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理论并非一点用途没有，至少，理论可以作意识形态论证，典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分田到户所作的意识形态论证。但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国也已经落伍于世界。

　　因此，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自1980年代重建社会学以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译介西方理论，由译介，到学习，再到希望能对西方社会科学有所贡献，大量的中国学者开始用中国经验来验证、补充、修正西方理论，甚至希望发展西方理论。遗憾的是，毕竟中国封闭多年，虽然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中国经验”的论文和着作，却似乎很少有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贡献，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心因此大为受挫。试图用中国经验来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的队伍很庞大，包括中国在西方的留学生，中国一些着名大学的博士生所写以对话为目标的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刻意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