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战国末年法家人物尹文也有精辟的分析:

　　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而答曰:'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所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

　　在批判“人治”的同时，法家又指出“仁政”的不可恃，并认为忠孝仁爱等伦理观念不适用于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商君书》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韩非子》里以下一段话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今上下之接，无父子之泽。……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