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由来

    在我对哲学陈述中常见一个关键词语：‘媾和’。它泛指交战国为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和平关系所进行的整个活动过程。把‘媾和’理念引入哲学，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文化预设，‘全球一体化进程’要求人们把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统统整合在这个机体之中。然而，以个人理性面对世界、探索生活的人们，不削于什么人类命运、什么有机整体。相对他们沉浸其中的生存现实、知性状态，这些内容实在太过遥远。在他们看来，只要运用各种社会手段消解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人的命运便被他此在的生存状态牢牢地掌握了。这让我们想到让.保罗.萨特的格言：“存在先于本质”。意思是说，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人是有作为的自由人，而不是应当成为什么人。两相比照不难发现，两者在对人的认识上发生了分野。

    在这里，人的自由意识正在遭遇全新的社会存在：亦即经由所有国家和个人参与其中的全球经济生活，一种可以确定认识活动的科学性、正当性及合法性的属人存在。这就把社会存在在其类属于人的现实关系上，纳入人类“思”而知“在”的本体论范畴。然而来在个体理性，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被看做同一个世界，诚如高清海先生所说：“它们都是由人和物两大类要素构成。只是由于在人和物之间存在着恰相反对的两重性关系，才显现出两个不同世界。”显然，作为对象存在的属人世界，始终处在倍受人类生命关注的理性视野。这是一个最能彰显人的精神、带有理性分辨色彩的世界形态；这个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总能凸显为为我存在的精神属性及其理性特质。而且，作为属人世界，必定有人的自由精神遨游其中，它遵循这样一种理性原则（抑或不能逾越的价值底线）：那就是人的自由精神必须是‘理性建设的’、‘类属于人的’。每每人的自由精神如此彰显，这个未被陈明的理性原则都得到尽人皆知的默许；这也是自由精神被人类普遍接受的前提和理由。只是这个‘理性原则’的辉光，常常被理性活动从出于意识个体的社会现实给遮蔽着。久而久之，但凡依托理性个体对于属人世界构成的语言所指、意识分辨，直接成为人们观察世界的认知原点：所有的认识活动、哲学理念都将从此出发，再以某种逻辑自洽的思维方式、方法论原则，从对象发面寻找回归个体认识的理性之路。即便这个过程参与了人的社会实践，这实践本身同样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复又回归到理性个体的认知原点之上。

    与之不同，当今人类正待面对的‘全球一体化’，是有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媾和其中的属人存在，也是把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的发展命运直观其中的现实世界。从进化论的角度说，它还是人类从对象世界向着个体认知原点的理性回归中历史构建的人化世界。具体说，作为属人存在，它带有“思”而知“在”的认知性质；作为现实世界，它凸显出世界变化与人类命运的不可分割性；作为人化世界，它具有作为人类社会官能的内在机制和物质属性（参见拙作《新的社会学原理》：“以人为本、以类为根”）。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特殊系统质，‘全球一体化’方才在它类属于人的三重关系及其概念蕴含上，具有了互指、互证、互构的“知性功能”和“逻辑属性”，且在系统整体的社会功能上延展出类属于人的社会生命特质。就是说，人类一旦学会从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看世界，并在他们/它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学会从对象方面发现把自身以类属的生命意义和文化价值，这类性质的‘全球一体化’就会把人带入一个崭新的社会生命维度！

    重要的是，来在这里，人类观照世界的主体及其发展视域根本改变了：人的理性和哲学，不再从个体理性出发，去对象世界寻找回归理性个体的认识之路；而是在他们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根据社会存在类属于人的三重关系及其对人类命运的整体帷幄，处理和抉择人和对象世界间为我客观化的目标取向与发展关系。但是，如果罔顾人类历史正待缔结的这一进化现实，面对同样的世界，人的发端于个体理性的种种认知，就会陷入个与类，群体和社会四面楚歌、无法相融的生命境地，以致与开创未来、构建人的社会生命维度失之交臂。这又令人想起萨特的另一句话：“他人是地狱”。

