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争取的政治道路才是最有效的!
文/交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谭小芳
前言：
2012年的两会，似乎是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最受瞩目的一次两会。在会议之初，就有胡润富豪榜的最新报告指出，70位最富裕的人大代表的资产总和是898亿美元。而美国政治的三权，国会、行政和法院的所有高级官员的资产总和，不过75亿美元。如此或明或暗的一种政治指控，却不幸犯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错误：误把政治呈现当成了政治现实。或者说，误把人大政协中民营企业家的大量出现，当成了政治权利的体现。
著名领导力培训专家谭小芳（www.tanxiaofang.com）老师认为，人们似乎已经把民营企业家在人大政协之中的呈现当成了政治常态或者习以为常，而恰恰忘却了民营企业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尤其在人大政协之中的出现，不过是短短的20年时间。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形成企业与政治，或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渠道。
显然，当下的中国，似乎正在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行进，亦即形成企业与政治之间的对话渠道而非对立。但是，目前的架构显然并非一个正式的政治对话框架。政协乃是一个议政机构，政协委员的作用仅仅是对地方或国家政策起咨询作用，其对于政治决策的实际过程并无决定性的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对政治生活产生实质性的推进；而人大的确具有立法机关的作用，但是，其立法过程依然是在政治先决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大代表的作用更多的乃是一个表决作用，立法全过程并不为人大代表所决定。企业家代表确然可以提出提案，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人数在总体代表中所占不过3%，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就自然无法对立法过程有效干预。
人类走出洞穴进入社会，便逐渐分化，形成不同的职业与人群。所谓的精英与庸众、政治家与平民、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无非以人的社会身份划分。于是每个人群都有着每个人群的利益与特别需求所在。参政议政，无非是扩大自身所在的利益，寻求本身所在阶层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家参政议政，其自然目的，也就是代表自己所在的企业家阶层，在政治领域中寻求符合企业家利益更广阔的政策空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的批评，不过是对政治本质的无知的虚假指控。著名领导力培训专家谭小芳（预定领导力培训，请联系13733187876）老师认为，对于企业家的参政议政存在三大根本性错误：
一，参政议政乃是对企业家政治身份的提升。
政治乃是一门专业性的行业，而非业余的爱好。任何一个立法、司法与行政的过程，都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政治需要专业化。企业家的确可以拥有参政议政的权限，但如此权限，所需要的是其专门化的转型。
二，参政议政意味着政治权利的提升。
政治权利乃是对于公共事务管理与行政所拥有的权限。企业家在政协人大之中，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显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事实上，按照《农民日报》的报道，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仅占16人，农民代表仅占13人。所以，学者熊培云称中国处在普遍的“权利的贫困”之中，除了政治架构之外，所有阶层的政治权利同等贫困，说不上什么政治权利的提升。
三，参政议政是企业家的政治通路。
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并不是企业家用财富交换来的，如果是这样，就会随着财富的增减，随时发生变异。财富水涨船高，政治待遇逐步升级；财富缩水消失，政治待遇随时作废。这并非一条稳固而切实的政治道路，而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利益交换。
企业家与普通的公众并无二致，他们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学生都一样，不过是社会的公民而已。任何一个社会最为可靠的政治道路，都不过是公民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并非来自于恩赐，而是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按照所有公民一致的政治参与途径来获得。这也就是所谓“公民待遇”的根本所在。惟有依靠公民本身的身份与力量所参与的政治，方才是一个社会的政治道路的康庄大道。
因为企业大小、财富多寡，而被授予的政治地位，并不是可靠和根本的道路；而以公民争取的政治道路，才是踏实有效的真实路径。中国企业家的参政议政道路，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无数的误区与幻象。官商勾结的故事在中国从不欠缺，而走出二千年的畸形结构，方才是今天中国改革的本真之意。
因为企业大小、财富多寡，而被授予的政治地位，并不是可靠和根本的道路；而以公民争取的政治道路，才是踏实有效的真实路径。中国企业家的参政议政道路，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无数的误区与幻象。官商勾结的故事在中国从不欠缺，而走出二千年的畸形结构，方才是今天中国改革的本真之意。
西方社会盛行“商而优则仕”，一方面在于当代民主政治玩的是“烧钱游戏”，另一方面精英政治也是成功商人个人价值观的变现渠道。只是，不管在何种政治语境下，“政”与“商”之间的旋转门必须设立有效的“防火墙”。美国总统共和党党内初选选战正酣，领先的候选人罗姆尼的“商人”身份便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他可以“坐着私人飞机俯瞰挤大巴赶场子的对手”，凭借自身财力远离各种筹款陷阱和财政麻烦；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面对民众对他当选后是否会出现“官商不分”、“关联交易”的质疑。
