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风雨
他自称是顺义一家小企业主，公司曾通过中担贷款300万，而中担要求其贷500万，超出的200万由中担支配，应付利息不用公司管，也无任何补偿，如果公司不同意，中担就不帮其贷一毛钱的款。“500万都砸到我头上了，这不是要坑死人吗？”但现在难讨分文，他说，这几天‘要账的’踏破门槛，中担大概从2月10日后，几乎都没一个工作人员在上班了。“大家都火烧火燎，有公司派人天天守着，你看到楼道抽烟的那几个没，听他们说他们老板借给中担1千万。”
截至
北京某担保公司副总向《南风窗》表示中担的情况并没有媒体报道的如此惨烈：“中担公司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外部人很难判断，但圈内公认中担的业务和风险控制一直都做得不错，这次据说是因为陈奕标控制的广东华鼎担保出问题后，从中担抽走了一部分资金，导致中担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媒体报道陈奕标跑路，大量客户上门挤兑，中担根本无力支撑，实际上，他们1月份还在正常运作，选择暂时性歇业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举。”
事态至此，中担自身无法走出泥潭，尽管中担并未如华鼎担保一样日前发表声明称相关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但上述副总听到消息，由中担、北京市金融局、北京市中小企业再担保三方组成调查小组解决问题，令他最担心的不是中担，作为牵连甚广的一家公司，毕竟总会有人出面兜底，“我和业内朋友们都认为要命的是中担事件对行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银行会可能会进一步缩小授信，我们公司最近交给银行的新授信审批都被停下来了，而且可能从中担事件开始，北京市相关监管部门要下狠手整治行业，如果了解目前担保公司所做的营生，你就会理解下面可能是一场更大的风暴。”
风险的边界
在北京的茶馆饭店，担保公司的小广告如小产权房买卖广告，循着某广告上的24小时热线，记者以企业贷款者的身份拨通了厚泽担保公司的电话，该公司注册资金1亿，与中担同年成立，也是北京较早的一批担保公司之一。
接电话的为一名女士，当得知想通过公司担保从银行贷款500万后，该女士先介绍，正当的担保需要提供市值约900万的房产抵押，办理时间至少5周，公司以交易额的2%作为手续费，年贷款利率大约在8.1%。而一般通过担保公司+银行办理此类业务所需时间约为15个工作日，甚至更少，当记者表示时间太长时，该女士转过话锋：“想快就很快，如果您9点我们一上班就来，顺利的话当天就能拿到贷款。”
所需的程序仅仅是夫妻双方带着房产证、户口本、结婚证等，到公司签借贷合同，然后由公司工作人员带着去公证处公证合同，再去朝阳建委办理他项权利证书相关资料，他项权利证书约需要6个工作日才能出来，但只要签完相关资料后，钱就能达到借款者个人账户上，所需时间最长两天，放贷前，公司根据所提供楼盘让评估公司估价，商定贷款额度，放贷第二天，公司派内部工作人员去做抵押房子处，“站两分钟”做审核。该女士直言：“合同是借款人与其公司的个人放贷客户所签，房产也被抵押在其名下，房产证和他项权利证书原件都要放在公司。按月付息，公司硬性规定的月利息一般为4%，最低3.5%，第一个月17万多的利息先在500万中扣除，如果第3个月还未付利息，就拍卖抵押的房子。”
该女士很欢迎有钱人携金加盟，门槛为现金1千万，月利率则为2.8%左右，“利率多少具体还可以和公司高层谈谈，现在借钱的人多，看着公司注册有1亿，其实现在都在外面跑。”
担保行业资深人士涂涛表示，“不务正业”司空见惯，“大批公司不以担保为主业，主要通过截留被担保公司贷款、成立投资公司、个人股东借贷等方式募资，再以类似的方式投资或放贷，大批资金进入房地产、股市等领域。”根据银监会等部门相关规定，行业中规格较高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净资产的20%可用于投资，涂涛保守估计，目前北京市相关公司总体投资占比水平接近50%，许多民营担保公司非担保业务有接近80%者，也有基本就做地下钱庄者。“公司众多，业务盘杂，行业目前所涉风险难以计算。”
业务市场混乱不堪似成共识，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称大量公司“注册资金虚假，虚保滥保，还与拍卖行、评估公司、典当行等一起放高利贷。”而自去年下半年“温州老板跑路事件”以来，银行纷纷收缩银保业务，提高风险保证金比例，如中行、农行先后由15%和10%均提升至20%，工行、农行、光大银行等大幅度提高了担保授信标准，担保公司处境急剧恶化，黎友焕刚调研的广州等地70家担保公司，其中有20%已经出现资金问题，“银行政策风向变动，使得担保行业信心迅速下降，已茫茫有传染之势。在玩庞氏骗局的担保行业，业务这么混乱，所蕴藏的风险可能是无边界的。”
链条上的博弈
银行、担保公司和中小企业组成一个较完整的链条，由于缺乏抵押物，中小企业难从银行获贷，担保公司穿梭其中，其活动既为银行重新加了安全网，又为中小企业输血。
现实问题却复杂许多，企业处链条底端，眼前境遇似乎最为糟糕，根据涂涛的介绍，几乎所有的担保公司都让被担保的企业向银行代缴10%到20%的风险保证金，如企业向银行贷款1千万，最终可能只拿到800万。若按一年还贷，剔除浮动利率因素，年贷款利率为6.56%，担保公司担保费为3%，企业融资成本可粗略计算为：（1000万*6.56%+800万*3%）/800万=11.2%，且不说担保公司截留存款云云，仅此融资成本就令多数中小企业难以消化。
担保公司的角色颇为尴尬，目前国家并无对银行和担保公司的合作方式有详细明确的规定，面对手握重金的银行，担保公司只能做“小弟”，在合作的过程中，除深圳担保集团所推动的“二八担保”等少数，绝大多数担保公司要风险全担，银行旱涝保收，而业内担保费多在3%左右，不及银行年利率的一半。银行选择担保公司除注册资本等几条粗框外，也没有明确固定的标准，担保公司大多以人情走动银行。而银行多能轻易左右担保公司，如工行等调整保证金额度、履约记录、代偿率等指标，甚至如山东济宁市有一些银行控制担保公司放大倍数。而且如果银行内部有放贷项目，其可以绕过，也可以通过担保公司来放贷，而担保公司不能放贷，若想把自有资金贷给某个客户，需要经过银行。
