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浙商为什么会取代粤商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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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浙商为什么会取代粤商后来居上？ 原文作者：moxiangcaizi
编者按：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商帮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生息繁衍，就像春季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发芽一样。同时，商帮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产物。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不影响着，决定着、制约着商帮的兴衰演变，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长出特定的植物一样。
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现代中国有两股驰骋纵横的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粤商，一个是浙商。如果说前20年因为占尽“天时、地利”，粤商成为最具江湖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草根出身的浙商帮奏响历史的最强音。
当粤商凭借天时地利率先致富的时候，浙商却在经历着创业如同针挑土的艰苦修炼。从1978年到1993年，即正式改革开放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前的整整16年，是广东外贸独占的时期。或者换句话说，这1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人的开放。这个时期大陆70%以上的外资是港资，30%才是所谓的国际资本。中国的开放促进了香港的繁荣，反过来香港又带动了与之一衣带水的祖居之地——广东。15年的外贸独占让广东完成了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又促成了广东经济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广东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又支撑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雄心壮志，这也是邓小平要第二次南巡的真正原因。
那么当时为什么邓大人要让广东率先杀开一条血路？为什么会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第一，广东历史上就有开放的传统，粤商因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很早就有海洋意识、国际意识，广东人的外向性很强。
第二，广东在地理上与香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开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资，又可以在经济融合中实现文化融合、精神融合，从而为平稳收回香港打下重重的伏笔。
第三，广东长期是“化外之地”，即使试验失败了，也不会成为“心腹大患”，不会伤筋动骨。
第四，当时之所以不敢开放上海，还因为上海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擎天支柱、“心脏地区”，别的支柱还没有立起来时，绝对不敢动上海。如果上海出了问题，就会产生“心肌梗塞”。
第五，按照共产党一贯的思维和经验，一般要先做样板，成功了才会加以推广。
为么说这15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的开放？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香港成了刚刚从闭关锁国转向开放的中国与全球，尤其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接的唯一通道。就像打排球，当时全国人民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转托给香港这个叩球手，香港再将球叩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叩向全世界。这样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同时也催肥了广东。
那时广东人赚钱与内地人相比简直太容易了，似乎遍地都是黄金。那时的民谣不是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钱少”吗？家长教育孩子说，“不好好读书，以后让你去当干部。”多少热血青年、志士仁人，抛弃工作、档案，告别妻子儿女，跑到珠三角，以至于一时间大地南倾、孔雀南飞。那时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我还记得那时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爆发户、奸商之时，其主角往往操的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还有的称广东白话为“鸟语”。
整个80年代，当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风靡中华大地的时候，当“其面似猴，其身如鸟”的广东人咬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楼台亭阁、高楼大厦的时候，当广东兵团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时候，浙江人——那时还没人叫他们浙江商帮，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一个可以直通欧美国家的香港老表，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什么外商投资。那时的长三角还完全笼罩在计划经济的愁云惨雾之中。于是这些浙江人，这些农家弟子，这些草根阶层，这些行走在街头没有人会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独中，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地狱之火的磨练，“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其实整个中国25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粤商与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的历程。它们以独特、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新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粤商与浙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处心积虑、绞尽脑汁地完成原始积累；但因各自的“天时”与“地利”不同，他们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式又完全不同。粤商的财富积累犹如阿里巴巴，一不小心打开了强盗藏宝的山洞，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财富积累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让浙商培育出坚忍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未悔的执着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练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有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带给她一蓬枯草，像死掉一样，没有水分，没有生气，很难看。朋友告诉她，这叫沙漠玫瑰，浸泡在清水中，几天就会复活；倒掉水，又会渐渐枯萎。藏上一两年，再置于水中，她又会复活。
半信半疑的龙应台，将这捧干枯的杂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没有丝毫动静。第二天，发现从中心开始向外舒展，有一点绿意。第三天，模糊的绿已变成实实在在的绿。以后每一天，她的绿意就顽强地向外延伸。到了第八天，展现在眼前的是完整、饱满、丰润的沙漠玫瑰，她居然复活了！
