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与绩效管理的泛化使大学越来越像企业，企业越来越像大学。

　　量化管理是美国工程师与管理科学家费雷德里克·泰勒在20世纪初根据工程学的原理设计而成的，其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础是科学管理理论，基本内容是高度细化和量化一线工人的操作程序直至每一个动作的用时和工作量，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工人的劳动定额，从而在企业管理上实现程序规范化、工时标准化、定额饱和化。

　　量化管理在企业的施行减少了工人在生产线上消极怠工的现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此，泰勒认为，“管理这门学问注定会具有更富于技术的性质。那些现在还被认为是在精密知识领域以外的基本因素，很快都会像其他工程的基本因素那样加以标准化，制成表格，接受利用”；泰勒还认为，“同样的原则能以等量的威力运用于所有的社会行为上”，包括家庭管理、农场管理、教育管理、大学和政府部门的业务管理上。总之，在泰勒看来，量化管理几乎是万能的，可以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方方面面。

　　似乎要印证泰勒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量化管理在他逝世7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传入中国，在各行各业广泛应用，被视为管理宝典，并很快引入学校，在高校管理中大行其道。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19个二级指标，全是量化评分，连教育思想观念、教风、学风、学生思想道德素养与文化、心理素质等最不该也最难以量化的东西，也都给你量化了。

　　眼下风行一时，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各种大学排行榜，更是量化评价的宠儿。至于近年来流行于校园的绩效考核评价，就更是东拼西凑的数字游戏。以至于有人戏称，当下人们已经很难识别大学与企业的面目了，因为量化与绩效管理的泛化使大学越来越像企业，与此同时却让企业越来越像大学。

　　然而大学课堂毕竟不是工厂、企业的生产车间，大学教师也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公司旗下的白领，量化管理的泛化并没有使大学像企业的量化管理那样收到预期的效果，却让广大教师像陀螺一样，随着“量化”皮鞭的挥舞而无奈地转动，渐渐地方向迷失，慢慢地滋生出与量化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种种微妙心态，使本来就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浮华躁动的学术环境不断地走向异化。

　　逐利心态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从本质上来说，量化管理和绩效管理都是建立在利益激励的思想基础之上的。量化和绩效管理推行以后，大学校园里教师的一切活动几乎都通过量化与切身利益挂钩。教学补助有等级分别，按课时计算；科研课题也有按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的比例提成；教授、讲师参加各种公益活动都会有按等级量化的“出场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系数等级”。许多学校在教师的收入中因工作量化而得的绩效工资已占大头，保底的基础工资只占很小的比例。大学教师的收入就像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按件计酬，像当年生产队的社员那样挣工分吃粮。在量化和绩效的驱使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脱，除非你能心甘情愿地看着人家吃香喝辣，自己却在温饱线上勉强度日；如果不愿意你就得无利不起早，无赏不为文，每时每刻地算计着“著书只为稻粱谋”。孔老夫子赞扬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那种境界，大学校园里是难觅芳踪了。

　　取巧心态

　　取巧心态是逐利心态的产儿，也是量化管理的附庸。南京大学教授韩儒林曾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做学问、搞研究本来都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磨难，然而量化管理却容不得你去“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量化管理要的是那个“量”，有了那个“量”，你才能完成任务、评上职称、当上先进，拿到那份绩效工资。为了凑够那个“量”，过去的剪刀加浆糊是条捷径，如今则有了更简便快捷的方法鼠标加键盘，复制、剪切、粘贴，论文大功告成，校园里高产作者应运而生。用这种方法“做”文章是如此容易，谁还会去殚精竭虑地在故纸堆里寻寻觅觅，在实验室内熬更守夜呢？于是教师、学生抄袭剽窃在所难免，乃至某些院士级人物放下身段，拾人牙慧，窃人成果也都难以幸免了，而论文买卖、版面交易也都顺理成章地成了学术界一道奇特的风景。

　　不平心态

　　量化管理对那些以量取胜的高产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让他们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但对于那些仍然坚守学术良心，以学术质量为目标追求的人来说，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考验。量化管理的结果对这些坚持和固守者来说，毕竟是一种不公。面对不公，必然不平；不平则鸣，校园里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者大有人在。也有现代“嵇康”、“阮籍”们闹中取静，偏于一隅，发泄他们心中的不平和不满。在这种不平心态下，有不为所动者，有无可奈何者，有随波逐流者，能够修炼到像当年的苏东坡那样“八方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者，却是少而又少。

　　应付心态

　　在量化管理的环境下，大学校园里的种种应付心态，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学校每年都要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对于各种各样的量化指标，如果每一项都认真对待，纵然有三头六臂也难以穷尽，只能疲于应付、穷于应付。考核指标有轻有重，权重指数有高有低。其中最重最高的自然是论文、课题、专利、研究经费等科研方面的内容；教学质量因无法监控，难以量化，教学指标的权重指数也就弱小而低微，失色而苍白。于是人们就只能重科研而轻教学，轻教学的结果就只能是应付教学，于是就有了某位副教授所说的，大学教师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此语虽然不无偏颇，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在量化管理中没完没了的考核、评比，表格填写，信息采集，令人不胜其烦，不堪其扰，大学教师也都只好应付了之。应付心态，成为大学教师的常态。

　　懈怠心态

　　量化管理中的各种沉重的“量”，催逼着教师像机器一样地运转着。机器需要加油，不然就失去能量，无法运转。人在运转中也需要加“油”。这种“油”可以是理想信念，可以是职责使命，可以是兴趣爱好，也可以是物质利益。高等学校是学术的殿堂，思想的圣苑，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知识分子本来是对社会发展有着深刻认识而最具有理想并为之奋斗的群体，然而在量化管理的指标之下，理想信念、职责使命等似乎都掺入了杂质，显得那样苍白、遥远和抽象；只有那些牢牢贴着物质利益标签的量的指标，实实在在地摆在每个人的眼前。物质利益驱动固然可以维持人的运转，然而久而久之会使人成瘾和产生耐受性，并且需要成倍增加投入才能保持之前的效果。人们因量化管理的导向而逐利，因逐利而取巧，因取巧不成或不愿取巧而不平，因不平而生怨，因生怨而懈怠，而在懈怠中生存的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地逐利和取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渐渐地价值失衡，理想阙如，心态扭曲，兴趣索然，无心学问。

　　毋庸置疑，量化管理在工厂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的基本原理在其他领域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应用价值。但正如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一样，量化管理也有其相对性和局限性，决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高校管理中，它在某些方面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应用，但决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可以适用。

　　如果片面夸大其科学性，对它盲目崇拜，进而走上极端化，最终会给高校的管理实践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高校学术环境的异化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是量化管理的泛化，必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唯其如此，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教授说：大学应该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要有“养士”的气度，对于那些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的学者，大学应该给他们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空间，而不应该以量化管理来制约其创造力。

　　战乱时期的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其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等。毫无疑问，战乱时期大学的办学条件与现在相比，肯定有天壤之别。但是当年的学术环境，大概比现在要好一些，起码当时还没有引进量化管理这或许是“钱学森之问”的一个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并非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