在美国，具有商人背景的总统很多，仅1900年以后任职的，就有哈定、胡佛、卡特，以及父子两代布什总统，至于部长、大使等职位就更多了。像现任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兼贸易谈判代表，退休后入高盛任董事总经理，不久又离开高盛，成为世界银行行长；前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退休后曾出任高盛集团CEO。高盛公司也因为盛产辞职从政的高官，和吸收较多退休后前来任职的高官，被戏称为“高盛旋转门”。
首先，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脱胎于代议制，而代议制的基础——议会，最初就脱胎于各国君主和商人们协商税务，以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协调机构，带有浓厚的“以参政议政交换财政支持”的意味。而进入现代，议会和选举成为各项行政权力和法制的基础和保障，原本在议会中便根深蒂固的商人们，进入更高层次政坛的机会自然变得更多。其次，当代社会更重视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经济搞不好，选民和各阶层都难以拥护。
而那些具有丰富经济工作经验、高超理财手腕和超常经济界人脉的“商人政治家”们在这些领域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像美国亿万富翁佩罗就曾经在民众广泛质疑主流政治家治理经济能力时挺身而出，以独立候选人资格参加总统选举，并获得了不俗的支持率。
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正是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个群体掌握着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源。企业家之外的群体都认识到企业家群体的重要性了，企业家群体自己却没有。也许是由于政府过于强势，也许是因为自身精神不够刚健，企业家群体似乎总是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地位。在制度变革事业上，企业家群体近乎本能地采取“搭便车”策略，而没有发挥与自己的实际地位相应的力量，或者在其他群体看来，没有尽到自己的文化、社会与政治责任。
似乎也正因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家的社会形象似乎呈现某种缓慢下降趋势。底层民众——或者自称代表底层民众的一些人士——的情绪趋于激化，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令企业家，当然还有中产阶级，感到心中无底，有一种深深的忧惧。移民因此成为一股大潮。
充满忧虑的企业家们能否由此攀升至圣贤所说之“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区别空洞之忧虑的地方在于坚定的主体性意识，也即自我担当意识：面对不确定的世间前景，他不会怨天尤人，而会评估自己的资源、环境，采取审慎而坚决的行动，以把握、控制自己的命运。
柳传志提出了一种消极策略，那就是节制。如他所说：“两级分化以后，仇富心理很严重，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我们实际上是真正靠劳动、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取得财富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再去进行其他刺激性的行为。比如某些企业家可能有非常过分、浮躁的行为，嫁女儿花很多钱，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使得社会空气更加干燥。”
比如，在自己所经营的企业内部，尊重员工，尤其是底层劳工，改善他们的福利，让他们参与企业之治理。今日大多数城镇人口具有双重身份：公共层面上之国民身份，私人层面上之企业员工身份。员工在企业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作为国民的状态。员工如果在企业中获得尊重，且可以参与企业治理，则他作为国民也就会心态平和。反之，国民就会心态暴躁，甚至不乏怨恨。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家群体实际上承担着训练国民之重大责任。
企业家要参与政治而不被人非议，须首先完成一次身份转换：从企业家、商人转换成为“君子”。当然，企业家群体也可以积极实施行业、区域的自治。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同样是在推进社会自治。而一切时代的优良社会治理秩序，一定以健全的社会自治为根底;同样，在一切时代，企业家都是社会自治的主角。
企业家也可以像武克钢先生所说的那样，参与政治：“我还是希望对于企业家议政的容忍度要扩大，边界要拉伸。”但是，今天，在大众心目中，企业家参与政治已经变成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家在政治的公共舞台上只关心自己企业、行业的利益，而缺乏公共视野。企业家如此参政，只能激化社会阶层间的紧张。
企业家要参与政治而不被人非议，须首先完成一次身份转换：从企业家、商人转换成为“君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良好的政治中支配所有参与主体的因素，只应当是“义”。这不是否定“利”，而是说，必须以“义”控制、节制“利”。基于义的法律、政策才会较为公平，让共同体更加团结，而不是撕裂共同体。而这种撕裂，一定会把企业家置于危险境地。
在经济运动场上打主力的本来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抢哨子、吹哨子的情况还是很少。说白了，现在民营企业家也就是在政协讲讲话，发发牢骚，议政但不干政，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这个裁判员吹着哨子、带着球就直接过去了，谁拦我就吹谁犯规，我自己一脚把球踢进去高兴得不得了。
当然了，不仅在中国，只要有现代工商文明和现代社会秩序的地方，政企关系始终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制约的关系，很多国家暴露出来的权钱交易、政商合一，特别在发展中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社会结构的调整，还是道德层面的回归。
一个是整体的政府跟企业群体应该有多远？在这个层面上，政府在决定政策方针、社会发展中肯定应该跟企业有一种互动；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官员本人和企业家作为个体应该有多远？这个距离，当然是越远越好。这是关于个人情操、尊严的社会行为，人们痛恨政商勾结，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