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郊区的“康有为岛”整整一百周年了，这座小岛是康有为先生百年前买下的，年前许多华人前往这座以康先生名字命名的岛屿，凭吊这位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晚年时光是在青岛度过的，笔者围绕康有为先生的“身后事”，调查了有关的人员，掌握了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康有为墓选址、墓葬安置及迁移，进行了全面解读。
　　■“一粒糠”躲进象耳里
　　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先生开始周游世界，他曾有一枚镌有“行程６万里，五大洲，６４个国家”的图章。１９０４年，康先生来到瑞典，为这里迷人风光所倾倒，当即买下位于斯德哥尔摩东海的沙丘巴登地区的一座小岛，据说这个意为“盐湖浴场”中的小岛与青岛海滨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使得康先生怦然心动。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青年时代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１８８８年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１８９５年进京参加会试，并联合各省应试举人签名，要求废除《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１８９７年德国侵占青岛后，康先生第五次上书“德人突据胶州湾，外患日迫，非变法不足以图存”。次年组织保国会推动变法，同年６月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国外，１９２３年迁居青岛，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８日他在青岛中山路紧邻劈柴院的粤菜馆英记楼吃饭，喝过橙汁后腹疼难忍，当天夜晚呕吐不止，一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第二天清晨５时，康有为先生“七窍出血而死”，因此其去世原因终成无法破解之谜。
　　枣儿山位于李沧区南庄村东南方向，东靠双峰山，西临３０８国道，北傍李村河，海拔１６２米，又名凤凰山、象耳山。原名枣儿山，是因为山上酸枣较多。而凤凰山之名，则是因为整座山脉呈现向西“飞翔”之势，且南北有翅，凤尾朝东，山脉一直延伸至青银公路，从总体上来打量这座山，的确如同凤凰。象耳山之名得来则因为西边山峰从侧面看很像大象耳朵，故而得名。也有人称象耳山一名是康有为先生起的，因为康先生曾经认为自己是一粒“糠”，他的墓穴必须躲进天下无敌的大象耳朵里才能获得安宁。　
　　■刘昌祥：康先生下葬后，他的子女赤脚回家以示孝意
　　刘昌祥（李沧区南庄社区主管会计，１９５３年出生）在２００１年时，就采访过村民黄人明（１９２１年—２００３年），黄人明的父亲黄泽高（１８９３年—１９６８年），曾经给康有为先生聘到枣儿山的风水先生抬过竹藤椅。
　　
　　早在１９２４年春天，为自己百年之后寻得一处安息之地，康先生就和风水先生到过枣儿山，不过当时没人注意到。那时枣儿山没有像样的路，只有小路，但枣儿山下有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清凉院，远近闻名。康先生对崂山熟悉得很，曾给下清宫题字，他给风水先生圈定的“百年之后”的范围就在崂山山脉，风水先生呆在崂山一带足足半年，五月端午节前后来到枣儿山，住在河南村西侧由一家都姓人开的“西桥饭馆”，每天坐着竹藤椅，由轿夫抬着上山下山。那几天正在下雨，他在枣儿山走上走下连续勘察了三天，墓址选定这座著名的凤凰山，康先生的墓地恰好选在了“凤凰”头部“凤穴”的最佳位置，风水先生认为这个方位很贴切康先生身份。康先生骑马来看了墓穴之后，很满意，特意堆了一堆石头作为标记。但因为康先生突然去世，后人上山寻找他亲自做有标记的墓址时发现，此时枣儿山上因为人们堆石搂草，已经形成许多石头堆，所以墓址“真假难辨”。康先生实际下葬的墓地位置有可能出现偏移，因为墓穴是用炸药炸出来的。
　　１９２７年康有为先生去世后，殡葬场面非常宏大，原本准备用两匹马的马车将棺木拉到枣儿山的，但是因为山势陡峭，马车根本上不去，所以最后棺木是由人抬上去的。马车前面有一种架子装饰，叫“罩”，前面扎了一个大花头。黄人明亲眼见到，当时康有为的子女每人都穿了一身孝服，脚穿草鞋，下葬后子女们就把草鞋扔掉，赤脚回家，以表孝意。
