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注文的思想相当混乱。一方面，既盛赞孔子“欲人人明道”，认为“愚民之术”乃“孔学所深恶”；另方面，又主张“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相信“民以畏服”，而认为某些事情“不必使人人知之 ”。一方面，肯定这一章是“圣人遍开万法”中的一法，不能怀疑；另方面，又说它“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应当删去。康有为的这一混乱，是他情感与理智矛盾的表现。在情感上，圣人是他的偶像；而理智上，又无法否定“不可使知”的消极性，於是便进退失据，前后混乱起来。

　　他的弟子梁启超有鉴於此，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认为:此句正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关于君主立宪，民众已有此知识，就立刻实行之；民众尚无此知识，就开发民智，创造条件，准备尽速实行之。（《孔子讼冤》，见《新民丛报》第八号《杂俎》栏《小慧解颐录》，1902年）此说虽巧，然验诸汉语习惯，终嫌未安。所以20年后，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民权问题》章中，梁氏又回到通常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