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重振中的资本回流困境与对策(二)


    美国制造业重振中的资本回流困境与对策(二)

袁冬梅  刘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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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将制造业重振上升为国家战略,期望以此带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摆脱危机的困扰。然而,制造业重振正面临资本流入不足的挑战。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美元疲软,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内外原因,美国吸引境外资本流入已面临困境。为此,美国一方面是从整体上创造条件,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二是通过诸如税收优惠、贸易政策调整等措施,降低本国制造业成本,推动海外跨国公司资本回流。这意味着全球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中美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将不断升级。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积极应对来自于美国制造业的竞争成为当务之急。

关 键 词  制造业重振  经常项目逆差  资本回流  美国国债 



[1]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培育机制研究”(11AJL00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08CJL019)、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制造业重振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编号:)、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09XGG29)的资助。

 

美国资本回流动力不强的原因


从客观上说,美国资本回流面临困境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如货币和金融市场方面美元作为世界性货币出现持续疲软的趋势,美国金融资产收益率趋于下降;实体经济方面如制造业预期盈利的空间有限。外在的原因则表现在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形成,许多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资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美国制造业有限的获利空间无法与这些地区竞争。具体来说,美国资本回流动力不强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美元的疲软与金融市场收益率的下降使美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日益扩大

美元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直处于“特里芬两难”的困境。Dooley et al2005)将美元资金的运动规律描述为中心-外围架构。美国作为中心国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向世界提供美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作为外围国,在出口导向战略下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通过经常项目盈余积累美元储备,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进行其它投资使美元回流美国。美元回流的前提是美元坚挺、美国市场较高的金融资产收益率但是,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低迷、就业下滑,金融改革不力,过度的金融化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宣称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事实上近年来美元贬值趋势已十分明显,同时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问题层出。美元资产的吸引力正不断下降,表现在:

第一,美国国债的吸引力下降。为吸引资金回流,美国政府多次提高美国国债发行限额,201182日达成的14.29万亿美元的国债发行上限已触及国会所允许的最大上限,在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的经济体系之下,不断推行赤字政策、滥发货币,增加了美元贬值的压力,使得中国等美元国债的持有方面临损失和违约的风险不断增加,美国国债的需求面临萎缩。同时,美国联邦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累积的违约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金融资产的吸引力不断下降。

第二,美联储在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创新方面陷入两难困境。为提高资产收益率,美中央银行有意识放松金融管制为美元流入创造条件。如本世纪初NASDAQ市场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启动了房地产市场以重新创新资本流入的动力,且频频降低利率与放松对次级债券的管制,但这样却纵容了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的投机交易;在投机盛行的金融市场上,美联储已陷入无所适从的监管境地,一旦美国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陷入困境,美联储不得不充当“最后贷款人”。例如近两年对两房的救济与支持,QEⅠ和QEⅡ的推行与国债上限的不断提高等都是这样。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管与调控方面已面临困境,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也在下降,从而影响美元回流渠道与制造业重振战略的实施。

(二)实体经济不景气与制造业预期盈利不乐观不利于美国吸引资金回流

制造业重振的目标是提升第二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发展模式的重新调整,也意味着全球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模式的转变。

美国传统制造业在全球地位的下降,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长期实施的去工业化战略。当前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的主要问题是成本过高,包括工人工资、医疗福利费用及综合税率过高等。从制造业工资水平来看,当前美国制造业年人均工资高达6万美元,约合40万人民币,是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水平的近13倍。在当前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下,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处于制造业加工装配环节,即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位置,而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两端,获取高额利润。

美国制造业重振,是要逐步改变这种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是对世界整体生产体系的重新调整,意味着跨国公司要从全球视角来重新布局生产地点,并按照新的生产成本函数组织未来生产,也意味着跨国公司要从成本较低的国家(地区)生产,转移至成本较高的美国生产,跨国公司能否接受,除非足够的劳动生产率能抵消劳动成本的差异,否则难度很大。对美国及其跨国公司之外的资本来说,在美元贬值压力日益增大与美国国债违约风险不断累积的背景下,流入美国的动力也在不断衰减。没有足够的资本回流,美国制造业重振将步履维艰。

(三)全球市场主体多元化使资本流入美国动力不足

二战后,全球已发生四次产业转移,全球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区域。在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市场份额比重相对下降的同时,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所占份额却日益上升,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中国,其直接表现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越来越大。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已由1980年的1.5%上升至2010年的约19.8%,成为全球份额最高的国家。事实上,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地位的日益上升,产业链条的不断完善,也是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转移不断强化的结果。中国拥有13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持续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全球资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时,由于中国内部东、中、西部的非均衡发展,使得中国内地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很大。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链不断延伸,设立的研发中心也逐年增多。例如,201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11年上半年,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462家,同比增长8.7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08.91亿美元,同比增长18.4%与此同时,欧盟诸国、东亚其他国家与拉美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将发展制造业提升到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纷纷采取措施吸引全球资本流入。因此,在全球市场主体多元化日渐形成的趋势下,美国要迅速解决资本流入不足的问题,非短期内所能如愿。

本文发表于《学海》201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