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饱受诟病且试行不畅的“共有产权”模式，当下却风靡全国各地，被地方政府奉为建设保障房的圭臬。

　　以上海为例，今年以“共有产权”模式建设的保障房，占上海全年保障房供应的47%，且早于7月底，共有产权房即已完成全年计划的72%。而青海省与之相比，更是将廉租房实行合同管理，明确廉租房可以实行“共有产权”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针对今年全国保障房建设1000万套的任务，各地采用“共有产权”模式完成的份额，将占到近50%——这显然有违保障房建设的初衷，今年两会针对保障房建设的讨论，早已明确“发挥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亦即是说，今年需要完成的1000万套保障房，公租房将占大头。

　　毫无疑问，共有产权房与公租房的本义相距甚远。共有产权房的关健点在于，房屋产权由保障户与政府共同所有，保障户所占产权的部分必须支付一定比例的购房款为前提，至于租金则是次要考虑；而公租房的本义，却是房屋产权由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全权所有，保障户没有产权亦无需支付任何形式的购房款，租金对于保障户而言则是重点考虑。

　　据此，我们可以认定，从产权属性和关健诉求点出发，共有产权房更偏向于经济适用房，而非公租房。而就真正解决保障户的实际困难而言，显然公租房解决的面更宽、且更彻底。那为何地方政府在今年保障房建设的具体执行中，与“发挥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的既定方针，却发生如此严重的偏离呢？更何况，“共有产权”模式，早于2007年由江苏淮安主导的试验已被认定为失败。

　　实际上，对于“发挥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既定方针的严重偏离，与其说是源于地方政府的主动创新，还不如说是源于地方政府无奈的选择。这种对“共有产权”模式的无奈选择，其根源即在于地方政府今年“财运不佳”，在面对数额巨大的保障房建设资金支出时，不得不进行变通。

　　根据今年保障房建设1000万套进行核算，起码需要投入资金1.4万亿元左右。这其中，虽然中央财政补贴1000多亿元，但仍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4000亿元左右，余下的近9000亿元亦需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融资筹集。而对于经受地产调控打压以及融资平台收紧的地方政府而言，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就地方财政支出的4000亿元而言，在去年延续至今的地产调控肃杀气氛下，今年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必然大减。再就由地方政府负责融资筹集的近9000亿元，在今年欧美债务危机持续恶化的影响下，我国央行加大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审查，不但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规模大幅收缩，而且针对原有债务更加大了还款压力。

　　在如此双重压力之下，无论是需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4000亿元，还是需要地方政府融资筹集的近9000亿元，完成难度均可想而知。这就为何在保障房建设进度的重重压力之下，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的保障房建设，仅完成了全年任务的1∕3。

　　但是，在今年保障房建设的既定目标面前，地方政府进度延缓的任何理由，均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今年２月由住建部代表国务院保障性安居住房工作协调小组，与各地政府启动的“保障房目标责任书”签定后，核定10月31日前各地政府必须完成针对保障房的所有分配任务，而且将保障房建设与地方主要官员的考核紧密挂钩，并再次明确“保障房建设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

　　在保障房考核大棒压顶、考核大限临近之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施展“财技”，用“共有产权”模式来解决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困境。而这虽然偏离了今年保障房建设的原有初衷，但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受限、融资平台收紧的现实困境之下，相关部委不得不予以“宽容”放行。

　　本轮“共有产权”模式主导的保障房建设，严重偏离了“发挥公租房在保障性住房中作用”的初衷。在这种与初衷严重偏离的背后，不仅更多的保障户可能因此得不到保障，更可能给地方政府产生谋利空间，从而滋生更多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