    回顾迄今为止的发展历史：不同地域的族群社会，原本就是先在于认识的存在本体，而人和对象世界的二元对立，则是主体把自身从自然界提升出来以后的事情。一直以来，人类总是以后一种生存状态看世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为此做出恰当的诠释，以至人类通过思维和存在、联系与变化的时空有序环节，把对象世界中的现象、变化和本质，从人们“思”而知“在”的认识活动中昭示出来，藉此使人的命运获得理性的社会指引。来在当下，‘全球一体化’把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国家和个人，统统整合在它们/他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市场-文化运作）。这个基本现实，迥异于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个体理性无法将人类的实践文化直接作为人们“思”而知“在”的认知原点。除非改变观念方式，否则“思”而知“在”的理性个体最多做到‘世界可说’、无法做到‘参与运作’。因为两者根本处在不同问题的观照层面上。

    现实的境况是，人们的习惯意识，更多停留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他们既不能在同类个体间达成认识上的‘和解’，亦无法在二元对立中洞见属人存在，却依然固我——试图在旧有的认知原点上延续以往的哲学创新。故而，欲改变这种矛盾的境况，就必须重新确立人类理性的‘认知’原点，亦即顺应‘全球一体化’的存在现实，首先在所有国家和个人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互为生命对象、互为文化载体，互为价值摹本、互为社会感官；藉此全面发掘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这样，就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市场与市场之间、发展与发展之间——相互媾和、彼此类属。惟其如此，才能使价值与价值互构、生命与生命同行、认识与认识和解，最终完成人类观念方式的根本改变。否则，继续因循“思”而知“在”的逻辑理性，必将陷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怪圈。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一个端倪：处在旧有认知原点的人类理性，是在个体认知基础上来形成，它是人类关于世界看法的抽象的社会一般；而在人类实践文化原点上构成的人类理性，则把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直接媾和在人类发展同他们/它们不断拓展的属人存在之间。单就后一种人类理性而言，它在功能上，是通过人类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把对象世界（包括对象领域）适合人类发展的社会一般尺度传导在人之为人的社会生命活动之中。乃至就其人类理性的社会性质而言，它更像是人的社会生命理性。据此可以断定，‘全球一体化进程’需要的不是抽象的认知理性及哲学，而是奠基在人类实践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生命理性和哲学。

     二、‘媾和’理念之前的人类理性和哲学

    把‘媾和’理念援引到人类对当今世界看法的哲学视域，首先要廓清从前哲学不含有‘媾和’理念的一般状况。为此，笔者将已故哲学前辈原吉林大学高清海先生关于世界统一性的有关论述转述于此：

    高清海在《论哲学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写道：“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当着人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变为主体，而把自然物质变成‘为我存在’的客体，同时也就使世界自身两重化，出现了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这一崭新的矛盾关系。”他指出：“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而无论存在观点或意识观点，都是以‘归并’方式去解决二者的统一性的，在它们把一个世界合并或还原为另一个世界之时，必然否定另一个世界的独立的内容和意义。”也就是说，“从存在观点出发建立的只能是自然世界的统一性；从意识观点出发，建立的只能是属人世界的统一性。而不论哪种观点中，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同样都处于分裂和对立的关系”。“实践作为主体按照一定目的变革客体的感性活动，属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否定性的统一活动。它既表现着人和物之间的自然关系，也表现着二者之间的属人关系；它既属于区分人与自然的活动，又属于统一主体与客体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了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两重化的根源，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理解和认识世界现象的矛盾关系，由此才建立起否定性统一关系的世界观理论，从而实现了哲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同上文）

    这里，高清海先生的言说的世界观完全是立基在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理性个体之上。在他看来，“世界观主要解决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分裂的属人世界与自然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矛盾”，广义上说，它是人们关于世界看法的“否定性统一”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真实关系的历史刻画。直至今日，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尚未发现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存在过‘肯定性同一’的具体事例。在此之前，文艺复兴在人对现存世界的失落中完成它对人类理性的提升。此后，工业革命在劳、资关系上造成了长久对峙，资本扩张和垄断带给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接着，又是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和一超独霸的世界格局。即便目下的“全球一体化”，依然是持强凌弱无阻，双重标准盛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更加无所作为。这种与多元文化冲突、有违人伦道德的状况，使得‘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统一变得愈发无望：强权政治带来恐怖主义，金融投机伴随市场无序，快速增长造成大气污染，环境破坏诱发疫情扩散，资源匮乏正待引发新一轮国际纷争。。。。

