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为平民提供了一条飞黄腾达的通道，他们通过游学拜师，或深谙权谋，或精于布阵，或善于辞令，或富于辩才，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不断涌现许多如公孙衍、张仪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的风云人物。“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逐渐成为共识。诸侯和权臣越来越倚重士人，于是到了战国，养士之风盛极一时，“战国四公子”及秦相吕不韦的“食客”均有三千之众。且各国的大夫官吏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谋士充当智囊，为其谋划筑“窟”。他们也注意善待士人，如魏文侯以卜子方、段干木等士人为师；“四公子”对待“食客”极尽礼遇：“无论贵贱，一与文等”、“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诸侯求贤纳士，刺激人们拜师求学，私学生源充足；私学培养的士作用越来越大，身价越来越高，越来越为列国所倚重，反过来又刺激了私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