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农村不乏偏好向东部超特大城市“潮涌”的跨省、跨区域迁移者，在挑战东部城市极限承载力的同时，势必会造成中西部农村人力资本大量流失，从而可能导致部分农田山地因缺乏熟练劳动力而带来荒芜、减产等不利于新农村发展的被动局面。期望通过市场机制以阻碍这种“一边倒”的跨区域迁移洪流以在农村保持均衡适度的人力资本，显然难以奏效。当然，似乎可在有效设定农村居民群体中“谁是富余人口”的制度安排后对冲这种跨区域迁移洪流的负效应，也似乎可通过公共政策或市场机制引导大学生村官和城市市民携带资本技术下乡的“非转农”路径对其加以弥补。但是，靠政府调控人为地遴选“谁应留在农村、谁迁入城市”的政策模式操作成本高，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另一方面，国情的约束导致当前的“非转农”市民尚难获得完全的农村户籍，③大学生村官也同样面临在农村“落地不生根”的窘局，这表明，规避新农村生产生活中的负效应以形成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主导力量还得基于农村自身。因而，有必要从城市体系这一视角创新人口迁移流动的政策思维，通过科学合理的“目标城市”的门槛设定来规避极不平衡的跨区域农户迁移洪流，从而消弭其对新农村建设的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