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记忆的村庄互动影响了农民对村干部行为的接受与认可。传播学者认为，人们从社区中吸收和攫取文化特质以形成集体共识，就是透过传播机制，藉由符号的传递与互动而渐次形成。而每一个成员的活动，也经由转换成各类象征符号，传递和储存在社区的集体记忆之中，并形成新的认同（林福岳，2002）。传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是生活于社区中的人们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对农民参与的相对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对于村干部和村民的意义是大为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一种“交流的无奈”。一方面，基于既往的乡村互动，村民大多已经形成了对干部行为的刻板印象，甚至质疑他们是否从中捞取个人利益。例如在谈及乡村干部的服务状况时，有村民直言：“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们少干点儿坏事就行了。”“让他们别再浪费公家的钱了，不如干点实事实在。”①另一方面，村干部则认为农民对他们过于挑剔。“现在农村工作不好做，农民对干部要做的事情抱有敌意，他们总以为干部是在瞎折腾，或者就是在搞贪污腐败。他们现在只相信中央、媒体，不相信干部。……当然，我也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都是在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到税费改革为止，干部在执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和税费政策的时候做下的事情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