    尽管人类意识到，这些发展失控都是人的理性之光带给人类命运的社会缩影，却从未怀疑以理性个体作为认知原点的认知经验及哲学。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感怀这种狭义理性的提升和个人命运的开解，殊不知，正是这个认知原点不可动摇的绝对化，方才在理性思维的极度扩张中（哲学理念中）默认了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间——在发展关系上的否定性统一。

    客观地说，人——作为理性个体，唯有通过理性提升，才能走向对自身命运的社会开解；才会把人的社会意识和发展欲求，引领到他们欲意把握的那类事物及其本质之上；才会在否定性统一的矛盾关系中，将人们在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历史积蓄的社会矛盾——带向危机整个人类命运的那个尽头。

    难道不是吗？今天的世界，已然把个体自我乃至他们同类相互一道的生产生活，纳入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然而来到其间，人与人、国与国、历史与历史、文化和文化，依然在各自文化传统和自我意识的深层理性中处在相互差异、彼此孤立、生命相殊的心理状态；以致人和世界的关系仍要在‘相煎何太急’的矛盾境况中猜想、建构。咋看起来，个体的认知理性，在某些文化国度中实现了自由和解放，但从这些国家人口占有的全球资源总量看，他们的理性提升、命运开解，完全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在发展关系上的要挟与控制。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事物和存在，不过是依据某种文化理性划分的对象存在物，谁掌握了理性认知的最终话语权，谁就代表了‘公认的’人类理性；而被理性驾驭的事物和世界，一开始就被视为客观、客体、对象和存在——永远置身于被理性者关注的“他者”之列；哪怕这个“他者”在本质上就是人类之本身！

    因此，在矛盾丛生、发展失序的一体化世界，我们反对有悖人伦、有悖道德理性的否定性统一，愈发青睐在互利共赢的相融性基础上通过市场运作、多边‘谈判’解决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同一性问题。以至，在‘否定性统一’四处林立的理性世界，‘媾和’一词，和经由媾和理念衍生的观念方式、文化视角，对目下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就变得相对温存了。

    当然，仅限于此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互利共赢的相融性基础都要通过所有国家（以平等资格）共同参与的全球经济生活来达成。抑或说，人类需要一种把彼此社会命运媾和一起、寻求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全球经济生活（类生活）；继而在他们/它们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文化基础上，化解从前以否定性统一蓄积给当代与未来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而且，所有民族国家、不同文化类群间的社会相融性，必须以他们/它们作为市场载体-文化主体为前提，必须以他们/它们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谋取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为目的。确定了这个‘前提’和‘目的’，就在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中，确定了类群个体和自己同类相融-互构的本体约定，也就确定了超越传统文化的人类文化蕴含：所有民族国家、不同文化类群，乃至游离其中的类群个体——均能以其独立的社会主体资格，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市场-文化运作中）生命相融、价值互构、相互类属。

    不言而喻，若取其一词，对这种文化生境的历史变迁做一生动描述，‘媾和’一词就显得恰如其分。它既反映了人们在新的发展层面，对从前‘否定性统一’思维方式的当下否定，又凸显出不同国家-多元文化间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易变双生、阴阳互构、相互拓展、互利共赢的内在文化禀赋。

    回眸历史，“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先把它分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然后再去寻求期间的统一性”（高清海）；来在当下，突然发现“媾和”一词从中凸显的哲学奥妙：人类在变换自然的活动中原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这个整体出发看世界，才是谋求发展、运思哲学的根本和要义！

