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关系是国家之间以条约为依据形成的具有法律性质的一种关系。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强加的条约关系，但清政府对这一新的关系缺乏清楚的认识。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考察了清廷逐渐放弃宗藩观念，适应条约关系的历程。认为清末国家机关在形式上接受了近代性质的条约关系，但要改变其不平等的内容，还需做出努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耆英作为中方谈判的主要代表，先后同英、法、美等国家签订了一批条约。如何评价耆英的外交行为，在史学界始终存在分歧。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认为，耆英是中国外交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其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办理夷务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耆英虽算不上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务”大员；虽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决非是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

　　一提起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大家立即想到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被俄罗斯割占，这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创痛。过去，中国学者研究这段痛史，多局限于从中俄双边关系的视角观察问题，侧重于揭露沙皇俄国侵略成性。徐万民(北京大学)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即追究作为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保卫者的清朝政府的责任。在他看来，中国领土之所以被大量割占，主要因为清朝的边防体系出现了重大疏漏，封禁虚边政策出现了严重失误，兵力部署出现了严重失衡，以及当事官员的昏庸无能。

　　1910年冬季，在中国东北发生的大鼠疫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瘟疫灾害，死亡人数近6万，对当时的人民生命财产及晚清政局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满洲里第一例疫症被发现之后，在中国东北有各种利害关系的国家借机打起各自算盘。焦润明和张冬梅(辽宁大学)考察了防疫过程中的各种交涉情况，揭露了西方列强趁机攫夺中国权益的各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