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初，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入学至今已15年(即1996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65人。最为特别的是，该校甚至有两名学生是1990年入校，就读21年之久的学生至今尚未毕业。

　　

　　这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最大规模的超期博士清退。由此再一次将“超期博士”这个概念推到公众面前。说其是“再一次”，是因为清退“超期博士”，西南交大不是首家。2010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官网上公开发布声明，要求307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少的超期博士生；2009年，南开大学有33名博士生被校方淘汰，这是根据该校2005颁布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而从2006年起，南开大学实施这一规定以来，在3年来，已有168名博士生未能戴上博士帽。比较起来，西南交大的规模会如此之大，只因其进行“集中清理”。

　　高校清理超期博士，反映出对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视，但是，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超期博士”，同样值得高校反思。

　　2011年12月初，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入学至今已15年(即1996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65人。最为特别的是，该校甚至有两名学生是1990年入校，就读21年之久的学生至今尚未毕业。 这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最大规模的超期博士清退。由此再一次将“超期博士”这个概念推到公众面前。说其是“再一次”，是因为清退“超期博士”，西南交大不是首家。2010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官网上公开发布声明，要求307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少的超期博士生；2009年，南开大学有33名博士生被校方淘汰，这是根据该校2005颁布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而从2006年起，南开大学实施这一规定以来，在3年来，已有168名博士生未能戴上博士帽。比较起来，西南交大的规模会如此之大，只因其进行“集中清理”。高校清理超期博士，反映出对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视，但是，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超期博士”，同样值得高校反思。 “急功近利”的博士教育 数据显示，早在2008年，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38万人，在学博士生25.89万人，毕业博士生4.90万人。博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然而，我国发展博士教育，却并非培养高质量的学术人才，不少学校争相申报博士点、扩大博士招生规模，是为了制造教育政绩、实现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梦想。 在过去10年间，高校博士点数、研究生培养规模、博士生在所有在校学生中的比例，是评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指标。为此，一些大学想尽办法申报博士点，认为博士点越多，办学水平就越高。具体采取的办法，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包装博士点。这种做法，直接带来三方面问题。 其一，博士招生标准降低。众所周知，当招生规模急速扩大，原来执行的博士招生标准就会降低。作为精英教育的博士教育，必须坚持严格的门槛要求，但这在一些高校，不复存在。当招生标准降低，很自然地，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人就会越多——如果培养要求不降低、并严格执行的话。 其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博士教育，重在导师与学生共同的研究经历，这对导师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由于博士规模的快速扩大，加之我国实行博导制度，造成一名博导带数十名博士生的情形，在我国高校十分普遍。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著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面世。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由此可见，导师制在一些高校形同虚设。 其三，博士教育的过程管理欠缺，培养质量下降。从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看，存在异化的倾向。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来说，博导往往被称为“老板”，博士生们被导师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打工；而不少文科博士生则由于导师没有精力管理，处于放羊状态。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制造出“超期博士”来。而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已有察觉，一些高校也采取措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具体包括，实行导师资助制，要求有课题的教师才能带博士，且限定带博士的数量，对于每位博士生，导师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规定的额度，进行补助；改革博导制度，允许副教授以上教师，也可招收博士；等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引来争议，并产生新的问题。 以导师资助制为例，这是发达国家采取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但实行这样的制度，其前提应是学术本位管理，即学术资源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标准配置，可是，在我国，学术却高度行政化，不论是课题的立项，还是教授的考核，都由行政主导。根据导师资助制，那些不能申请到国家课题的教授，是不是就被排除在导师行列

　　