　　１９４３年确定把原坟往东移了，只有这个地方是一些绿土，很软，周围都是坚硬的花岗岩。就着石脉重新垒坟，据说这才是康有为先生生前选中、亲自垒上石头的地方。
　　■刘从申：康大人买了我二爹的山地
　　刘从申（青岛李沧区河南村居民，１９１４年出生）已９０高龄，见证了康先生墓地的购买过程。
　　
　　我们刘姓为河南村占山户，到我这一辈，已是第１５辈。康有为大人是买了我二爹刘希秋的５亩６分山地（一亩约等于现行２．４亩）。当时枣儿山被德国人占据，二爹的地就在德国人割地外面，也就是说枣儿山的西北角是姓刘的，栽了杨槐，一搂多粗，当时山上松树很少，到处是鸟，到了山里鸟叫声十分惊人。康大人是骑着马来枣儿山的，买地是经过农场王泽书介绍的，王泽书来找二爹说：“康大人要买这个地方，你要多少钱？”我二爹吓得不轻，二爹当然知道康大人这位大人物，说：“康大人给吧”，这块地康大人共给了６０块大洋，我见到地契，没有写枣儿山，写的是象耳山。是写在红布上的，还画了地图，地契曾放在木头做的点心盒子里，以后就给毁掉了，因为没什么用了。当时我姑父还给康先生做了“玄转”（音），青石磨成的，上面刻了字，埋在地里，意思阴间也知道这块地是康大人的了。我见到康大人最早的水泥墓地没有碑，只有祭台，这个祭台长１．２米，宽８０厘米，上面刻着“康奋预堂”四个字，这几个字据说是康大人老家的堂号。
　　■黄佳良：照壁似的石墙上刻有“国学大师”四字
　　黄佳良（青岛李沧区南庄社区居民，１９３８年出生）从童年时就对枣儿山上的康先生墓地有所接触。
　　
　　康有为先生的墓是用钢筋水泥制成的，坐东朝西，再往西北还有康先生小女儿坟墓，是小土墩，没有立碑，后来康先生子女发现初次下葬的墓穴位置有误，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０日向东移动１６米左右，重新制穴安葬。记得当时垒坟时，圈有四个地界，地面上用镌有“界”的石桩表示，范围北边到水库，南边到沟崖。另外四周用高粱秸圈了起来，上面又罩上大棚，极其严密。安葬期间，日伪政府出动大批人马，禁止村民出门，据称汽车从枣儿山一直延伸至南庄村，足足有２公里长。日伪军还在枣儿山、南山架起机枪，村民无法出门，大批庄稼烂在地里。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年８月，青岛市第五中学红卫兵打着红旗，路上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来挖康有为坟墓，挖了一上午但进展不大，中午学生们吃饭去了，就由一位姓赵的教师在此看守。我从此经过时，看到掘开后的墓里面，有一个照壁似的石头墙壁，高约１．５米，上面有四块独立的石头，刻有“国学大师”四字，每个字上都涂了红漆。石壁上方的平面，镶嵌着十多根两米长的石条，石条凿制时已设计咬合齿，石条之间咬合严密，几乎不留缝隙，当初康先生棺椁就是由此悬下去的。在石拱门镶嵌着一块拱形石碑，高约８０厘米，厚约３５厘米，黑色，学生将此碑左上角砸掉，钻入之后，整座墓穴才被打开。康先生棺材木头为红松，约４厘米厚，带有搬动用的扶手，棺材被打碎，暴露出白骨，与康先生同时死亡的３岁幼女尸骨未动，仍丢在墓穴内，学生从墓中拿出一串珠子，一把金锁，这把金锁是美国华侨送的，正面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则是“国学大师”，康先生左右手中均有一枚金钱，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还有一枚玉佩。康先生下葬时身穿中山装，但他的右脚边有一沓蟒袍玉带和很多清朝服装，蟒袍玉带上的金丝随风飘舞，有的就缠在槐树上。墓穴里还有一小石碑，上刻康先生四子三女的名字。学生将康先生骨头扬了一地。当时，坟墓前还有一石头供桌，长约１．５米，厚约８０厘米，雕有四条腿，供桌的后面就是石碑。
　　■王集钦：我设计了康先生的棺匣及新墓碑
　　王集钦（青岛博物馆副研究员，１９３１年出生）在“文革”中冒着被打成保皇派孝子贤孙的危险，保存了康有为先生的颅骨，以及一些墓葬品。
　　
　　采访７０多岁的王集钦先生时颇受感动：年迈的老人激动而又神情凝重地端坐着，虽已患病，但仍有着清晰的思路与准确的记忆。王集钦的外婆曾带着他的母亲与姨妈在天游园的一间平房中借住了两年，因而，从私人感情上讲，王集钦对康先生有一种报恩的感念。提起这段历史时，老人认真地、缓慢地讲述着他亲历亲见的一些史实，并更正了一些误传。
