫(太子居住)、掖庭宫(嫔妃居住)。唐太宗在太极宫东北扩建大明宫,加上唐玄宗建在明春门北、东城墙内的兴庆宫,形成三大宫殿区,也称三大内。太极宫为西内,是唐初政治中心;大明宫为东内,是高宗以后的政治中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明宫遗址内的含元殿遗址、麟德殿遗址(麟德殿分前、中、后三大殿,以中殿为主殿,周围绕以回廊,并有东西对称的东亭、西亭、郁仪楼、结邻楼。其气魄之大,超过了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三殿相连的建筑形式,也以此殿为开端);兴庆宫为南内,是唐玄宗处理政务及与杨贵妃长期居住的地方,现兴庆公园只是其遗址的一部分。其建筑高大雄伟、气势磅礴,体现了大唐盛世的风貌。当时从三大内沿东城墙筑有夹城(夹道),皇家车马穿行其中而外人只闻其声。夹城道路可直通曲江池,设计构思可谓周密。
据史书记载,高宗李治显庆三年(658年),长安出现
100多万人观看玄奘法师迎接慈恩寺碑的盛况。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二三万人。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使节到长安,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唐仪凤四年(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不少人在长安长期居住,并供职于唐王朝,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晁衡),在长安生活近40年,官至正三品;吉备真备在长安留学17年;景教波斯僧人伊斯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等等。长安著名佛寺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寺中,都居住着外国高僧。市面上有波斯人开的商邸和珠宝店,有西域人开的胡姬酒肆。突厥、回纥、大食、波斯、拂菻(东罗马帝国)的商人出入于市肆中。西方的良马、毛皮、珍禽异兽、珠宝、香料、药材、玻璃器皿等输入长安,长安的丝绸、瓷器、茶叶、工艺品等输往西方。宗教、文化、艺术方面,印度的佛教、历法、梵文的拼音原理等促使唐代各大佛教宗派、《大衍历》、守温36汉语声母的产生。西域音乐、绘画、服饰、饮食、体育活动在长安大受欢迎,如霓裳羽衣曲、胡旋舞、柘枝舞、凸凹画法、菩萨蛮装、婆罗门轻高面、打马球等等,都是人们常提到的。唐代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等风尚等又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如日本京都城仿长安城格局,平安京建筑仿含元殿式样,奈良王朝仿唐宫廷制度,日文借鉴汉字创造,饮茶仿唐茶道等等。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如佛教、音乐等等。唐长安城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
全球华人的聚积地是唐人街,谈起唐代来几乎神往,古长安是大汉民族政治文化中心,恨不得到大唐长安去过两天舒心日子才好。实际上,唐代长安的老百姓也不好过。那繁荣的市场和令人赞叹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好处。就拿学界津津乐道的唐长安城来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城内的市民就能沾上多少光。那个庞大的城垣,只是皇权物化的极致而已,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它的规模巨大、宫阙辉煌、布局规整、市场繁荣,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特别是皇权与社会的对立。
在唐代长安,规模巨大的城垣和辉煌耀眼的宫阙,毫无疑问是为了体现并象征皇权的神圣与帝国的伟大,而不是其他。这种皇权的神圣和帝国的辉煌,不是建立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对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为了压榨出编户齐民之“小”;高耸入云的宫阙,正是为了比照出芸芸众生的低下。今天,我们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会得到这种感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站在午门外,你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见拙作《中国城市布局的历史轨迹与现代走向》,载《街道》1994年第6~7期合刊)。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既嵯峨又呆板,既宏伟又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差。在这种辉煌面前,你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你还能感到什么呢?在长安城中,最威严的莫过于宫城,其次就是皇城。宫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普通百姓看着就会发抖。后人对它的自豪,不过是现在的你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当初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你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
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最明显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参见《长安志·唐京城》和《唐两京城坊考·外郭城》)。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长安志图》卷上)。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长安志·唐京城》),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见《长安志》开明坊、升道坊条)。由此推测,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的呆板整齐,宋人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吕大防《长安志图》语)的“一代精制”,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无需多辩。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长安志·唐京城》注)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达176.4米,通城门的大街多宽100米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20至25米(《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专制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许多人都对长安的市场繁荣深信不疑,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许多问题。