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考虑中国古代体制化的宗教或传统时，很明显的一点是，由于国家控制，儒家和道家的独立地位从未得到彻底保障。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回避儒家对超越性权威的声称。孔子和孟子都试图将“天”的概念放到统治者的控制范围之外，建立一种既适用于君王也适用于平民（尽管要通过社会等级）的道德体系。建立在天命基础上的王权独立性及对其的批判是儒家传统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君子的个人修养和对“天命之性”的追求乃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到了封建王朝后期尤其如此。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流派便是极好一例。阳明心学最激进的思想家李贽（李卓吾）认为人皆有“童心”，天生便能辨别善恶，无需道德教化的外在束缚。
　　儒家圣人拒绝政治权力或因为反对不正确和不道德的政策受到打压之后避世隐逸的传统在帝制晚期显然保留着原来的修辞力量，当儒家先贤祠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时尤其如此。⑧的确，王阳明和泰州学派的很多追随者在后来的三教合一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三教合一成为了民国时期的主要宗教信仰形式。这场本质上不具备对抗性的运动充满了深刻的救赎色彩，旨在结合佛教与新儒家的人心学说，树立一种新的超越性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