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期，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我给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解构主义，它对传统的哲学和文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它不仅解构了古典主义，也解构了现代主义，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片精神废墟，导致了人类的精神危机。后现代主义在对一切进行解构之后，它还留下了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是我今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自己的哲学和文化，这个哲学和文化就是时代的精神，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现实关照和终极关怀的作用。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却没有找到答案。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学界对这个时代的特征有不同的描述，其中用“后”字去描述的不少，比如“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还有“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不同的说法。其实，所谓“后”什么社会，就是没有把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搞清楚，但却意识到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往时代的精神和文化不再适合我们，我们需要与我们的世代相适合的精神和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从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转型时期的精神痛楚，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要的哲学和文化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对古典哲学、现代哲学的解构，说明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只能作为我们的精神遗产而存在，它们曾经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而现在却不是了。我们曾经的精神家园不再适合我们了，这就像我们住过的老房子，又破又脏，潮湿灰暗，不适合我们再居住了，我们需要盖一座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这个“新房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和文化，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当这个“新房子”还没有盖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精神痛楚，精神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当尼采把上帝信仰从人类精神文化中清除之后，人类就进入到一个“无信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危机”。信仰危机的实质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信仰，而是我们不知道信仰什么，或者说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我们所要信仰的东西。当今时代是一个技术至上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些“主义”能否作为我们的信仰，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知道，“信仰”、“精神家园”是人文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科学性所言说的是“物性”，是人以外的世界的规律、本质和特性，依靠科学，人类只能建立起自己的物质家园，而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享乐和消费大行其道，而精神萎缩，不知家在何处的原因。人类精神家园需要重建，这是一个事实，且已经达到了共识，但如何重建，至今依然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信仰”、“精神家园”是和“人性”相关切的，是人的幸福、自由、平等和公平的根源所在。享乐和消费是人性，是人的幸福生活，但这种幸福生活是技术所创造的，我们生活在技术所创造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精神世界里，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困惑，我们迫切需要知道享乐和消费的理由。享乐和消费的人性根基是什么，是需要我们解答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再造问题。后现代主义把旧房子清除了，我们很高兴，说明我们快有新房子住了；但我们期待这一所新房子的创建，而这所新房子还没有创建起来，我们不能无所安家，我们有很痛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痛楚或精神危机。
我们需要解构以往的精神家园，清除它的地基。这一点，后现代主义已经做了。我们需要精神家园的重塑或重建，寻找它的地基，这一点是我们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所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清除了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之后，我们的哲学和文化还剩下什么？我们不再信仰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我们还信仰什么？当现代主义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我思”清除之后，就是剩下了“我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就是对“我在”的重建，这在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学中彰显出来，对人类生存悖论的求解和解答，是现代哲学的主题；当后现代主义把“我在”的本质和基础清除之后，我在就成为一个无根基、无理由的存在。现代哲学至少还承认我在的根基和理由，描述了人的存在是一个个性的存在，即“此在”和“共在”。而后现代主义却把这个根基也清除了，这还剩下什么呢？人类除了享乐和消费之外，还有什么呢？这就是人的身体。后现代主义把笼罩在人的身体之上的一切文化都清除了，就剩下了身体本身。这就是20世纪末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学、身体美学在西方兴起的原因。
如果说，享乐和消费是当代人类生活的主题，那么，身体就是享乐和消费的根基和理由。当代精神家园的重塑或重建，就是身体哲学和身体文化的重塑和重建，以“身体”为根基，重塑人类的精神家园，建构身体哲学和身体文化，就是当代哲学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