　　“急功近利”的博士教育

　　2011年12月初，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入学至今已15年(即1996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65人。最为特别的是，该校甚至有两名学生是1990年入校，就读21年之久的学生至今尚未毕业。 这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最大规模的超期博士清退。由此再一次将“超期博士”这个概念推到公众面前。说其是“再一次”，是因为清退“超期博士”，西南交大不是首家。2010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官网上公开发布声明，要求307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少的超期博士生；2009年，南开大学有33名博士生被校方淘汰，这是根据该校2005颁布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而从2006年起，南开大学实施这一规定以来，在3年来，已有168名博士生未能戴上博士帽。比较起来，西南交大的规模会如此之大，只因其进行“集中清理”。高校清理超期博士，反映出对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视，但是，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超期博士”，同样值得高校反思。 “急功近利”的博士教育 数据显示，早在2008年，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38万人，在学博士生25.89万人，毕业博士生4.90万人。博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然而，我国发展博士教育，却并非培养高质量的学术人才，不少学校争相申报博士点、扩大博士招生规模，是为了制造教育政绩、实现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梦想。 在过去10年间，高校博士点数、研究生培养规模、博士生在所有在校学生中的比例，是评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指标。为此，一些大学想尽办法申报博士点，认为博士点越多，办学水平就越高。具体采取的办法，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包装博士点。这种做法，直接带来三方面问题。 其一，博士招生标准降低。众所周知，当招生规模急速扩大，原来执行的博士招生标准就会降低。作为精英教育的博士教育，必须坚持严格的门槛要求，但这在一些高校，不复存在。当招生标准降低，很自然地，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人就会越多——如果培养要求不降低、并严格执行的话。 其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博士教育，重在导师与学生共同的研究经历，这对导师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由于博士规模的快速扩大，加之我国实行博导制度，造成一名博导带数十名博士生的情形，在我国高校十分普遍。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著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面世。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由此可见，导师制在一些高校形同虚设。 其三，博士教育的过程管理欠缺，培养质量下降。从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看，存在异化的倾向。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来说，博导往往被称为“老板”，博士生们被导师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打工；而不少文科博士生则由于导师没有精力管理，处于放羊状态。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制造出“超期博士”来。而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已有察觉，一些高校也采取措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具体包括，实行导师资助制，要求有课题的教师才能带博士，且限定带博士的数量，对于每位博士生，导师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规定的额度，进行补助；改革博导制度，允许副教授以上教师，也可招收博士；等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引来争议，并产生新的问题。 以导师资助制为例，这是发达国家采取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但实行这样的制度，其前提应是学术本位管理，即学术资源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标准配置，可是，在我国，学术却高度行政化，不论是课题的立项，还是教授的考核，都由行政主导。根据导师资助制，那些不能申请到国家课题的教授，是不是就被排除在导师行列

　　

　　数据显示，早在2008年，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38万人，在学博士生25.89万人，毕业博士生4.90万人。博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

　　

　　之外呢？而为了能获得课题，以资助学生，导师是不是要用手中的招生、培养权利，去与有权有势者进行交换呢？ “学历情结”下的攻博热 其实，这种情况，在以往博士生的招生中已经发生了。具体就表现在在职博士的招生之中。从各高校清退的超期博士构成分析，在职博士占绝大多数。 高校招收在大量职博士，说白了，就是用教育资源、学术资源去与权势资源进行交换。我国社会存在对博士学历的旺盛需求，除了高等学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按要求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纷纷提出学历门槛要求。有的地方招聘处级干部，就明确提出应聘者的学历为博士；还有的地方，在人才晋升中，学历也是明文或者不明文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一些人不是为了追求学术发展，仅仅为了提高学历层次而攻读博士学位，包括一些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也正是由于这种读博心态，进一步鼓励了一些高校可以不考虑博士生的质量，而大力发展博士教育，甚至把博士学历资源与一些老板、官员手中的资源进行共享。 官员、老板攻博，是近年来饱受舆论诟病的大学向权势低头、媚俗现象。其在招生、培养、管理中都存在严重问题。首先，破坏招生公平，博士入学考，目前笔试和面试都由招生单位自主进行，一些在职人员在博士入学考中，往往取得优异的成绩，顺利入校，不由让人怀疑在入学中存在“权题交易”和“钱题交易”。近年来，一些高校在博士生招生中，试点博士生申请制，并将招生权全部赋予导师，这是符合博士生培养规律的改革，可这一改革却遭到社会舆论反对。原因就是对导师的学术声誉不放心。 其次，培养、管理要求很松，据媒体报道，一些官员、老板在被录取为研究生、博士生之后，根本就不出现在课堂上，而授课老师也视而不见，毫无疑问，如果学校按年限进行清理，这些人必定在被清理之列。还有一些官员则派自己的秘书帮自己上课、完成作业，这被称为“真的假文凭”现象——其被录取时真的，获得的证书也是真的，但整个过程是弄虚作假的。这种现象显然比“超期博士”更严重、更恶劣。 “超期博士”在高校的大规模存在，也说明博士培养、管理的松懈。一个事实是，如果导师一周与学生见面一次，如果有严格的过程管理，这些达不到培养要求的学生，应该早已经被退学了，而不是进行集中清退。 有舆论分析，清退“超期博士”，最大的价值是让大学反思招收在职人员。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博士生培养机构已经取消招生在职人员攻博，还有代表委员曾在两会上提议，限制官员在职攻博。在笔者看来，问题不在于攻读博士者的身份，官员、老板等在职人员是否攻读博士，这是公民的权利，如果大学严把招生关、培养关、质量关，一名在职人员能取得博士学位，有何不妥？不能因为大学不能严把招生关，不能严把质量关，就把公民正当的权益也被剥夺掉。 清退“超期博士”，在笔者看来，更大的价值，在于传递出学校重视博士教育质量、建立博士淘汰制的信息。这对于在读博士和即将报考博士的学生来说，都是警醒。对在读博士来说，学校此举提醒他们，如果在学校中不安心学业，是难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书、博士学位的；而对于以混一张博士文凭为目的报考者来说，则是让他们放弃“如意算盘”。对于官员、老板来说，面对大学的如此要求，势必重新权衡自己报考博士的选择。 清退“超期博士”，只是重视质量的开始 我国高校对“超期博士”进行清退，反映出高校开始重视博士教育质量。但客观而言，用年限作为淘汰的标准，依旧十分粗放。在世界一流大学，用3、4年完成博士学习的有之，用7、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亦有之，年限并不是评价博士质量的依据。一个博士生选择的课题难度较大，花更长时间完成博士论文，是合情合理的。评价博士质量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标准。 我国博士教育要提高质量，需要完善导师制，并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总体而言，我国的导师制，还极不完善，就是在博士培养中，导师的招生权、培养权也十分有限。在招生中，博士报考者先要参加统一的笔试，过了笔试线之后，再参加导师的面试，这意味着，如果一名考生学术表现得到导师认可，但没过笔试线，连复试的机会也没有。而如果一名考生笔试成绩第一，纵然导师认为其学术潜力有限，也很难不录取他，否则就会遭遇面试不公的质疑。 在培养中，博士生还被学校要求学习半年到一年时间的公共课程，而这些课程，就连很多导师也认为并不需要学习；另外，几乎所