　　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破四旧”，康墓遭毁，康先生的头骨被绑在棍子上游街示众。为了保护康先生的头骨，我提出将头骨收到博物馆作为“造反有理”实物展览。展览结束后，我秉承“白骨不能朝天”的古训，趁乱将先生的颅骨及遗物收到一个木箱中，钉好并收藏了起来。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０日，先生的颅骨及遗物经清点上缴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
　　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３年，市里到处选择墓地为康先生迁墓。我有意在湛山寺药师塔前为先生择地，但市领导未能批准；省委领导亲自出面，将墓地选在大麦岛北面浮山的南坡上，我开始设计墓、墓碑、以及棺匣的式样。我设计的康先生墓直径７米，墓围墙高半米。墓碑高２２２厘米、宽８９厘米、厚３０厘米，下有石供桌，正面系刘海粟撰写的“康有为先生之墓”７个金字，由掖县大理石厂精心雕制。棺匣７０厘米长，为黑色有机玻璃制作，内衬丝绒，我设计好后，请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的同学王鸿信用了两天的时间，加工赶制出来。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举行了康先生迁墓仪式，康先生二儿媳庞莲女士、孙女康保娥夫妇、外孙女潘庆照夫妇、康公弟子刘海粟先生与我共同用红、黑绸带将棺匣缒入墓穴，海粟先生展读了颂词。
　　我在母亲的帮助下，确定了现在天游园的园址，并带领康氏遗族瞻仰了天游园。当时，年迈的母亲因体弱已不能外出，我便根据母亲的回忆，将疑似天游园的楼房、外景以及室内地砖拍了照片，带回去给我母亲辨认，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了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指认带图案的地砖“这就是康大人公馆的地面”。我至今珍藏着康先生之孙康保延先生的全家福，以及康保娥女士的来信，因为其中凝聚着康家与我外婆家，两家三代人的恩情。
　　康先生的墓葬品中有一只金锁，锁链有小拇指粗，正面镌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反面为“国学大师”，传言是由日本天皇赐给康先生，是不对的，其实是美国侨民馈赠给先生的；另外，康先生墓葬中的袍褂也并非是见风即风化，我用来包先生颅骨及墓葬品的红色锦缎，即是先生的袍襟。
　　■王铎：揭秘“康有为之死”
　　王铎（青岛市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史专家）从事康有为的专题研究，已近２０年。不仅采访过康有为的弟子刘海粟，而且与康家的子女亲人大都见过面，有过交往，熟知康家的许多事情。
　　
　　有关康有为在青岛的许多史迹，大都经过了王铎先生的订证。王铎先生还对于康有为当年在青岛所生活的社会背景非常熟悉，并且对于世人所不知的千古之谜——“康有为之死”，有着自己的见解。
　　康有为先生的新墓位于浮山南麓，占地１０００平方米，花岗岩围墙，墓分三层，墓碑正面镌有“南海康先生之墓”几个大字，背面镌有康有为先生的生平，均为刘海粟撰书。康有为先生在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１日病逝后葬于崂山县枣儿山，后又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０日修复墓地时移葬。浮山新墓是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７日落成的，是康有为这位历史巨人的长眠之地。
　　康有为是被日本人下毒毒死的。１９９５年我见到了当时康有为的广东老乡吕振文的儿子。当他得知我有意要挖掘“康有为之死”的“千古之谜”时，这位吕老前辈竟然向我吐露了真情。
　　吕老前辈说：“你对于康有为的死因分析是正确的，他确实是被日本人毒死的。”１９２７年康有为在中山路英记酒楼吃饭时，吕振文在座。当康有为喝下一杯橙汁后，脸色大变，直说难受。没有办法，吕振文只好用马车将康有为送回寓所。后面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几十年后，吕振文对其儿子说，他是从日本天皇身边的人得到的这个确切消息。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曾一度与溥仪一起和日本人对着干，所以日本人对康有为怀恨在心，要置他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