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的论述非常复杂，此处无法细述，但他最重要的观点是，在欧洲—地中海文明区（包括中东在内）的亚伯拉罕传统里，自我（ego）与他我（alter）经由上帝彼此联系，为形成一种古老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保证。他接着论证了基督修道运动和伊斯兰教秉持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兄弟会如何通过在目的（telos）与实践理性（phronesis）之间搭设桥梁或在超越性目标与社会日常公共理性之间建立连接，进而塑造了轴心文艺复兴（Axial Renaissance）的整体面貌。就这样，通过将神的权威与交往理性融合到一起，新的救世主在公共领域内创造了主体间性理解的新传统。

　　然而，萨尔瓦多并没有澄清或明确定义什么是“他我”：究竟是一个信仰团体内部不同的组成部分呢？还是这个信仰团体以外的其他人？他暗示，到了亚伯拉罕传统末期，传教成为这类文明的核心特点，因此超出了轴心时代初期在犹太教和希腊模式下实现的首轮突破，即团体内部规范（community paradigm）。要获得救赎，光履行圣书上的义务或完成宗教仪式已经不够了。当务之急变成争取更多人信教并遵循教义下的道德生活规范。换句话说，必须让他们接受一种“建立在共同信仰和由神意连接起来的正义（a God-willed connective justice）基础之上的社会联系。”⑤从整个宗教史来看，亚伯拉罕宗教并非特别地具有进攻性。但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传教的指令与信徒群体组织结合在一起，催生出类似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看到的暴力竞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