　　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然而，我国发展博士教育，却并非培养高质量的学术人才，不少学校争相申报博士点、扩大博士招生规模，是为了制造教育政绩、实现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梦想。

　　在过去10年间，高校博士点数、研究生培养规模、博士生在所有在校学生中的比例，是评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指标。为此，一些大学想尽办法申报博士点，认为博士点越多，办学水平就越高。具体采取的办法，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包装博士点。这种做法，直接带来三方面问题。

　　

　　其一，博士招生标准降低。众所周知，当招生规模急速扩大，原来执行的博士招生标准就会降低。作为精英教育的博士教育，必须坚持严格的门槛要求，但这在一些高校，不复存在。当招生标准降低，很自然地，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人就会越多——如果培养要求不降低、并严格执行的话。

　　

　　其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博士教育，重在导师与学生共同的研究经历，这对导师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由于博士规模的快速扩大，加之我国实行博导制度，造成一名博导带数十名博士生的情形，在我国高校十分普遍。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著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面世。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由此可见，导师制在一些高校形同虚设。

　　

　　其三，博士教育的过程管理欠缺，培养质量下降。从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看，存在异化的倾向。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来说，博导往往被称为“老板”，博士生们被导师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打工；而不少文科博士生则由于导师没有精力管理，处于放羊状态。

　　

