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上篇说到1989年7月下旬，我在宁波大学工作时，回西安家里度暑假的日子）
1989年7月26日 星期三
    今晚，学运特别节目、纪实系列片《血与火的考验》播出第三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之迷眼下是无法真正解开了：大部队为什么要在6月3日夜间进入天安门广场，过后又忙着辟谣呢？夜幕遮掩，难免有避人耳目之嫌；如果光明磊落，为什么不在白天堂而皇之地开进广场呢？
    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司被砸；许多国家对中国新当选的领导人迟迟不发贺电；许多国家给中国以经济制裁；有的国家中止了与中国互派留学人员的协定；这都是《新闻联播》里说的。如果真像官方报道的那样：军车被烧毁，军人被残杀，而广场上的学生又是被和平驱赶出去的，那世界舆论何至于如此强烈地谴责中国呢？何至于采用最强硬的抗议手段来制裁中国呢？难以自圆其说吧？
    在科技高度发达、信息传递现代化的今天，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何况是露天大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唉，真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呀！
1989年7月27日 星期四
    早上起来，我和父母、姐姐、小晶晶去兴庆公园玩了。今天天气阴阴的、很凉爽，公园里游人很多。
    妈妈和姐姐先进城，去取妈妈修好的东方表，我和爸爸带着小晶晶在喷水池边等着；我们坐在一棵伞盖似的大松树下的长椅上歇着，小晶晶则欢快地在旁边来回地跑着。
    在等待着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看见三拨人来向游人要钱：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一个小孩，一位年轻妇女抱着一个婴儿，还有一个小伙子，都操河南话。由于报纸电视不时地报道有人以要钱为生财之道，装出一副可怜相、利用人们的同情心不劳而获，现在给钱的人已经很少了。
    下午1点钟，妈妈和姐姐过来了，我们吃午饭：都是从家里带来的东西，早就买好的麻辣牛肉、泡菜豇豆，和早上才买的馒头、花卷，另外还带了一大瓶清晨才熬好的绿豆汤。
    1点半，我们去兴庆湖里划船，人太多了，小船老是碰在一起。以前划船，是1小时4角，现在涨成了1元。我们一边划船、一边吃着零食：从家里带来的葡萄、毛豆、瓜子和鱼片。
    上岸后，我们去树林里：铺上塑料布，父母坐下休息；我和姐姐带着小晶晶去儿童乐园玩，晶晶胆子太小，滑溜溜板很紧张，坐翘翘板则吓得直哭。我们好久没有到兴庆公园内的儿童乐园来了，这里的变化可真大：记得我们小时候来这里时，看到的只有翘翘板和滑滑梯，当时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大一小两个水磨石做的象鼻子滑滑梯了。现在这些都还在，但增设了很多电动玩具，小火车、小汽车、碰碰车和飞船等。
    晚上看电视时，爸爸说妈妈：“你除了《几度夕阳红》外，别的都不喜欢看。”妈妈生气了，说爸爸这样说，是为了衬托自己的兴趣广泛，二人吵了起来。从小我就听惯了父母的吵架声，也早就麻木了；今夜，我一句话也没说。
    今晚的特别节目，纪实片《血与火的考验》，播出最后一集，也就是第四集“沉重的历史反思”。这次学运搞得这样厉害，政府是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了：为什么学生的行动得到了知识界、工人们广泛地声援？难道学生们真是被少数阴谋家所利用、所操纵了吗？难道声援者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吗？难道这次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最终发展成了群众运动，是因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不利、思想政治教育不够吗？难道靠重新捡起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证明行不通的法宝——高举和紧跟，就能实现全国人民与中央的保持一致吗？
1989年7月28日 星期四
    我的体质真差，回来后天天待在家里，可还是感到身体不适：老是感冒，今天又感冒了；昨晚开始拉肚子了；今天晚饭后，坐着看电视时，我感到左边肚子很疼。
    这阵的电视新闻里，不断地报道各地惩治贪官污吏的情况，查处党员、干部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案。今晚的《新闻联播》里，又说党中央、国务院开会作出七项决定：整顿公司、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特供、限用进口小汽车、限制公款吃喝、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惩治贪污、受贿和投机倒把。
