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恢复社会学以来，事情变得有些古怪。一方面，政策部门通过小岗村大包干的实例，证明分田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从而发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只要调动了农民个体积极性，就可以发展农业，解决温饱问题，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就是让农民的劳动成果归他们自己所有。政策部门一分就灵的朴素认识与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拍即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证明分田到户合理性的有力武器，分田到户成为脱离具体时空条件的普适的灵丹妙药。分田到户前后，中国可灌溉耕地面积的增加，化肥供应的大幅度提升，机械的普遍使用、农药的生产、种子的改良等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全被农民个体劳动积极性所取代，真是“人有多大积极性，土地就有多高产量”。

　　这样一来，政策部门的研究就变得容易，只要跟领导人到各处一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了。理论是不需要的，有了经验，有了个案，有了眼见为实，就可以制定政策，就可以改造中国和建设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