　　2011年12月初，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入学至今已15年(即1996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65人。最为特别的是，该校甚至有两名学生是1990年入校，就读21年之久的学生至今尚未毕业。 这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最大规模的超期博士清退。由此再一次将“超期博士”这个概念推到公众面前。说其是“再一次”，是因为清退“超期博士”，西南交大不是首家。2010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官网上公开发布声明，要求307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少的超期博士生；2009年，南开大学有33名博士生被校方淘汰，这是根据该校2005颁布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而从2006年起，南开大学实施这一规定以来，在3年来，已有168名博士生未能戴上博士帽。比较起来，西南交大的规模会如此之大，只因其进行“集中清理”。高校清理超期博士，反映出对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视，但是，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超期博士”，同样值得高校反思。 “急功近利”的博士教育 数据显示，早在2008年，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38万人，在学博士生25.89万人，毕业博士生4.90万人。博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然而，我国发展博士教育，却并非培养高质量的学术人才，不少学校争相申报博士点、扩大博士招生规模，是为了制造教育政绩、实现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梦想。 在过去10年间，高校博士点数、研究生培养规模、博士生在所有在校学生中的比例，是评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指标。为此，一些大学想尽办法申报博士点，认为博士点越多，办学水平就越高。具体采取的办法，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包装博士点。这种做法，直接带来三方面问题。 其一，博士招生标准降低。众所周知，当招生规模急速扩大，原来执行的博士招生标准就会降低。作为精英教育的博士教育，必须坚持严格的门槛要求，但这在一些高校，不复存在。当招生标准降低，很自然地，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人就会越多——如果培养要求不降低、并严格执行的话。 其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博士教育，重在导师与学生共同的研究经历，这对导师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由于博士规模的快速扩大，加之我国实行博导制度，造成一名博导带数十名博士生的情形，在我国高校十分普遍。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著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面世。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由此可见，导师制在一些高校形同虚设。 其三，博士教育的过程管理欠缺，培养质量下降。从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看，存在异化的倾向。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来说，博导往往被称为“老板”，博士生们被导师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打工；而不少文科博士生则由于导师没有精力管理，处于放羊状态。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制造出“超期博士”来。而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已有察觉，一些高校也采取措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具体包括，实行导师资助制，要求有课题的教师才能带博士，且限定带博士的数量，对于每位博士生，导师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规定的额度，进行补助；改革博导制度，允许副教授以上教师，也可招收博士；等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引来争议，并产生新的问题。 以导师资助制为例，这是发达国家采取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但实行这样的制度，其前提应是学术本位管理，即学术资源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标准配置，可是，在我国，学术却高度行政化，不论是课题的立项，还是教授的考核，都由行政主导。根据导师资助制，那些不能申请到国家课题的教授，是不是就被排除在导师行列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制造出“超期博士”来。而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已有察觉，一些高校也采取措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具体包括，实行导师资助制，要求有课题的教师才能带博士，且限定带博士的数量，对于每位博士生，导师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规定的额度，进行补助；改革博导制度，允许副教授以上教师，也可招收博士；等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引来争议，并产生新的问题。

　　

　　以导师资助制为例，这是发达国家采取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但实行这样的制度，其前提应是学术本位管理，即学术资源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标准配置，可是，在我国，学术却高度行政化，不论是课题的立项，还是教授的考核，都由行政主导。根据导师资助制，那些不能申请到国家课题的教授，是不是就被排除在导师行列之外呢？而为了能获得课题，以资助学生，导师是不是要用手中的招生、培养权利，去与有权有势者进行交换呢？

　　有高校现在都对博士生提出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包括数量和发表期刊的档次）的要求，学校的理由是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博士生在求学期间把时间花在炮制论文之中，就像大学的教师围着论文、课题、经费转一样。 就是在毕业答辩中，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先要送去盲审，待盲审通过之后，学校再组织答辩，有的学校还建立了导师回避制。如此一来，从招生，到培养，再到毕业，一名导师基本上都可以不负责。所以，我国博士生培养名为采取导师制，实则导师不导。这是造成博士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 在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生的招生、培养均由导师负责，一些国家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是导师邀请几位朋友参加，学校研究生院派一名工作人员监督即可。这样的导师制，很多人不相信在我国的大学能推进，如果推进的话，博士的招生、培养势必乱象纷呈，博士教育质量会一落千丈——没有学术尊严的教授们，肯定会全部放自己的子弟过，而且给予其高分评价。 按照当前大学的管理制度，这种情况确实极有可能发生。但推行真正意义的导师制，需要大学有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都被行政力量牢牢掌握，这使得大学教授们无学术话语权，进而也就无学术尊严可言。教授们没有教育荣誉感，没有也不必对学术声誉负责，这是当前大学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大学的教育风气和学术风气也由此败坏。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培养的质量，自然失去保障。 要让大学教授们有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就必须在大学内推行学术本位管理，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决策权交给教授们。客观上说，博士的招生、培养、管理，均属于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这不应该由行政决策，而应该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教育和学术机构负责。也许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长期的行政管理环境中，已经失去了治学、治校的能力，由此让人们对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权交给他们不放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承认，迈出这一步，可能出现问题，甚至一段时期的混乱，但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将无法得以构建。这就像孩子学步一样，如果担心孩子摔伤，不让其独立行走，那么，他永远无法学会走路。 因此，博士教育质量的问题，同样是我国当前学校管理制度的问题。就事论事的谈提高博士质量，而不反思这背后的制度原因，将无法走出博士生教育快速、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清退“超期博士”，只是锯掉露在皮肤外的“箭头”，远没有治好“箭伤”。

