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法家先驱人物管仲和齐国法家的思想的《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管子》讨论到君主与法的关系:“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物枉其法”；“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管子》甚至提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梁启超评论道:“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

　　《商君书》也认为君主应受到法的制约:“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韩非子》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见解，反对“释法行私”，又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