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海啸，人人惶惶不安，彼时冬季达沃斯主题为“构建危机后的世界”。当时中国总理温家宝做出了《坚定信心 加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特别致辞，令人印象深刻；如今，近三年过去，全球经济的窘迫处境似乎没有根本改善，夏季达沃斯的热门话题也似乎也一如当年。

　　本届夏季达沃斯主题是“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席间不仅温家宝再谈信心，而且全球经济是否二次探底也成为热门话题——甚至一个重要讨论环节索性就命名为“全球金融展望：第二次大收缩？”

　　作为媒体明星，在大连参加论坛的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引起更多关注。朱民提出业界普遍存在三点担忧：第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会不会进一步蔓延到银行业？第二，美国赤字危机会不会进一步蔓延、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能力，会不会有第二次探底的危险？第三，会不会有严重的紧缩，去杠杆化的过程会不会停滞不前。

　　总体而言，朱民认为不太会出现二次探底，这也成为诸多媒体报章的头条。然而，朱民认为避开衰退存在条件，那就是“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危机中的非常关键和危急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和有效的措施的话，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如此看来，大众对于这一风险提示可能未能给予足够重视。通过近些年的应对危机的种种政策实验，无论监管者还是市场参与者，都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未来宏观政策的选择空间正在变得狭窄。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今后都将面临更多局限性：一方面市场动荡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日渐被认知，另一方面全球银行业去杠杆化尚未完成，经济变革所需政治代价令不少国家止步不前。

　　如此格局之下，姑且不论第二次收缩抑或另一场金融危机或二次探底，金融危机之前十余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目前看起来已经成为记忆。

　　“第二次大收缩”观点来自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等人研究，近些时日甚为流行。在他与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卡门•莱因哈特合著的《金融危机，这次不一样？》一书中，他们将21世纪头十年后期这场发端于美国又扩展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定义为“第二次大收缩”。

　　通过长达700余年、涵盖6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研究，他们认为无论金融危机以各种形式出现，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过度举债：无论政府，还是银行、公司或消费者，繁荣时期的过度举债会造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对于这一观点，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本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不久前就着力讨论了“第二次大收缩”，他甚至给出了对于 “二次探底”明确否定回答——“因为第一次衰退还没有结束。”

　　在2009年初，温家宝表示中国的信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靠“科学精神和求实的态度”：“首先，我们的金融基本稳定和健康；第二，我们国内的内部需求很大；第三，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扩大内需的政策。“

　　时移事往，回头来看温家宝的三点理由，也许可以为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走向提供参考。在2008年金融未击中，中国也许成功避免了经济避免8%以下增长，但是同时也付出了不菲代价，四万亿的政策效果的全面评估也许需要数年之后才能彻底显露。

　　理解危机只是解决危机的开始。肯尼思•罗格夫认为人性永恒，无论最近的金融狂热或金融危机看起来多么与众不同，都与其他国家或过去时期所经历的危机存在极多共同之处。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债务工具的不可或缺及其潜在风险，那么如何平衡债务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将是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普通民众都不能忽视的挑战。

　　本次危机中，全球如何化解债务与金融危机、如何重新厘定债务与金融运行游戏规则，将决定未来一长段时间内，全球经济的长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