　　

　　有高校现在都对博士生提出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包括数量和发表期刊的档次）的要求，学校的理由是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博士生在求学期间把时间花在炮制论文之中，就像大学的教师围着论文、课题、经费转一样。 就是在毕业答辩中，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先要送去盲审，待盲审通过之后，学校再组织答辩，有的学校还建立了导师回避制。如此一来，从招生，到培养，再到毕业，一名导师基本上都可以不负责。所以，我国博士生培养名为采取导师制，实则导师不导。这是造成博士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 在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生的招生、培养均由导师负责，一些国家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是导师邀请几位朋友参加，学校研究生院派一名工作人员监督即可。这样的导师制，很多人不相信在我国的大学能推进，如果推进的话，博士的招生、培养势必乱象纷呈，博士教育质量会一落千丈——没有学术尊严的教授们，肯定会全部放自己的子弟过，而且给予其高分评价。 按照当前大学的管理制度，这种情况确实极有可能发生。但推行真正意义的导师制，需要大学有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都被行政力量牢牢掌握，这使得大学教授们无学术话语权，进而也就无学术尊严可言。教授们没有教育荣誉感，没有也不必对学术声誉负责，这是当前大学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大学的教育风气和学术风气也由此败坏。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培养的质量，自然失去保障。 要让大学教授们有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就必须在大学内推行学术本位管理，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决策权交给教授们。客观上说，博士的招生、培养、管理，均属于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这不应该由行政决策，而应该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教育和学术机构负责。也许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长期的行政管理环境中，已经失去了治学、治校的能力，由此让人们对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权交给他们不放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承认，迈出这一步，可能出现问题，甚至一段时期的混乱，但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将无法得以构建。这就像孩子学步一样，如果担心孩子摔伤，不让其独立行走，那么，他永远无法学会走路。 因此，博士教育质量的问题，同样是我国当前学校管理制度的问题。就事论事的谈提高博士质量，而不反思这背后的制度原因，将无法走出博士生教育快速、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清退“超期博士”，只是锯掉露在皮肤外的“箭头”，远没有治好“箭伤”。“学历情结”下的攻博热

　　

　　其实，这种情况，在以往博士生的招生中已经发生了。具体就表现在在职博士的招生之中。从各高校清退的超期博士构成分析，在职博士占绝大多数。

　　有高校现在都对博士生提出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包括数量和发表期刊的档次）的要求，学校的理由是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博士生在求学期间把时间花在炮制论文之中，就像大学的教师围着论文、课题、经费转一样。 就是在毕业答辩中，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先要送去盲审，待盲审通过之后，学校再组织答辩，有的学校还建立了导师回避制。如此一来，从招生，到培养，再到毕业，一名导师基本上都可以不负责。所以，我国博士生培养名为采取导师制，实则导师不导。这是造成博士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 在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生的招生、培养均由导师负责，一些国家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是导师邀请几位朋友参加，学校研究生院派一名工作人员监督即可。这样的导师制，很多人不相信在我国的大学能推进，如果推进的话，博士的招生、培养势必乱象纷呈，博士教育质量会一落千丈——没有学术尊严的教授们，肯定会全部放自己的子弟过，而且给予其高分评价。 按照当前大学的管理制度，这种情况确实极有可能发生。但推行真正意义的导师制，需要大学有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都被行政力量牢牢掌握，这使得大学教授们无学术话语权，进而也就无学术尊严可言。教授们没有教育荣誉感，没有也不必对学术声誉负责，这是当前大学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大学的教育风气和学术风气也由此败坏。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培养的质量，自然失去保障。 要让大学教授们有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就必须在大学内推行学术本位管理，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决策权交给教授们。客观上说，博士的招生、培养、管理，均属于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这不应该由行政决策，而应该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教育和学术机构负责。也许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长期的行政管理环境中，已经失去了治学、治校的能力，由此让人们对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权交给他们不放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承认，迈出这一步，可能出现问题，甚至一段时期的混乱，但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将无法得以构建。这就像孩子学步一样，如果担心孩子摔伤，不让其独立行走，那么，他永远无法学会走路。 因此，博士教育质量的问题，同样是我国当前学校管理制度的问题。就事论事的谈提高博士质量，而不反思这背后的制度原因，将无法走出博士生教育快速、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清退“超期博士”，只是锯掉露在皮肤外的“箭头”，远没有治好“箭伤”。

