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语，或以为与老子“愚民”说同，为孔子反对人民参政之证。以吾观之，盖未必然。“不可”二字，似当作“不能够”解，不当作“不应该”解。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此章正为彼文注脚。“可以有法子令他们依着这样做；却没有法子令他们知道为什麽这样做”，此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义也。例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使民厚，使民不偷，此所谓“可使由之”也；何以慎终追远便能厚，何以故旧不遗便不偷，此其理苦难说明，故曰“不可使知”也。儒家无论政治谈教育谈，其第一义皆在养成良习惯。夫习惯之养成，全在“不著不察”中，所谓“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故“终身由而不知”，乃固然也。然则欲以彼二语构成儒家反对民权之献者，非直冤酷，亦自形其浅薄也。

　　这个解释没有什么新意，包括引孟子言论作证一节，皆前人所已道及。梁氏所增加的，唯在将问题上升到民权高度；这当然是时代使然的了。后来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又重复了一遍梁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