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的观察中，“许云鹤案”向人们传递着某种社会信号当社会规范、法律规范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还原成丛林法则般力量对比的关系。

　　“所有人都在黑暗中厮咬着。”季卫东说。

　　“不信法，也不信人，还能相信什么？”有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对于天津市29岁的许云鹤和69岁的王秀芝来说，这是一个有些煎熬的夏天。两年前的一起民事纠纷，两个月前的一纸判决，让这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同时坠入舆论漩涡。

　　没有摄像头，没有目击证人，司法鉴定无法确定“原告与被告车辆是否发生接触”，两年前那个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如今已经变成一场说不清楚的“罗生门”。许云鹤说，看见老太太摔倒，他停下车来搀扶，却被反咬“撞人”。而王秀芝则称，许云鹤车速太快，把自己撞倒在地。

　　2010年年底，王秀芝将许云鹤告上法庭。2011年6月，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要求许云鹤向王秀芝支付包括伤残赔偿、医药费在内共计10.8万余元。

　　2011年8月22日，“许云鹤案”二审开庭，但并未当庭宣判。

　　红旗路上的“罗生门”

　　2009年10月21日，那本是极为平凡的一个上午，11点45分，当时担任天津电视台“综艺食八街”栏目摄像的许云鹤由南向北行驶在红旗路上，王秀芝则提着一只紫色手提袋，刚从大女儿家回来，打算横穿这条双向八车道的马路。

　　然而，接下来的故事，有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

　　在许云鹤的叙述中，王秀芝第一次进入视野时，还在对面的车道里横穿。那时，他还在以30公里左右的时速行驶在左转车道上。

　　然而，就在距离王秀芝只有一个车位的距离时，这个“头发全白了”的老太太好像被护栏绊住，没站稳，向前踉跄了一下摔倒在地。

　　“心疼了一下”的许云鹤将车停靠在距离王秀芝两米左右的地方。

　　他告诉记者，下车后曾尝试扶老人坐起来，可只要稍微一动，老太太就发出“哎哟”的呻吟。于是，他拨打了120。

　　然后，王秀芝向他借手机，说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傻住了”。

　　“我让人给撞了！”

　　许云鹤一下子觉得“眼前的奶奶很可怕”，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机拿回来，站远了一些。

　　然而，根据王秀芝在法庭上断断续续的陈述以及记者对其大女儿王莉萍的采访，这个故事却像录音机里的磁带那样，“咯噔”一声翻了个面。

　　“他开得多快。”在法庭上，王秀芝指着许云鹤，嘴唇直哆嗦。她说自己当时已经迈过护栏，可有一辆车斜着开过来，她退了好几步，还是没躲开。王秀芝被撞得趴在前车盖上，然后滑下来摔倒在地。

　　经医生诊断，王秀芝右胫骨平台骨骨折、右膝内外侧半月板损伤，需要手术治疗。

　　许云鹤的车到底有没有接触王秀芝，成为双方争论焦点。然而在一审中，法官认为，即使没有接触，也存在王秀芝被许云鹤的车吓倒摔伤的可能。这一推测遭到网友讥笑，认为法官很有“想象力”。

　　据王秀芝主治医师、天津市人民医院骨科医师张寅龙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提供的书面证明显示，王秀芝自己摔伤的可能性很小。“这是根据医学上多年的医学积累和实验数据得出来的。只是做医学上的推断。”他对记者解释。

　　无处不在的陷阱和漏洞

　　许云鹤是在出事后才知道“彭宇”这个名字的。然而，在大多数网友的眼中，他的遭遇让人迅速联想起那个南京小伙子。

　　4年前，彭宇下公交车时，遇到摔倒在地的徐老太太。他说自己把老人搀扶起来，老人却称是被他撞倒在地。结果法院一审判处彭宇支付赔偿金4万余元。该案二审达成和解，但并未披露具体内容。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看来，“彭宇案”是一种“墓碑式”的判决，它传递了一个恐怖的信号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可以被模糊掉，在双方都没有确实的证据下，这样的判例意味着：“没有证人证明我没撞的情况下，就算我撞了”。