     三、‘媾和’理念之后的人类理性和哲学

    将‘媾和’理念引入哲学，意在强调：哲学发展需要改变以往“否定性统一”的思维方式，转而在全球经济生活中，通过世界各国参与其中的实践文化，向着相互类属、彼此媾和的观念方式转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较于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经济生活，特别是相较所有民族国家参与其中的实践文化，以往那种仅从个体认知原点出发，和由此构成的个体理性及哲学——简直是自说自话。甚至可以说：由于个体理性同这宏大的发展视域间巨大的差异和不对等，理性个体难以发挥他们应有的社会主体作用，反而从中凸现出人的意识不在场的生命自性、本体自性。

    若让哲学从以往的困惑中摆脱出来，就要顺应人类社会业已发生的变化，改变旧有的认知原点（不再从理性个体出发），转而从类群个体和类群文化整体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出发，在理性个体与其同类互为对象、彼此互构、相互类属的市场-文化运作中，重新审视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

    进一步说，如果个人的理性总能在自己文化类群中自由彰显，个人的生产生活总能在自己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建构、延伸，这样的个体就不再是纯粹的理性个体，而是类群个体。

    类群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迥异于理性个体。它总是把个人的文化理性融合在自己文化类群相互一道的现实关系中，又通过这个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得以价值彰显。这样，类群个体看待世界的观念方式，就具有了为我客观化的社会性质和属人机制；抑或说，属人世界相较于类群个体的市场运作与实践，就具有了相互媾和、整体谐一的社会机制和属性。从前那种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间否定性统一的状况，就会因着这种本体融合、文化互构‘自动地’（逻辑地）同一起来。

    比较来看，从前的哲学，大都是以理性个体作为认知原点、复又回归理性认知的思维哲学，因而人们将认识论、方法论（所谓智慧）捧为至尊。在这样的哲学视域，世界中的一切只是作为人们可以感觉-认知的理性对象；无论人们如何变革实践、在人和对象世界间构筑起新的联系，人们只能在新的认识基础上了解它、认识它、分析它、运用它。说到底，只要世界上的事物作为存在对象被人的理性把握着，就注定了它们受控于个体理性的“他者”地位，进而通过理性个体赋予它们概念抽象的表征形式、思维运筹的逻辑框架，给出它们在理性世界的应有“位置”。否定性统一的世界观，正是基于个体理性的主体性-主观性，和对象世界的客体性-属人性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社会矛盾状况所建立的。它苛求理性个体在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思维方式上，常常在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折：1、首先区别于我、而后再在理性运筹的思维式样上归并于我。2、首先尊重客观存在，而后再按运筹其中的经验理性为我服务。这就注定了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否定性统一的历史宿命。

    当我们在全球经济生活中将“媾和”理念引入哲学，哲学的认知原点便发生历史性改变。它意味着，哲学的运思主体不再是纯粹的理性个体，而是通过他们类群社会的经济发展，及其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市场-文化运作），成为休戚与共的类群个体：亦即把个人的社会命运寄宿在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类群；将个人发展的可能与前景约归在自己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如此一来，理性个体就要以其作为类群个体的生存方式和自己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看待世界；就要以这种崭新的观念方式行思于物、运思哲学。来在这里我们发现，运思哲学的社会主体改变了，阐发哲学理念的逻辑始点提升了；哲学不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也不是凸显教育功能的思辨哲学，而是在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中，拥有其特定‘哲思主体’（类群个体）且与世界并行-相处、发展-流变的哲学。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两个方面共同推进的：1、自己本身的类，亦即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进化。2、属人客体的类，它包括外在于人、具有为我客观化性质的对象客体和属人存在。可喜的是，目下的全球经济，是把人类历史上生成的民族国家-文化类群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经济。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运作是有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媾和其中的发展性运作，也是所有文化类群可以把自身的社会命运寄宿其上、运筹其中、建构发展的社会过程。当着人们以其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资格参与全球经济生活，那些承载人类命运、类属于人的三重关系（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便以其作为人们社会感官的方式——在市场-文化运作中全面地启动了。这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铸就成全新的自主生活模态。在这个自主生活模态中，“自己本身的类”和“属人客体的类”可以通过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共居一域；可以根据它们的社会功能、文化性质，完好地结构在类属于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中；更可以作为人的社会感官，直接表征为链接人和自然相互一道过程的实践文化。因此，当着“自己本身的类”和“属人客体的类”，共同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生命文化中的有机部分，同时亦成为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文化因子、功能载体和拓展空间；它们一旦通过人类的实践文化整合在人和自然相互一道的关系中，同时亦成为有人的意识物化其上的知域构成。甚或无机的自然、宇宙，在它们为我客观化的功能展示和历史互动中，同样具有构造人类知域、彰显人类生命理性的物在性质。它们不仅成为人类知域构成的鲜活对象，传递无机界乃至整个宇宙间各种变换关系的现实载体，还将成为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类属存在物！