浙商就像这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让这些草根人物炼就了摧不垮、锤不扁、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气候恶劣时，他会慢慢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气候变化，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她却可以渐渐地复活，一圈一圈顽强地扩展她的绿意，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赞歌。
所以，当市场经济的春潮呼啸而来席卷神州之时，面对天地大变、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的格局，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圈养动物们茫然不知所措，而野生动物浙江商人却如龙腾大海、虎啸山林。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因此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而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虽然没有东岸东莞那样的地缘优势，从事“三来一补”，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其优势依然非常明显。于是西岸城市，凭借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启动内需，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家私、建材、化纤等企业纷纷崛起，从而出现了粤商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乐从的家私、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大赚特赚全国人民的钱。
其实这种依靠组装的洋枪洋炮攻城掠地、势如破竹的广东模式，并非它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对手太弱小。就像当年的满清政府面对西方鬼佬的入侵，八旗兵的大刀长矛、棍棍棒棒，甚至画符念咒，怎么抵挡得住鬼佬的洋枪洋炮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满清的覆灭是冷兵器败给了热兵器。而八九十年代，广东的成功，也不只是广东的胜利，而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胜利。
与此同时，日后坐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为代表，那时正处于从“流氓”到“绅士”转型的早期阶段。它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80年代的温州皮鞋差不多就是伪劣皮鞋的代名词。1992年左右我去温州，发现它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它的假。比如它们先帮日本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当它们从流氓变成了绅士，开始生产自己的品牌时，比它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它们，侵犯它们的知识产权。
总体来说，当粤货风行中国之时，浙商一方面通过快速仿造或偷袭，实现角色的转换（由流通商变成产业家），另一方面则像一位古稀老人，不急不躁地生产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不要说财大气粗的老广不屑一顾，连穷得起火的内地人也未必看得上。什么纽扣、拉链、线团，什么螺丝钉、线路板、低压器，什么皮鞋、衬衣、西装。他们就像沙漠玫瑰，静静地等待属于他们的阳光雨露。
其实在九十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它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气度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日渐式微，浙商开始异军突起。白云山ST了，健力宝老板黯然退场了，科龙易帅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乐百氏被娃哈哈彻底击溃，缴械投降，整个班子一齐下课。
历史的风水就这样转过去了。造成这种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太容易发财了，很多课没有补。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这就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什么叫先天优势？就是得天时，占地利，顺带加人和。所谓得天时，是指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的大转型，全球产业的重新洗牌；所谓占地利，是指广东临近港澳，是中国连接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桥头堡，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人和则指广东人所拥有的开放意识、国际意识以及善于借鉴、勇于创新、敏于行动等性格优点。
此外，在粤商崛起之时，整个中国正是一个短缺市场。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承包经营、放权让利，供给制的土崩瓦解，流通领域的迅速开放，使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费能量，而长期的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工艺水平和制造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广东充分利用它的地缘优势，通过香港将国外成熟的技术、现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质量优良的零部件大量引进，快速组装成洋枪洋炮，自然就可以攻城掠地、所向披靡。
当天时地利发生突变之时，浙商如喜得甘霖的沙漠玫瑰绽放出无穷魅力，而粤商却像排球运动员被推进进了足球场，所有的弱势显露无遗。
进入9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香港已不是中国联结世界的唯一通道，已经不必非得借助广东这样的二传手了，广东外贸独占的历史彻底结束。由此带来一个最深刻的变化是，原来的打排球变成踢足球。就是谁有本事带球过人、跨越中场，谁都可以直接射门，而无须借助别人--这个门就是世界市场之门。上海首先将球踢向了欧美，山东的青岛和辽宁的大连直接射向日本和韩国，东北则踢向俄罗斯。这时的竞争，已经不是比客观，而是比主观。而浙商们恰恰在主观世界的磨练与提升上，是任何商帮无法比肩的。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经济还发生两个深刻变化，一是过剩经济取代了短缺经济，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二是民营经济终于从歧视、打压、限制中挣扎出来，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国的主流社群。于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的几年，浙商的民营企业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从深海中一个一个浮出水面。浙商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全部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开始舒枝展叶，他们在艰难成长中积累起来的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种种优势逐渐得以释放。这些优势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网络优势
