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尽管两千多年时有沉浮，但总起来说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儒学”的称谓对“董学”并不确切，也并非原来的儒学，但既然已经成为史实，矫正也难，所以愚认为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作文章，而关键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质:“新儒学”“新”就新在，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的所谓“君学”。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不过他的理论只是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他以后之所以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