    具体说个人的知性是有限的，自在之物的自性是无限的，人类生存的奥秘就是探求如何将更多自在物及其自性纳入人类的知域范畴、为我所用。所以，人们需要将所有这类“知域范畴”，和“为我所用”的目标取向作为他们统观世界的知域构成。按此推论，个人的“知”并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纯粹身体的感知、认知和知道，“知” 作为一种伴随人类发展的生命现象，总要在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活动中，通过特殊路径、特殊环节，把人和世界并行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以某种最能彰显他们社会生命的价值方式凸显出来。

    如此一来，相对这一自然历史中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命现象，和媾和其中的‘人类知域构成’，个人的身体、个人的知道就显得十分有限、微不足道了。确切地说，人的发展不是单纯个人的发展，而是依托类属于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类群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我更赞同：人类在共同发展之中，一道分享那种最能把人的社会生命结构一起的知域构成。

    在这样的哲学视域内，世界中的一切，不仅是人们可以感觉-认知的理性对象，还是有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媾和其中的属人对象，甚至在逻辑上直接成为‘为我客观化的属人存在’。换言之，当着不同民族国家的理性个体，一旦把自己文化类群视为他们/它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载体、文化主体，进而通过这个主体把其他国家-文化类群视为相互类属、生命互构的文化对象，——那么，在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所有民族国家都将成为承载人的命运的社会策源地，所有文化类群都将成为理性个体把自身以类属的生命对象与价值证物。

    乃至，当类群个体以这种理性方式看待人和世界的关系时，人类理性更多地凸显为：他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追求，通过不同市场载体-文化主体而被不同文化类群（内在的发展需求）社会响应、文化策动的状况。换言之，倘若不了解自己文化类群在市场-文化运作中的社会主体需求，不能因应市场变化——将这需求变换成约归在现实和未来的价值期许和文化预设，继而把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纳入到推进人类和谐、社会进步的发展轨道，就不足以凸显人之为人的社会生命意义与价值。

    显然，当人们以其作为类群个体的方式来运思，他所启动的不仅是人的大脑，还包括了人的社会感官。因此，在人类社会感官的视域内，不再追究从前学科划分的事物和对象，而是通过自己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把它们视为类属于人、凸显不同社会功能的文化对象——追究它们媾和在自己文化类群乃至媾和于全球经济生活的整体运思状况。进而言之，倘若他的思维不是依托自己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他的运思过程便无法启动人之为人的社会感官，也无法凸显生命思维的社会功能与价值意味；倘若他的运思过程不能把全部对象事物，置放在人和自己同类相互一道的类属关系中去权衡、来谋划，就不足以凸显人和世界天人谐一的文化特质、交相辉映的逻辑属性。
  
    毋庸置疑，当着理性个体能够以这种理性方式看待人和世界的关系，当着个体思维能够以这种观念方式统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他便把自身置放在新的发展平台——完成了哲学观念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时的理性个体，不再以抽象的概念方式去理性，而是以类群个体启动他们/它们社会感官的具象方式来运思。

    确切地说，当人们学会以其作为类群个体的社会生命方式看世界，便会凭借他们人之为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开启人的社会感官；就会凭籍这三种关系媾和一起的价值目标和实践文化，直接同对象事物和世界构成市场运作的整体驾驭关系和文化运筹的社会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