　　“彭宇案”发生后，仅在南京一地就出现了多起老人摔倒在地无人敢上前搀扶的情况。一位80多岁的老人早上骑电动车买早点不慎摔倒，满脸是血，蜷缩在地，随后他喊了一句：“没人撞我，我自己摔倒的，帮帮我。”还有一位82岁的老人，摔倒在地后不停呻吟，路人围观了15分钟，终于有三个人站出来，相约互相作证，才把老人扶起来。

　　有人感叹，“彭宇案”后，“社会道德滑坡三十年”。在微博上，许云鹤被网友定义为“天津版彭宇”。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说，在许云鹤案的一审判决书里，他看到了彭宇案的影子“公平原则并不公平的悖论”。

　　在季卫东看来，引起争议的判决可能来源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公平原则，比如第132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这一出于避免受害人无法举证对方过失而不得已承担所有损害的“热血法条”，却在实践中导致“冷血判决”即使毫无侵权过失的公民，也可能被责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甚至包括见义勇为的好人在内。

　　何兵告诉记者，在基层法院，这种“和稀泥”的审判方式并不鲜见，季卫东也提到，“司法系统往往不是追求一个正确答案，而是各打五十大板，或者按照四六分成”。

　　更让季卫东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证据制度存在的巨大疏漏。“谁说了算，不是由谁的嗓门大决定的，应该由科学专业的职能部门作出鉴定和判断。老太太是被汽车撞倒的，还是自己摔倒的，通过医疗鉴定应该可以判断。包括汽车碰到的部位，油漆磕碰痕迹是否能对上，都是可以鉴定出来的。”

　　然而，曾被红桥法院询问的医师张寅龙表示：“这个我判断不了，应该由法医来鉴定。”

　　另据王莉萍回忆，母亲出事8天后，一位警官打电话要老太太当天穿的裤子做痕迹鉴定，她告诉对方裤子已经洗了。“那甭拿了。”电话那边这样说。

　　这些漏洞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上密布的网眼，为这场“罗生门”埋下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司法失去了权威，大家只能在舆论中寻找相对的客观性。最后变成了主观与主观之间的较量。”季卫东说，“制度的不完善让这个问题变成了让人心寒的伦理问题当一个人无力承担责任时，可能必须要找一个人承担。”

　　季卫东说，“许云鹤案”向人们传递着某种社会信号当社会规范、法律规范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还原成丛林法则般力量对比的关系。

　　“所有人都在黑暗中厮咬着。”季卫东说。

　　无论谁撒谎，都让人寒到刺骨

　　然而，就在所有人将矛头指向荒谬之时，另一种声音也在网络上出现：“假如是许云鹤撞了人，但是因为证据不足，那么他完全可以说自己当时停车是去救人。那么以后那些躲过监控镜头的交通肇事人会不会如法炮制？我们对谁都没有成见，但双方肯定有人撒谎，甚至都在撒谎。无论是谁撒谎，都让人寒到刺骨……”

　　事实上，早在“彭宇案”发生时，便有媒体从伦理学的角度这样解读：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跌入一个伦理道德空白的深渊。人们回到了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然状态：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普遍焦虑、恐惧的事情。

　　季卫东引用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当人们缺乏对社会契约的信任时，就会重回“万人对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相当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下，他们互相反咬，甚至互相吞噬。

　　在季卫东看来，这种现象在许云鹤一案中很明显。“当社会规范、法律规范都不能发挥功能时，舆论就作为一种规范开始起作用。”

　　“不信法，也不信人，还能相信什么？”有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液态化，整个社会都是水一样流动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制度框架和行为标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混乱地博弈。”季卫东说。

　　开庭前，许云鹤曾经设想过，如果有可能和王秀芝说上话，他打算告诉她：“奶奶，衷心祝您早日康复！”但这句话最终没有机会说出来。在这场90分钟的庭审中，这两个命运被纠缠在一起的人，几乎没有对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