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认为:“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于父母之亲也”；“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故法之为道，前苦而后乐；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 法应公布、清晰、易明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春秋时代，刑律掌握在贵族手中，供他们任意运用，故有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胡适指出:“须知中国古代的成文的公布的法令，是经过了许多反对，方才渐渐发生的。”台湾学者张伟仁指出，春秋时郑国的子产把刑书铸在铜鼎上并把它公开展示的意义，在于向人民保证法律定将贯彻执行，其运作将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再不会被官员恣意运用。当时晋国的叔向却写信给子产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后来晋国的范宣子也把刑书铸在鼎上，孔子评论说:“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由此可见成文法的公布在当时是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