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指出一个年份，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87话，我愿意把2004年作为这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道理很简单，即分别依据转折点定义、与转折点相关并相伴而生的变化，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3]，我用政治经济学逻辑做出了一个判断，以197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基点，当这个差距回归到该水平上面时，一场深刻的政策调整将再次发生。以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民收入的比率衡量，剔除城乡价格变得差异因素之后，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6，2006年回归到这个水平。实际上，改革是1979年开始的，这一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2.4，回归到这个水平的年份，恰恰是2004年。

　　首先，刘易斯转折点的定义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伴之以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而民工荒恰恰就是从2004年广为人们所知，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即使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仅仅将其暂缓数个月而已。同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自2004年开始，一反此前十数年徘徊不前的局面，持续上涨至今。

　　其次，既然这个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型式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则2004年这个年份应该在许许多多指标上反映出转折的特征。事实上，产业中的资本劳动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方式、生活费用涨幅，以及一系列相关指标，都以这一年为转折点，在方向上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

　　最后，2004年以后的政府政策倾向，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发育，都越来越有利于工资的继续提高。其实，前述一系列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经济社会指标的变化趋势，说其中一些是发生在2003年也是可以的。但是，政府的重大政策调整，不仅集中地发生在2004年，而且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上，政策变化无疑是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其中不乏许多具有戏剧性色彩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