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我国中长期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尽快扭转投资消费失衡，形成消费主导新格局，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既是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正是在这个大判断下，中改院明确把2012年度的《中国改革研究报告》主题定为“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报告集中探讨了未来10～20年我国发展新战略，建议在未来5～10年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推进二次转型与改革，为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走向消费主导是重大的战略选择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我国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需要尽快破题的重大战略课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转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我国的实践看，只有消费主导有实质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如果对走向消费主导还有顾虑，认识上还有纠结，行动上还有迟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错失重要的历史机遇。

　　1. 增长前景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未来5～10年的转型与增长，不仅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恢复增长也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增长？长期增长的基础何在？是投资主导还是消费主导？

　　从短期看，投资是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但从中长期看，投资必须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长动力。也就是说，消费才是增长的原动力，短期的投资要服务于中长期的消费需求，才能保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否则，以牺牲消费来扩大投资，短期内尽管可以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但却有可能损害增长的内生动力，使中长期增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2. 结构调整的关键是解决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我国仍然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过渡性体制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还相当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资率从36.5%持续提高到48.6%；而消费率则从61.4%持续下降到47.4%。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进一步恶化包括产业、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结构。

　　（1）调整产业结构要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需求与消费决定供给，消费需求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当前，在我国的消费结构中，发展型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全面快速增长，对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重化工业投资相对空间越来越小。如果能够顺应消费结构变化，加快促进服务业发展，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就能使短期投资有效地融入中长期消费中，使无效投资大大减少。

　　（2）技术结构升级取决于消费主导的基本进程。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活力来源于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需要建立在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基础上。全球几次大的工业革命，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未来5～10年推进我国的创新进程，重点在于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推进需求导向的技术结构升级，在消费主导中真正使创新成为发展的最大活力。

　　（3）城乡结构调整，重在改变投资消费结构。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根源在于投资主导的模式内生地倾向于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城市，导致城乡投资差距不断扩大。1995～2010年，城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由78.14%上升到86.81%。调整城乡结构，重在改变城市偏好的投资，把农村投资融入农村消费中，有效地释放巨大的农村消费潜力。

　　3. 走向共同富裕需要实现消费公平。消费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且是形成个人基本能力的重要途径。消费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所有的不公平，包括收入差距扩大等，综合地体现为消费的不公平，即一部分人没有能力享受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其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缩小消费水平差距，实现消费公平。

　　（1）缩小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差距。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13471.45元，其中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10%收入户的消费分别为31761.6元和5471.84元，差距达到5.8：1。空调、淋浴热水器、消毒碗柜、照相机等在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10%收入户消费差距均超过4：1。缩小贫富差距，最终要体现为消费差距的缩小，尤其是耐用品消费量差距的逐步缩小。

　　（2）缩小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保持在3.6～3.7：1的高位，持续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整城乡结构，就是要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为目标，实现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使中国农村这个“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真正亮起来。

　　（3）缩小区域消费水平差距。2010年超过全国城镇平均消费水平（13471.45元）的省份仅有8个。其中最高的上海（23200.4元）与最低的青海（9613.79元），消费差距达到2.41：1，超过两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3：1的差距。缩小区域差距，途径是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基本目标是缩小区域消费水平差距，使广大中西地区潜在消费需求全面释放出来。

　　（4）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均衡消费。这些年来，我国奢侈品消费增长过快，2011年我国奢侈品市场占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与此同时，居民一般消费增长速度远低于奢侈品消费增长。其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基尼系数过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服务于消费主导的基本趋势，在适度控制奢侈品消费的同时提高一般消费品增长速度。

　　二、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未来5～10年是我国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时期，也是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期。内外发展环境的大变化，使我国发展压力全面凸显，投资出口主导形成的发展瓶颈日益突出；我国的城市化与服务业等巨大的发展空间，又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

　　1. 内外环境变化倒逼消费主导。我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由于两方面的主要原因，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十多年来没有取得突破的消费主导战略再次凸显其重要性。

　　一方面，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以投资为主要途径做大经济总量，空间越来越小，同时也很难适应新阶段发展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未来5～10年是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时期。旧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带来了诸如欧债危机等系统性风险。

　　2. 处于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期。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1）10～15个点的城市化发展空间。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下去，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城市消费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创造一个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2）15～20个点的服务业发展空间。至今为止，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3%左右，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到位的话，服务业有可能提高15～～20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

　　（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

　　（4）社会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随着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从15.7万亿元上升到30万亿元，以年均3万亿的规模增长。未来5～10年，我国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3. 尽快明确消费主导的目标选择。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安排。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

　　（1）201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5年，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增长稳定的内生动力。

　　（2）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稳定的内生动力。

　　（3）未来5年最为关键，需要取得实质性突破。从现实情况看，“十二五”时期在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消费主导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关键五年。需要尽快形成统一认识，在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上取得突破。只要在“十二五”期间有效地跃过消费主导的历史拐点，经济社会发展就将跨入一个新的平台。

　　三、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应当说，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实现消费主导的条件，但这些年消费率不升反降，投资消费失衡日益突出，投资主导趋势还有强化趋势，使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不稳定性加大。根源在于体制转型滞后、政策调整滞后。抓住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关键在于推进经济转型，打破体制掣肘。

　　1.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绕开“低消费陷阱”。消费率长期走低，加大了产能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既影响短期经济增长，又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新阶段经济转型，要以拉动消费为战略重点，抓住城市化、服务业、中小企业等重点，有效避免“低消费陷阱”。

　　（1）推进消费主导的城市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关键是适应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推进相关体制改革和政策突破，尽快使城市化在建设消费大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重点是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形成新时期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在具体发展路径上，走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路子，并且充分发挥城市作为服务业载体的作用，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以农民工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发展。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精心谋划，财政也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3）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一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4）走向消费主导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也是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就业的增长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增加社会服务供给。从这个角度看，中小企业是走向消费主导的主力军，需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要在金融、财政、开放等政策上予以更大支持，更要强化其发展的体制保障。

　　2. 走向消费主导的社会转型，绕开“低福利陷阱”。走向消费主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5～10年能否绕开“低福利陷阱”，实现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1）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一五”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还远不是某些欧洲国家暴露出来的“高福利陷阱”的问题。避免“低福利陷阱”，是走向消费型社会必由之路。“十二五”如果能够在惠及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0～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

　　（2）以民富优先为目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2001～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7%和7%，但消费率却从61.4%持续下降到47.4%。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同期财政收入21%的增长速度。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破题共同富裕，都要求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这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没有突破。当前，已经到了下决心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时候。建议把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重点，年内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3）加快消费型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重点。与生产型社会的社会管理不同，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要适应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把反映各方需求，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作为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方法，为走向消费型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3. 走向消费主导的政府转型，绕开“增长主义陷阱”。增长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重要条件。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不可能在没有增长的条件下奢谈其他。但增长不等于发展。走向消费主导，关键是政府发展理念要从经济总量主导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加快由增长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绕开“增长主义陷阱”。

　　（1）实现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当前关键是要防止在市场危机时期采取的政府干预政策常态化，甚至把政府主导固化为“中国模式”。需要着力强化政府的中长期经济战略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实现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长期、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管审批向管监管的转变，从制度上保障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2）中央地方关系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引导了地方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上，不仅容易引发投资膨胀，而且很难适应发展型新阶段社会需求的变化趋势。走向消费主导，重要的是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需求出发，尽快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规范中央地方关系。

　　（3）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从增长主义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趋势。走向消费主导，推进全面转型，对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突出地表现在尽快扭转政府不同程度的自身利益倾向，强化其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保障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