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社会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原始的民族国家社会。因此，尽管它们没有固定的疆界，也未采用现代社会整合的种种技术，信徒作为信徒的身份对于群体的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的确，我们也许可以将其视为经过垂直整合的群体，在这个群体内部，国家、教会（或神职人员）和信徒都统一在神的名下。群体内部的特权与层级划分从教义上说是次要问题。而在中国和印度传统中，哪怕产生了基于信仰建立起来的团体，此类垂直整合也几乎从未实现过。18世纪兰吉特·辛格王公（Maharaja Ranjit Singh）领导下的锡克教在短暂掌权期间可能最接近于这类团体，但即便如此，锡克政权也没有积极对外传播宗教教义。
　　我认为，超越性——天的超越性——在中国社会里从未缺席过；它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帝王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结构总是努力切断一般人接触这种超越性力量的渠道。与经过垂直整合并相对排外的亚伯拉罕社会不同，就超越性而言，中国古代社会是垂直分割的。尽管王朝建立的根本基础在于“天下”，但只有皇帝一人才能与“天意”沟通。其他人可以通过崇拜各种神祗、鬼魂和祖先来满足他们对“人类繁荣”的欲望。但不许祭天这一整体禁令值得我们三思：如果不是因为“天”代表了宇宙权威的重要象征性来源，为什么将其如此严格地划分到百姓崇拜的范围以外呢？毫无疑问，中国漫长历史上的众多民间起义往往直接挑战君主天赋的权威，可见这种超越性权威的力量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