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发表了新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一个讲话，题目是《红十字会要学会做好日常慈善》，《广州日报》的编辑希望我对赵的讲话写一个评论。这可是个艰难的任务，因为这又涉及到“郭美美”这只曾经轻轻搧动翅膀就引爆了一场“慈善风暴”的小蝴蝶。在过去的一年中，也曾有学者想出面“主持公道”，但结果却讨来一片骂声。其实最明智的做法可能是让时间的流水去洗刷人们不愉快的记忆。但不幸的是，赵副会长在讲话的一开头，就又提起了现在已经颇具“名人效应”的郭，因此这个话题看来我也绕不开了。

　　据赵自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她曾经因“郭事件”而揣揣不安，但不料国际同行们却并没有把“这种没有证据的故事”当回事。当她听说加拿大红十字会“因为输血导致将近2万人感染艾滋病”时，当场作出“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故事” 的评价，身边的国际同行附和的大笑使她从忐忑中解脱。于是我们可以从言语中显而易见地看到她的释然：“我原以为，是不是只有中国红十字会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现在发现，红十字会的治理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是从记者的描述中了解赵副会长的“故事”的，但这个“百步”和“五十步”乃至“刚刚转身”甚至“看上去想转身”的故事中渲染的气氛至少使我感到很难受。当然，赵的结论“红十字会的治理是个全球性问题”绝对没有错。但赵的说法，加深了我从“郭事件”发生以来对红十字会，包括国际红十字会作了一些调研后产生的一些印象。

　　国际红十字组织是一个独立的、中立的国际组织，其使命是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的保护和援助，国际法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永久职责是为受到冲突影响的被关押者、伤病人员和平民采取公正行动。显然，国际红十字组织本身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公益慈善组织”。有业内人士打了个比方：红十字会好像是个政府的“备份”，在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乃至特大自然灾害导致通常意义上的行政体系难以发挥正常功能时，这个“备份”便被激活而起到保护和救助受害者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国（或地区）的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或会长大多由国家级的领导人担任。譬如美国、德国和中国的名誉会长都是国家元首，日本的名誉会长是皇后，英国的会长是王储，香港特区的名誉赞助人是特首。于是，各国（或地区）的红十字会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带有官方背景。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国际上，红十字会的行政化、官僚化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恐怕就是赵所说的“全球性问题”的大背景。近来，我曾多次发表过一个意见，即慈善组织的管理本来并非难事：慈善行动总会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以社会行动来帮助某一个社会群体；做善事肯定要发生成本，所以就要向社会募捐；要募捐，就要有社会公信力，所以善款如何使用就要向募捐者乃至向全社会“公开透明”，交代得一清二楚……只有这样，慈善行动才是可持续的。如果不公开、不透明、不交代，那自然就没有人捐款了，于是也就只能“Game Over”了。然而，慈善机构一旦有了官方背景，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机构无需向捐款者交代也照样能“持续”。所以，就有了慈善机构行政化、官僚化的问题，就有了“全球性”的“治理问题”。

　　为中国红十字会计，如今这样一个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化、官僚化的庞大机构，是不利于实现真正的“红十字”宗旨和目标的。尤其是红十字会还要扮演“政府备份”的角色，若失去公信力，到万一“备份”要“激活”时，麻烦就大了。因此，日常的公益慈善的功能应该被剥离，只保留总会和各省分会。其余的组织，包括地方的和行业的，可使其与总会脱钩而“民间组织化”，以别的名称重建一批公益慈善组织。

　　总会和各省分会应该有选择性地开展一些与“红十字”宗旨和目标紧密联系的工作。譬如北京市近年来试点的“红立方”计划：考虑到北京市建成区的面积越来越大，道路交通却越来越不方便，所以把原来集中在“999”急救中心的救护车，部分地分散到基层社区，以提高急救的效率。以此为基础，在基层社区也建立起一个综合性的社区服务机构，以特殊的颜色——红房子为标志，故称“红立方”，其中也蕴含着推崇“立体化服务”的意义。这样的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的规划设置，比起以往完全按行政区划“一刀切”的布局要合理，其可控性也会强得多。

　　总之，在“原来是全球性问题”的释然之后，红十字会更重要的是要做实事，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围绕“红十字”的宗旨和目标，做出自己的特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