    这是想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不辜负党和人民希望的体现。民主运动使当局警觉，办几件实事以顺民心，愿望是好的；只是权力之间没有制衡，又不允许新闻自由、对政府工作实行监督，这样如何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呢？寄希望于搞运动，结果只能是像以前那样雷声大、雨点小：运动一来，老虎收敛一些，避避风头；打虎的避开老虎，拍几只苍蝇，交差了事。老虎已经久经考验而有了免疫力，打虎的则明知“老虎尾巴摸不得”，况且是老虎的躯体呢，也都怕“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谁都怕惹那麻烦；所以，有死虎捡两只当然好，或者病虎元气已伤，不费力就能打死，实在不行，就以猫充虎，运动风一刮而过、鸣金收兵；于是，虎又从各自藏匿着的洞穴里窜出来，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百姓久被虎伤，叫苦不迭，怨声鼎沸；至此，上面又开始发布安民告示、组建打虎队了。这样周而复始，一切都变得程序化了，百姓的心也逐渐冷却了，不再抱多大的希望了！
1989年7月29日 星期六
    这次我调到宁波，几乎把我所有的书都带去了，只留下了《人物》杂志和《纵横》杂志。这次回来，闲来无事时，就拿来翻翻。今天我在《人物》杂志（87.1）上看了一篇文章，《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颇有感慨。
    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差，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象梅先生那样全身心投身于教育的教育家！西电学习空气不浓，法大乱糟糟的，宁大好像什么事都没人管。当然，政府对高校干预过多，使高校在教学、行政安排上没有自主权，是高校的一大障碍；就是有像梅那样的教育专家，在这样禁锢的环境下也难以施展。我们的校长人选，从政治上考虑得太多，而从学识、资历、人品、威望上考虑得则太少。法大这样一所国家级的法律大学，却让司法部长兼任校长，他整天部长份内的事还忙不完呢，还那把多少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呢？西电的校长虽说是位教授，但缺乏魅力，没有教育家的才气，只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宁大新建，更需要开拓性的领军人物，却从浙大请来一位老朽，他的各种关系都挂在浙大，只是人到了宁大；这种随时准备溜号的人，别指望他会全身心地投入！
1989年7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午饭家里吃饺子，肉和冬瓜馅的。每次吃饺子，都把爸爸忙得够呛：剁肉、拌馅、和面，都他一人。我喜欢吃饺子，爸爸不惜再忙，也要包给我吃。
    我饭还没吃好，严翔就来叫我打牌了，还有小军；严翔又去叫来了一个他们咸阳国棉七厂的人，我们打了一下午，我赢了6角钱。本来输掉2元多的，说好打到6点，已经敲6点钟了，我坐庄，听好4、7筒，南风一杠，杠上花来一个四筒，连杠带自摸，一家5个子，一副就是3元。我说6点已到不打了，严翔偏要说等我下庄；最后一副牌，严翔自摸，我给了他四个子，我原来已经摸出一元钱了，现在收回，还赢了三个子。反败为胜比一路领先还让我高兴！
1989年7月31日 星期一
    今天合阳来人，说西瓜给我们送到了，在大坡底下一家人家放着呢。下午6点钟，我和父亲下去，叫上红金，他去借了辆架子车，我们往家里拉西瓜。晶晶硬缠着红金，红金只好带着她，爸爸抱晶晶，我推、红金拉；上坡时正好有熟人帮忙，我还是累得像越野跑似的，车子一上坡，我胸闷得像要窒息了似的，心像是要从胸中跳出来，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头晕得要昏过去了，想呕吐！我知道此时不能停下来，我慢慢地走着，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我的身体素质这样差，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回想起：1977年教育走上正轨，高考招生制度恢复以后，我就开始下功夫读书，一直到1987年拿到双学士文凭；这十年，我就没有好好休息过，吃得又不是多有营养的食物，这段时间，是我长身体最快的时间，15岁到25岁，人生的黄金时代，终日以书为伴、苦熬冬夏，终于把身体搞垮了！
    今天，我碰到了中学的班主任崔景成：他头发白了不少，满脸的皱纹，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他说他现在在厂子校的高中教物理；我说我调到宁波大学去任教了，他还不知道；我把我上大学以后的情况，简单地告诉给他。
    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真是太可怜了：时代的悲剧加上家庭的重负，生活的艰辛磨去了他们的锐气和才气，使他们像缺少水分的树叶一样，过早地枯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