正因如此，涂涛表示才有那么多的企业“不务正业”：“行业利润低，同样做尽职调查等，银行信贷部员工比担保公司员工待遇好太多，有些说不过去。现在根据规定要提取风险准备金和在保责任准备金等，而且现在都讲究股东回报，如果不做点拆借业务，担保估计没人干了。”
这种普遍的不平等合作关系弱化了银行对放贷企业应有的考察，弱化放贷风险管理，并将压力转移给担保企业，担保企业容易破产倒闭。而担保公司也可能与银行勾搭连环，比如企业代缴保证金和截留贷款，若仔细查看资金流向，银行不难发现其中曲折，但多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宏观经济走势较弱，本就忍受高利率的中小企业资金回笼艰难，担保公司承压较大，银行又念紧箍咒，加上委托贷款或理财投资亦放大了自身风险，局面堪忧。上述北京某担保副总推测目前各方的心态：银行看到某些违规项目，欲扣担保公司的保证金，但又担心扣了保证金，担保公司那边会出更多更大的事件，骑虎难下。担保公司即便顶不住了，也玩滚刀肉，大笔资金来源于截留放贷，得到银行支持还好，不支持其也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企业不仅要还自己用得那部分贷款，还得担负担保公司截留的那一部分，如果担保公司破产，企业雪上加霜，还银行贷款更加无望。
该副总认为目前行业正进入非常微妙的时期，“政府这时候的作用非常关键，应协调好各方利益，尤其是应该禁止银行跟风紧缩授信，一刀切的做法，也可以制定出一些相应的应对处理办法如做好注资准备等等，先将局面稳定下来，以后再谋从根本上改变行业。”
于监管处破题
“按照目前的发展思路和环境，担保公司风险极大。”从2001年接触担保行业，并曾担任过湖南永州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邓绍松如此感言，“行业已到变革之时，目前的出路在于国家真正重视并规范其发展。”
2003年，国内担保公司只有200多家（只是指融资性担保公司吗？），2004年末增至1000多家，之后每年都在增长，现在融资性担保公司全国超过6千家，加上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全国担保公司共2万多家，2010年，银行贷款余额总共7万多亿，其中通过担保系统流出的约有1.58万亿。疯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不规范”，涂涛认为担保公司门槛低、能融资、能放大三大特点奠定今天的格局，“担保公司既能为母公司放大融资，又能通过变换方式变成几乎全能型的金融机构，吸引了大量民营资本，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门槛低。”
2010年，国家银监会等七部委发文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做了规范监管，但未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有行动，即便是现在，两个人拿着3万块钱就可以到北京市工商局注册一家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所以，鱼龙混杂的局面迟迟未改。
其中政府参股的政策性担保机构自2006年后，也一度发展迅速，当年国务院发文推动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各地政府纷纷响应号召布局从省到县的担保体系。
对于政府参股的担保公司和民营担保公司两股力量，邓绍松认为目前监管层‘要么听任发展，要么行政干预过大。’实际上，与银行有银监会，保险公司有保监会，证券公司有证监会相比，担保机构一直没有信用担保监督管理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出现，各地担保公司多归中小企业局或金融局管理。部委级别的机构只有一个由银监会牵头八部委组成的机构监督融资性担保公司，办公室设在银监会。由于缺乏明确的高层监管机构，行业政策制度建设至今仍较粗糙，行业发展遭遇较大瓶颈。如从1995年出台《担保法》至今，没有专门为担保机构的设立、审批、业务运作、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
而如《中小企业促进法》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均未对担保机构的发展模式、行业自律等方面有深入细致的阐述。目前各地监管部门似乎对担保行业“漫不经心”，几位受访者均表示，本地监管部门对担保公司的业务构成，盈利模式等等核心内容几乎都不甚了解，“许多监管者对担保公司行业不熟悉、不理解、不支持，无法与行业形成互动共鸣，甚至有地方领导认为担保公司是个政绩负担，要求公司零风险运行，如四川省就在2009年发文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所有资本金由银行托管，担保机构成沦为银行的附庸。这些都大大阻碍了行业的生存发展。”
涂涛、邓绍松等人都为担保行业未来的发展忧虑，既盼高层出面规范行业，又怕一把抓死。涂涛谋当下认为应该主要放精力于探索增强担保公司盈利能力，邓绍松则想得更宏大：“目前担保机构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会员制的，一种是事业法人制的，一种是企业法人制的，上层对担保机构究竟采取何种模式发展才是最佳的，没有明确一致的意见。应该先确定发展模式，确定担保行业的发展风向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