　　

　　高校招收在大量职博士，说白了，就是用教育资源、学术资源去与权势资源进行交换。我国社会存在对博士学历的旺盛需求，除了高等学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按要求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纷纷提出学历门槛要求。有的地方招聘处级干部，就明确提出应聘者的学历为博士；还有的地方，在人才晋升中，学历也是明文或者不明文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一些人不是为了追求学术发展，仅仅为了提高学历层次而攻读博士学位，包括一些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也正是由于这种"读博心态"，进一步鼓励了一些高校可以不考虑博士生的质量，而大力发展博士教育，甚至把博士学历资源与一些老板、官员手中的资源进行"共享"。

　　

　　官员、老板攻博，是近年来饱受舆论诟病的大学向权势低头、媚俗现象。其在招生、培养、管理中都存在严重问题。首先，破坏招生公平，博士入学考，目前笔试和面试都由招生单位自主进行，一些在职人员在博士入学考中，往往取得优异的成绩，顺利入校，不由让人怀疑在入学中存在“权题交易”和“钱题交易”。近年来，一些高校在博士生招生中，试点博士生申请制，并将招生权全部赋予导师，这是符合博士生培养规律的改革，可这一改革却遭到社会舆论反对。原因就是对导师的学术声誉不放心。

　　

　　其次，培养、管理要求很松，据媒体报道，一些官员、老板在被录取为研究生、博士生之后，根本就不出现在课堂上，而授课老师也视而不见，毫无疑问，如果学校按年限进行清理，这些人必定在被清理之列。还有一些官员则派自己的秘书帮自己上课、完成作业，这被称为“真的假文凭”现象——其被录取时真的，获得的证书也是真的，但整个过程是弄虚作假的。这种现象显然比“超期博士”更严重、更恶劣。

　　2011年12月初，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入学至今已15年(即1996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65人。最为特别的是，该校甚至有两名学生是1990年入校，就读21年之久的学生至今尚未毕业。 这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最大规模的超期博士清退。由此再一次将“超期博士”这个概念推到公众面前。说其是“再一次”，是因为清退“超期博士”，西南交大不是首家。2010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官网上公开发布声明，要求307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少的超期博士生；2009年，南开大学有33名博士生被校方淘汰，这是根据该校2005颁布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而从2006年起，南开大学实施这一规定以来，在3年来，已有168名博士生未能戴上博士帽。比较起来，西南交大的规模会如此之大，只因其进行“集中清理”。高校清理超期博士，反映出对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视，但是，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超期博士”，同样值得高校反思。 “急功近利”的博士教育 数据显示，早在2008年，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38万人，在学博士生25.89万人，毕业博士生4.90万人。博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然而，我国发展博士教育，却并非培养高质量的学术人才，不少学校争相申报博士点、扩大博士招生规模，是为了制造教育政绩、实现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梦想。 在过去10年间，高校博士点数、研究生培养规模、博士生在所有在校学生中的比例，是评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指标。为此，一些大学想尽办法申报博士点，认为博士点越多，办学水平就越高。具体采取的办法，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包装博士点。这种做法，直接带来三方面问题。 其一，博士招生标准降低。众所周知，当招生规模急速扩大，原来执行的博士招生标准就会降低。作为精英教育的博士教育，必须坚持严格的门槛要求，但这在一些高校，不复存在。当招生标准降低，很自然地，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人就会越多——如果培养要求不降低、并严格执行的话。 其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博士教育，重在导师与学生共同的研究经历，这对导师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由于博士规模的快速扩大，加之我国实行博导制度，造成一名博导带数十名博士生的情形，在我国高校十分普遍。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著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面世。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由此可见，导师制在一些高校形同虚设。 其三，博士教育的过程管理欠缺，培养质量下降。从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看，存在异化的倾向。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来说，博导往往被称为“老板”，博士生们被导师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打工；而不少文科博士生则由于导师没有精力管理，处于放羊状态。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制造出“超期博士”来。而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已有察觉，一些高校也采取措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具体包括，实行导师资助制，要求有课题的教师才能带博士，且限定带博士的数量，对于每位博士生，导师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规定的额度，进行补助；改革博导制度，允许副教授以上教师，也可招收博士；等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引来争议，并产生新的问题。 以导师资助制为例，这是发达国家采取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但实行这样的制度，其前提应是学术本位管理，即学术资源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标准配置，可是，在我国，学术却高度行政化，不论是课题的立项，还是教授的考核，都由行政主导。根据导师资助制，那些不能申请到国家课题的教授，是不是就被排除在导师行列