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而规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业区限定在两市,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活动的实际是高度不适应的。如果说长安市场贸易有过繁荣的话,那也是一种专制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考古实测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过1平方公里,相对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商业区实在是太小了,仅仅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时还在东西两市设立了常平仓,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当一区地盘。常平仓的储粟大约在二三十万石之间(据《唐会要·常平仓》载:元和六年宪宗赈济京畿饥荒时的诏文有“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之语),其面积不会太小。常平仓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机构占地之后,真正的贸易区域实在寥寥无几。在这样一个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市场中,到底能容纳多少大商小贾,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够受惠其间,是大有疑问的。仅仅从规模来看,也可以断定东西两市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的市场。同整个城市布局相适应,东西两市的建筑规整划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划分为九个区域,市中央设置市署和平准局进行管理。各种店铺集中设置,形成不同的“行”。为了求得店铺的整齐,中宗时曾专门下诏称:“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唐会要·市》)这种禁置偏铺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日的禁止占道经营,因为唐代两市的道路两侧有两米多深、近一米宽的水沟,偏铺不可能伸展到水沟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设置、显然不是经济规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现。所谓的“行”,并不是由贸易活动自然形成的行业,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某某一条街”。这种集中设置的行,不是商贸活动的发展需要,而是一种“供给”制的需要。如果从东西两市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从政府的“方便”来考虑,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东西两市的位置,都临近皇城和宫城,这只能说明其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著名。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唐国史补》卷中)。其实,这同现今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论据不足。另外,最为文人称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楼,恰好就紧挨着皇城。看来,即使在古代中国,色情业只有紧紧傍上权贵才能昌盛,早已成为铁定的法则。东西两市的店铺规模都不大,1961年发掘的西市房址遗迹,最长的不过十米,最短的只有四米,进深均为三米多。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店铺乃是官贵修造,租赁收利。从店铺的租金来看,其商业的繁荣程度颇有疑问。众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着铺面商业利润的高低。而在唐朝最为繁盛的时期,官定租金限价月不过五百文。玄宗曾为此颁发诏书称:“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全唐文》卷32)。显然,显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测出一间铺面的每月利润是十分有限的。至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对两市商贾的“借钱”盘剥,增加商税,括僦柜质,间架除陌,特别是宫市白望,已经有多种文章述及,对商贸活动的打击摧残累累见诸史篇。值得注意的是,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才搜刮得八十万贯。经京兆少尹韦祺建议,又按僦柜质库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万贯(《旧唐书·德宗纪》)。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动用国家暴力、激起了罢市抗议的行动,几乎扫荡了长安市场,所得不过如此,仅够帝国两个月的开销。即使考虑到富商的抵制和隐匿,也反映出长安商贾的资本和流动资金十分有限。长安市场的所谓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从房地产角度看古长安在中国都城史上最具有代表性
长安城的设计建设,就其本质来说,是皇权的物化,它给予人们的观感,是天子的威严和王朝的神圣,是和当时的皇帝制度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它充分反映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威严,而远远没有经济中心的风采。史学研究中,往往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下意识的偏差。同样是大兴土木,秦造阿房宫就是暴政的罪证,汉修建章宫就是强盛的象征。
对待唐长安城的研究,如果不囿于“盛世”的先入之见,我们则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被我们有意无意遮蔽起来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至今还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改头换面反复再现。如市民望而生畏的某些政府大楼,如只有长官意志而没有经济效益的某些市场商厦,如一窝蜂上马的某某开发区或某某一条街等等。尽管时代变了,形式变了,但文化传统的延续,历史基因的遗传,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一辩+一争。
尾声: 昨日长安雄风不在! 昔日罗马光荣永存!
大唐昨日雄风,长安盖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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