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的建构性价值

经济思想和学说的发展，一般认为具有累积的性质，即我们今天所学习和掌握的最新的成熟的理论和知识，是前人研究和探索的累积结果。我们都站在前人的肩上；前人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向上攀登的阶梯。从“累积性观点”出发，却可以得出对经济思想史学习和研究的意义的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认识态度。一种态度以萨伊（1767—1832）为代表。他认为既然经济思想的发展具有累积的性质，则最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已经包含了以往研究和探索的所有有用和有效的成果，学习和掌握最新的知识体系已经足够，劳神费时学习过去的过时的经济学说是一种资源浪费。熊彼特（1883—1950）则代表另外一种态度。他认为，既然知识的演进具有累积的性质，今天的知识体系是历史上思想家们探索和研究的结果，要理解今天最新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就需要理解和把握过去的知识是什么样的，又是经由什么样的逻辑和路径演进到今天的。所以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是理解和把握现代经济学的必要路径。在熊彼特的观念里，经济学的学习需要理论、历史、统计三个重要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而言，熊彼特以为，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提供经验和教训，提高研究者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利用历史的经验，获得理解最新理论的逻辑和方法；从思想史学习和研究中得到的关于学说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成为预见学说发展的启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思想史学习和研究的意义持有肯定的态度，而熊彼特的概括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教条。但是，这种认识仅仅将经济思想史看成是推动、促进或者深化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一种手段——经济思想史因为成为经济学理论学习的和研究的工具而具有意义。这种认识还不是对经济思想史本身价值的认识。

我们对事物存在的价值或者意义的认识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二是客体本身具有的意义。从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来认识的客体或者对象的价值，叫做工具性价值。面包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能够充饥；衣服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能够保暖。客体存在的意义依存于主体的需要，客体存在的价值取决于主体对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的评价。成为工具是客体获得和实现价值的前提。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基本上依赖的就是这样的思路，这种观念的基础其实就是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基于功利主义的认识可能过于狭隘也过于僵化，它能够发现或者揭示某些事物或者现象的某些价值，同时可能忽视事物的某些价值；甚至它可能遮蔽事物的某些重要的核心的价值。比如对“自由”的价值的认识。在经济学范式中，总是从效率角度来理解价值或者意义，“自由”也因此被看成是一种工具，一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的工具。“自由”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可以保障资源流动，促进效率提高。但是，仅仅将自由看成是推动效率改进和经济增长的工具，并不是对“自由”价值的真正理解。况且，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可能会走到其反面。从现代经济发展来看，经济增长既可以发生在经济自由的国度，也大量发生在专制独裁的国度。既然专制独裁的国度也有经济增长的发生，则自由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的价值就无法确认。这种狭隘的认识事实上忽视了“自由”所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我们都相信，作为独立的个体，自由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最重要的价值。即使自由不能成为促进效率提高的工具，即使自由与经济增长无关，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有着最为重要的价值。自由的价值不能依赖于其工具性的效用，而仅仅依赖于其自身对于我们每个独立个体的价值构建的意义。没有自由，我们将不再是独立而有尊严的个体，人生的意义就将丧失。所以，对我们来说，自由的价值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建构性的。

所谓建构性价值，不是从一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作为工具和手段的角度来理解其存在的意义，而是从这个事物本身的存在或者构建来理解的意义。对于某些只能成为手段的事物，我们只能从工具性的角度理解其价值，比如面包和衣服；而对于某些不是仅仅能以工具或者手段的形式存在，而是其本身就有存在的意义，或者其本身成为主体自然的构建要素的事物，就需要从建构的角度认识其价值。“自由”的价值之所以超越工具性，原因就在于它成为主体即独立个体的基本和核心的构建要素。“财产权”也具有相同的意义。在经济学的视野里，私人财产权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成为资源流动及效率改进的工具和手段。现代产权经济学对清晰的产权结构的强调，推崇的是其作为经济手段的作用。这种认识与前述对“自由”的价值的认识同样狭隘和偏颇。在约翰.洛克（1632—1704）的观念里，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天赋的基本人权。财产权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生存权和自由权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生存权和自由权蕴含在财产权之中，没有财产权就没有生存权和自由权。这样的认识，将财产权理解为人权的基本构成要素，财产权的价值也就具有建构的意义；这种超越工具性价值的认识，才是对产权价值的真正认识。

我们从建构性来理解经济思想史的意义，就是要确认经济思想史的价值不依存于它作为推动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工具和手段的价值，经济思想史本身就具有价值，或者说，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体现在它对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之中。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已经越来越偏离其本来面目，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学日益成为一门技术科学，成为数学的附庸。数学的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增强了经济学研究的确定性和精确性，从而使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性质日益凸显，这是经济学的进步，也是经济学自诩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的依据之一。但是，形式化发展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对技术的过分强调和依赖使经济学本身日益丧失其作为社会科学的性质，经济学的技术性强化了，经济学的思想性弱化了，甚至消失了。经济学是否已经成为硬科学尚不确定，但经济学成为硬邦邦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科，成为缺乏思想及认识深度，缺失人文及道德关怀的学科却是公认的事实。即使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模式确实呈现出异化的特点并引起人们的怀疑和批判，但这种形式化的发展似乎无法逆转，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到逆转的趋向。技术进步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也许要到毁灭来临之时才能引起人们的警醒，目前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还稳步前行在技术进步奠定基础的技术化和形式化的康庄大道上。但是，“显学”的表面风光无法掩饰内在的空虚，缺失思想和思想深度的经济学的解释力不仅受到外部社会也受到经济学内部的普遍质疑。增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思想性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而强化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可以成为这种转变的必要环节。强化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并使将其成果渗透进经济学中，在这种思路中，经济思想史因为丰富了经济学的思想性使具有了建构的价值。

进一步，经济思想史的建构价值还体现在对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者的素养的构建上。萨缪尔森（1915—2009）曾经哀叹年轻一带的经济学研究者经济学素养的匮乏，说他们除了数学一无所知。现代的经济学研究者往往有着令数学家叹服的数学根底，有着技术专家所具有的娴熟技巧，但是，知识的浅薄、思想的贫乏，想象力的匮乏，人文精神的缺失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博士不懂经济学不是耸人听闻的传说，而是现实而普遍的现象。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者将主要精力投入技术性环节中，是造成思想贫乏和视野狭隘的主要原因。经济思想史通过介绍历史上各种竞争性的思想和学说的发展，可以为丰富学习和研究者的思想提供帮助；经济思想史不仅关注主流思想的发展，也关注非主流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主流思想的影响，这将大大有助于开阔学习和研究者的视野；从演进和发展的角度理解经济思想的进步，从各种学说和观念的相互促进来理解历史上各种不同理论和思潮的关系，这对于培养学习和研究者宽容的学术情怀，人文的知识关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来理解的经济思想史的价值，着眼于其对于研究者人格塑造及知识素养构建的意义，这也是经济思想史重要的建构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