　　

　　“超期博士”在高校的大规模存在，也说明博士培养、管理的松懈。一个事实是，如果导师一周与学生见面一次，如果有严格的过程管理，这些达不到培养要求的学生，应该早已经被退学了，而不是进行集中清退。

　　

　　2011年12月初，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入学至今已15年(即1996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65人。最为特别的是，该校甚至有两名学生是1990年入校，就读21年之久的学生至今尚未毕业。 这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最大规模的超期博士清退。由此再一次将“超期博士”这个概念推到公众面前。说其是“再一次”，是因为清退“超期博士”，西南交大不是首家。2010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官网上公开发布声明，要求307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少的超期博士生；2009年，南开大学有33名博士生被校方淘汰，这是根据该校2005颁布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而从2006年起，南开大学实施这一规定以来，在3年来，已有168名博士生未能戴上博士帽。比较起来，西南交大的规模会如此之大，只因其进行“集中清理”。高校清理超期博士，反映出对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视，但是，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超期博士”，同样值得高校反思。 “急功近利”的博士教育 数据显示，早在2008年，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38万人，在学博士生25.89万人，毕业博士生4.90万人。博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然而，我国发展博士教育，却并非培养高质量的学术人才，不少学校争相申报博士点、扩大博士招生规模，是为了制造教育政绩、实现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梦想。 在过去10年间，高校博士点数、研究生培养规模、博士生在所有在校学生中的比例，是评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指标。为此，一些大学想尽办法申报博士点，认为博士点越多，办学水平就越高。具体采取的办法，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包装博士点。这种做法，直接带来三方面问题。 其一，博士招生标准降低。众所周知，当招生规模急速扩大，原来执行的博士招生标准就会降低。作为精英教育的博士教育，必须坚持严格的门槛要求，但这在一些高校，不复存在。当招生标准降低，很自然地，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人就会越多——如果培养要求不降低、并严格执行的话。 其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博士教育，重在导师与学生共同的研究经历，这对导师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由于博士规模的快速扩大，加之我国实行博导制度，造成一名博导带数十名博士生的情形，在我国高校十分普遍。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著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面世。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由此可见，导师制在一些高校形同虚设。 其三，博士教育的过程管理欠缺，培养质量下降。从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看，存在异化的倾向。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来说，博导往往被称为“老板”，博士生们被导师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打工；而不少文科博士生则由于导师没有精力管理，处于放羊状态。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制造出“超期博士”来。而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已有察觉，一些高校也采取措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具体包括，实行导师资助制，要求有课题的教师才能带博士，且限定带博士的数量，对于每位博士生，导师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规定的额度，进行补助；改革博导制度，允许副教授以上教师，也可招收博士；等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引来争议，并产生新的问题。 以导师资助制为例，这是发达国家采取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但实行这样的制度，其前提应是学术本位管理，即学术资源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标准配置，可是，在我国，学术却高度行政化，不论是课题的立项，还是教授的考核，都由行政主导。根据导师资助制，那些不能申请到国家课题的教授，是不是就被排除在导师行列

　　有舆论分析，清退“超期博士”，最大的价值是让大学反思招收在职人员。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博士生培养机构已经取消招生在职人员攻博，还有代表委员曾在两会上提议，限制官员在职攻博。在笔者看来，问题不在于攻读博士者的身份，官员、老板等在职人员是否攻读博士，这是公民的权利，如果大学严把招生关、培养关、质量关，一名在职人员能取得博士学位，有何不妥？不能因为大学不能严把招生关，不能严把质量关，就把公民正当的权益也被剥夺掉。

　　

　　清退“超期博士”，在笔者看来，更大的价值，在于传递出学校重视博士教育质量、建立博士淘汰制的信息。这对于在读博士和即将报考博士的学生来说，都是警醒。对在读博士来说，学校此举提醒他们，如果在学校中不安心学业，是难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书、博士学位的；而对于以混一张博士文凭为目的报考者来说，则是让他们放弃“如意算盘”。对于官员、老板来说，面对大学的如此要求，势必重新权衡自己报考博士的选择。

　　

