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吟咏谢安诗赏析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亦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熙宁二年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到他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王安石与谢安的政治地位相同，他要做的事业不亚于谢安；王安石对谢安的为人十分敬仰，对他的勋业极为推崇。元丰六年，63岁的王安石在钟山时,写过二首七绝《谢公墩》,诗云:
《谢公墩》 北宋 王安石
我名公字偶然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谢公陈迹自难追，山月淮云只往时。
一去可怜终不返，暮年垂泪对桓伊。
王安石退居江宁之后，他给自己修了几间屋子叫半山园，屋子外头连围墙都没有，外头一看跟个旅馆一样。为什么叫半山园呢？因为这个园子它距离江宁的城七里，距离钟山的主峰七里，正好在中间，所以叫做半山园。半山园以北不远的地方有一小土堆，叫谢公墩。谢公墩，金陵四十八景中最具有人文气质的一个景点，相传东晋的时候，宰相谢安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道登临过的地方，一直是文人骚客悲秋怀古的首选之地，站在这里登高望远，“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令人怀想挥斥方遒的东晋宰相谢安，和那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淝水大战。谢公墩正好在半山园里边，哎，王安石这俏皮劲儿就出来了，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就反映了他性格上好强而又幽默的一面。
王安石说这个谢公墩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头，我还给这墩子上修了个亭子，叫谢公亭。我的名字跟谢安是一样的，他叫王安石，谢安字安石、叫谢安石，说我们俩名字很巧合的，一样。可是呢，现在你的那谢公墩就在我们家，千不该是万不该，已经是我的墩子了，为什么还叫谢公墩呢？它应该叫王公墩呢。后来人家开玩笑说，王丞相在朝中争新法，退居乡野争谢公墩。
王安石说谢安陈迹很难追寻，想起谢安当年功勋卓著而被猜忌，听桓伊弹筝，还唱起曹植的《怨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时，谢安不禁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王安石联想自己变法失败，心景凄凉。
《谢公墩》 北宋 王安石
走马白下门，投鞭谢公墩。
昔人不可见，故物尚或存。
问樵樵不知，问牧牧不言。
摩挲苍苔石，点检屐齿痕。
想此絓长樯，想此倚短辕。
想此玩云月，狼籍盘与樽。
井迳亦已没，漫然禾黍村。
摧藏羊昙骨，放浪李白魂。
亦已同山丘，缅怀莳兰荪。
小草戏陈迹，甘棠咏遗恩。
万事付鬼籙，耻荣何足论。
天机自开阖，人理孰畔援。
公色无惧喜，傥知祸福根。
涕泪对桓伊，暮年无乃昏。
王安石经常去谢公墩游憩，在那里摩挲着生满苍苔的石头，想象着谢安当年所完成的事功和在这地方居住生活的故事情景，小草成远志，甘棠留遗爱，听筝泪沾衣，为此，他每每流连忘返。
《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 北宋 王安石
坡陀谢公家，藏椁久穿劫。百金买酒地，野老今行饁。
缅怀起东山，胜践比稠叠。於时国累卵，楚夏血常喋。
外实备艰梗，中仍费调燮。公能觉如梦，自喻一蝴蝶。
桓温适自弊，苻坚方天厌。且可缓九锡，宁当快一捷。
彼哉斗筲人，得丧易矜怯。妄言屐齿折，吾欲刊史牒。
伤心新城埭，归意终难惬。漂摇五城舟，尚想浮河檝。
千秋陇东月，长照西州堞。岂无华屋处，亦捉蒲葵箑。
碎金谅可惜，零落随秋叶。好事所传玩，空残法书帖。
清谈眇不嗣，陈迹怳如接。
王安石对谢安的事迹和境遇了如指掌，逝后棺材被陈叔陵拖出，野老在此饮酒作乐，想起当年抵制桓温请求加九锡，淝水之战一举粉碎了苻坚的梦想，我要更正历史事实，不荒唐地将鞋跟折断写进史册，要记取的是谢安为皇上建造新宫殿，一摇蒲扇帮了朋友大忙，桓温看到谢安所写的简文帝谥号的奏议所说：“ 此是安石碎金。”
另有“华屋几人思谢傅，佳城今日闭滕公。”（《文元贾公挽辞二首》）、“休论王谢当时事，大抵乌衣只旧时。”（《和陈辅秀才金陵书事》）、“邑子从今夸胜事，岂论王谢世称才。”《郑子宪西斋》）、“相随东山乐，及此身无憾。”（《九日随家人游东山遂游东园》）、“欲去锺山终不忍，谢渠分我死前身。”（《寄金陵传神者李士云》）等诗句，从中可见王安石虽说自己与谢安“我名公字偶相同”，其实他处处以谢安自诩。但也有例外，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被人喻为车裂的商鞅，或贬为“拗相公”，他则以批评谢安曾经助长“流谈”为名，为自己辩解。
《谢安》 北宋 王安石
谢安才业自超群，误长清谈助世纷。
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
在《谢安》一诗中，王安石表面上是尖锐批评谢安王衍等人清谈误国，其深刻意义在于对当时宋朝十大士大夫存在的坐而论道、不求实际的风气表示指责和不满。这首诗还批评了谢安对商鞅变法的历史偏见，足见他胆识过人。两首诗从正反两面高度称赞商鞅令行禁止变法图强的革新精神，给商鞅平了反，而且在商鞅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因循苟且要求革故鼎新的政治主张。
《商鞅》 北宋 王安石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他指出商鞅变法为秦国富强和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为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许多历史学家和守旧官僚多从品行而不是从历史成就方面评价商鞅，批评较多，如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其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卯，不师赵良之言，亦足以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司马光说他“尤称刻薄”使“天下趋于诈力”（《资治通鉴》卷二）。王安石针锋相对地提出“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民国文人嘲弄中国历代王朝曰：“汉经学，晋清流，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晋朝名士领袖王衍就是“清谈误国”的典范，而商鞅变法，不是亡国，而是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