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六十年前新中国成立时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摩天大楼、都市圈”，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都是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从最早在农村招工进城办工厂，到现在的征地拆迁建设高科技工业园区，中国其实一直都在上演“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跃进”，如今，“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然而，“振兴中华”的荣誉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和笑脸，相反，一场大雨就将城市的所有不堪完整无疑的暴露在世人面前——网络上对政府铺天盖地的批评，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目前的城市化，是否对国家是得，对民众却是失？

作为留学日本的学者，陈映芳在开始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问题时，经常会不自觉地将其与日本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对比。同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农村，迈入西方近代工业和现代化之后所经历的挣扎与辛酸、贫困与抗争多有类似之处——她对小津电影《东京物语》的解读，如同日本学者对鲁迅《故乡》的接受研究。在物质化的挤压下，亲情的崩裂和老人的孤寂都是我们今后长期要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这本《城市中国的逻辑》中，陈教授却将目光投向话剧《小社会》中所演绎的城市底层，不同的是，她不是单纯的将其贴上政治标签，而是仔细辨识了城市化中，新增的因为征地而产生的“非市民待遇的市民”以及农民工。

在当下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很少发现白领阶层和政府公务员成为事件的发动者，绝大多数都为被征地的郊区农民，或者被拆迁的城市贫民，以及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以往只有通过参军和考学才能脱离农门，现在却能自由摆脱农村靠天吃饭的宿命，在洗脚进城后赚大钱的热情，使得所有苦活、脏活、累活、危险活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一力承担。对于他们来说，外出务工能赚取到比农村种地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入，即便遭受当地人的白眼、黑社会的欺压、城管的追打、老板的责骂，他们也能对自己的后代自豪的说——我们这一代进了城，下一步，就看你们这一代是否能进省城，甚至是京城。

所以，“外来务工人员”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成为城市的利益之源。有意思的是，这些教科书上定义的“无产者”，虽然已经有了维权意识，并且有了团结起来进行合理诉求的举动，但他们目前直接发生冲突的对象，往往是企业主和当地被拆迁后的贫民，前者冲突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劳动报酬，而后者则是争抢不多的有限的工作岗位。对于被拆迁的城郊农民来说，虽然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市民待遇（直接原因往往是没有城区户口），但是却有着强烈的市民意识。所以，在当地政府眼中，这批人就成了“刁民”“上访专业户”，成为了“维稳”的主要对象。相反，“外来务工人员”则是，给钱就干活，没钱就走，只要当地能提供比外地要高的收入，他们就会继续为这个城市服务，而不会索取其他的相关权利。

所以，北京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而广东乌坎村民为了土地征收款的事情，一直闹到广东省委省政府出面，撤掉所有村官才告一段落。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羊吃人”其实并不普遍，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使整个城市化的进程相对顺利得多，但问题在于，进城以后，底层贫民相对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按照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育往往是弥合这种差异的良方，上一代人再怎么受苦，只要看到下一代人有了进阶的通道，都能把怨言吞到肚子中。然而，目前城市的高房价和大学生起薪低于农民工的事实，使得这种希望成为泡影。而同时，由于经济增速的放缓，企业间由于并购和裁员引起的劳动纠纷也开始抬头，群体性事件有朝中产阶层蔓延的趋势。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反思，已经逐渐从知识分子转向白领阶层和大学生，并包括了新一代的技校毕业的产业工人。富士康跳楼事件引起的广发关注，是因为大家都有遇到过类似的遭遇，甚至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验。

某种程度上，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人对工业化的反思，与目前中国对城市化的责难，并不相同。作为工业革命的发起国，英国曾经历世界霸主的荣耀，及至今日，美国的很多城市也都是效仿英国而来，他们反思的，是城市化之后人的心灵与命运。而在中国，城市化还处在初期，人们反思的是城市化中利益分配的不合理，腐败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或者说，城市化的正当性危机，是在于没有给不同阶层以一定的上升通道和进阶空间，没有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如果只是一两个阶层利益受损，还可以通过“维稳”和“慰问”来进行平衡，如果整个中下阶层都感到利益受损（比如：高房价使所有人都难以安居，交通拥堵使所有人都难以乐业），且将矛盾焦点对准政府，事情就会变得难以预料——或许若干年后，又会有如同吴晓波一样的财经作家来纪念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失败，又来哀叹中国错失了融入世界的最佳时机。然而，很少有人想到，西方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所造成的矛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付出怎样可怕的代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