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虽然是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而进行的调整，但从指导思想上来讲，也有限制人口流动的目的，所以在不得不开放户籍的同时，控制不需要的外来人口流入本地。这在“暂住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的出台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大量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当时叫盲流)盲目涌入城市，而给城市承载量所带来的压力，和不影响部分本地人的就业机会。因此，“暂住证”制度早期还衍生出了严重的腐败和寻租。在“暂住证”外，为避免人口自由流动对本地造成的冲击，很多地方还纷纷自行出台严格的户籍准入和特殊控制制度，如高科技人才和投资准入制度，对外地居民的限购等。

　　指导思想的误区事实上不仅存在于地方层面，也存在于国家层面。1958年的户籍管理条例虽然规定了城乡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并未进行指标控制。1980年10月，国家为应对随经济发展而来的人口流动压力，开始确定对于迁移进行指标与政策的双重控制。“暂住证”就是这一思维下的产物，它使得数亿中国人开始了漫长的暂住在中国的苦涩生活，户籍管理制度的落后和不公平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