经过近20年地狱般的修炼，浙商从擦鞋钉鞋弹棉花当木匠，到做建筑搞装修玩代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后塑造品牌，终于修成正果，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就成为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就当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当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且这种完整的市场体系还给年轻的一代以希望，他们都知道目前名重一时的大老板都是从最基层做起的。他们满怀信心从零开始，因为全国都是他们的舞台，他们能够一层一层地看到自己的明天和未来，他们深信未来一定会从他们当中产生中国的亿万富豪。虽然目前广东有些商人依旧很成功，但你很难看到类似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这是一个网络为王的时代，尤其是当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之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与当地政府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时，更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由于网络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毛孔，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就可以迅速地从终端传递到总部，乃至四面八方。为什么前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严阵以待，防范温州炒楼团的"入侵"？温州"蝗虫"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些农民兄弟一栋楼、一栋楼的买。有的说狼来了，有的说虚张声势，专家学者争论不休，全国民众津津乐道。后来温州人终于站出来"辟谣"。其实，重要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温州民间炒楼团，而是他们如何会制造出这么大的声势？为什么搞得全国人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你说广东人来了，人家不怕；你说东北人来了，大家笑话，但为什么一说浙江的温州人来了，大家会如惊弓之鸟，谈"温"色变？这充分说明了浙商强大而可怕的能量已经得到全国的认同。
浙商在流向全中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如果说广东的"前店后厂"是一种单向流动、循环的系统--通过香港、台湾的中转拿国外的定单，组装完毕，三分之二出口，三分之一内销；那么浙商就不是这样，它类似于章鱼，有心脏，有四肢，有骨骼肌肉，有血管，有微循环系统，总之，它是有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生命机体。所以当历史的聚光灯终于转到了中国，当全世界的投资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天时变了，地利变了，中国市场仿佛一瞬间就从重生产到重营销，从重产品到重品牌，从重品牌到重网络。在这个临界点上，粤商的日渐式微与浙商的异军突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乐百氏的老板曾经给我讲，娃哈哈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甚至敢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巨头叫板，就是靠网络，靠农村包围城市的营销战略。
二是地域文化优势
还在当新华社记者时，我就讲过粤帮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财智时代，但粤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
我在广东工作、生活、创业这么多年，应该说在广东还是有江湖号召力的。但是广东老板们只喜欢追听我的演讲，托人请我吃饭，或与我一起打高尔夫，总之，一句话，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与我面对面地沟通、交流。我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我们工作室所著的书，则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但在浙江就不同。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宁波宝业公司的老总，他在找我们之前，居然将我们所有的书全部读过。他跟我开玩笑说，因为买工作室的书，他一来二往的，与书店小老板成为朋友-------每次他都买上百本。他还说因为他的原因，书店老板说想举办一个读书会，届时邀请我参加。
我当然知道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也是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广东人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这种追求必将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在水、如鸟在林。
其实，在历史上，浙江就是一个盛产才子佳人的故土，明清两朝，一个县高中进士的人数可能比中国一些文化落后的省还要多。巴尔扎克曾说，"造就一个贵族需三代换血。"这里所指的"血"应该是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为什么浙商越来越让人敬重、畏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注重文化的传统和习俗。
三是抱团能力
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抱团能力，可以说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的团体的共性特征。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很封闭，故层次较低。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惧进，及时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目前中国可能最具江湖地位和市场口碑的就是温州商会。许多地方官员，包括省委书记、省长跟我谈起温州商会，都会眼睛发亮。他们还说，我们这个地方居然有八九万浙江人，他们及其背后的商业能量不得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去香港招商？由于浙商价值地位的提升，以及各地政府对这种商业价值的期盼，使商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反过来这种力量又增加了商会在与政府的谈判中的砝码。这种良性的博弈最终使得浙商的力量更为强大。
四是整合能力
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目前不管是国内的A股市场，还是新开张的中小企业板，浙商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粤商。一个小小的杨汛桥镇就有5家上市公司。据香港商报报道，浙江民营企业正加快步伐跨向资本市场。截至去年6月，已经通过和将要通过上市辅导期的117家浙江企业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仅有18家私营企业直接或通过"买壳"方式在上海和深圳上市。金融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那么，粤商与浙商对资本市场的兴趣为何大相径庭？
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相当多的广东老板第一桶金是通过黑色或灰色的手段挖到的，见不得光，这就是资本的原罪。一上市，企业就成了公众公司，就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很多问题就会暴露，权衡利弊，当然愿意继续沉在深海之中。但更重要原因还是企业家的胸怀和格局，是大海才能容纳百川，是高山才会不拒细壤。如果一个企业家把赚钱作为第一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我们很难期望他有多大的胸怀和格局。而恰恰在企业的使命和目标上，粤商与浙商具有明显的分野，前者更重企业利润，而后者更重社会责任。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胸怀和格局，进而影响他们对资本整合、资源整合的态度。
温州人民电器集团1988年创业时，仅有3万元资本；1996年通过整合66家相关企业，产值由上年的5200万元猛增至1.8亿元;此后又先后在上海、江西等地整合了30多家相关企业。截至2003年底,该集团总资产高达18亿多元,年销售额高达86亿元。类似人民电器这样通过整合资源迅速做强做大的企业在浙江数不胜数。
整合是结构优化、要素聚集的过程，是超越自我、跨越时空的过程，是迅速扩张、做强做大的过程。全球一体化的大开放时代，为企业整合各种要素提供了无限空间、无限可能，企业只有勇于整合、善于整合才能迅速聚集翻江倒海的强势。在这方面浙商无疑走在了粤商前面。
王志纲/文 《经济日报》/2004-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