　　清退“超期博士”，只是重视质量的开始

　　有高校现在都对博士生提出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包括数量和发表期刊的档次）的要求，学校的理由是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博士生在求学期间把时间花在炮制论文之中，就像大学的教师围着论文、课题、经费转一样。 就是在毕业答辩中，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先要送去盲审，待盲审通过之后，学校再组织答辩，有的学校还建立了导师回避制。如此一来，从招生，到培养，再到毕业，一名导师基本上都可以不负责。所以，我国博士生培养名为采取导师制，实则导师不导。这是造成博士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 在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生的招生、培养均由导师负责，一些国家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是导师邀请几位朋友参加，学校研究生院派一名工作人员监督即可。这样的导师制，很多人不相信在我国的大学能推进，如果推进的话，博士的招生、培养势必乱象纷呈，博士教育质量会一落千丈——没有学术尊严的教授们，肯定会全部放自己的子弟过，而且给予其高分评价。 按照当前大学的管理制度，这种情况确实极有可能发生。但推行真正意义的导师制，需要大学有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都被行政力量牢牢掌握，这使得大学教授们无学术话语权，进而也就无学术尊严可言。教授们没有教育荣誉感，没有也不必对学术声誉负责，这是当前大学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大学的教育风气和学术风气也由此败坏。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培养的质量，自然失去保障。 要让大学教授们有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就必须在大学内推行学术本位管理，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决策权交给教授们。客观上说，博士的招生、培养、管理，均属于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这不应该由行政决策，而应该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教育和学术机构负责。也许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长期的行政管理环境中，已经失去了治学、治校的能力，由此让人们对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权交给他们不放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承认，迈出这一步，可能出现问题，甚至一段时期的混乱，但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将无法得以构建。这就像孩子学步一样，如果担心孩子摔伤，不让其独立行走，那么，他永远无法学会走路。 因此，博士教育质量的问题，同样是我国当前学校管理制度的问题。就事论事的谈提高博士质量，而不反思这背后的制度原因，将无法走出博士生教育快速、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清退“超期博士”，只是锯掉露在皮肤外的“箭头”，远没有治好“箭伤”。

　　

　　我国高校对“超期博士”进行清退，反映出高校开始重视博士教育质量。但客观而言，用年限作为淘汰的标准，依旧十分粗放。在世界一流大学，用3、4年完成博士学习的有之，用7、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亦有之，年限并不是评价博士质量的依据。一个博士生选择的课题难度较大，花更长时间完成博士论文，是合情合理的。评价博士质量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标准。

　　

　　我国博士教育要提高质量，需要完善导师制，并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总体而言，我国的导师制，还极不完善，就是在博士培养中，导师的招生权、培养权也十分有限。在招生中，博士报考者先要参加统一的笔试，过了笔试线之后，再参加导师的面试，这意味着，如果一名考生学术表现得到导师认可，但没过笔试线，连复试的机会也没有。而如果一名考生笔试成绩第一，纵然导师认为其学术潜力有限，也很难不录取他，否则就会遭遇面试不公的质疑。

　　

　　在培养中，博士生还被学校要求学习半年到一年时间的公共课程，而这些课程，就连很多导师也认为并不需要学习；另外，几乎所有高校现在都对博士生提出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包括数量和发表期刊的档次）的要求，学校的理由是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博士生在求学期间把时间花在炮制论文之中，就像大学的教师围着论文、课题、经费转一样。

　　2011年12月初，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入学至今已15年(即1996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65人。最为特别的是，该校甚至有两名学生是1990年入校，就读21年之久的学生至今尚未毕业。 这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最大规模的超期博士清退。由此再一次将“超期博士”这个概念推到公众面前。说其是“再一次”，是因为清退“超期博士”，西南交大不是首家。2010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官网上公开发布声明，要求307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少的超期博士生；2009年，南开大学有33名博士生被校方淘汰，这是根据该校2005颁布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而从2006年起，南开大学实施这一规定以来，在3年来，已有168名博士生未能戴上博士帽。比较起来，西南交大的规模会如此之大，只因其进行“集中清理”。高校清理超期博士，反映出对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视，但是，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超期博士”，同样值得高校反思。 “急功近利”的博士教育 数据显示，早在2008年，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38万人，在学博士生25.89万人，毕业博士生4.90万人。博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然而，我国发展博士教育，却并非培养高质量的学术人才，不少学校争相申报博士点、扩大博士招生规模，是为了制造教育政绩、实现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梦想。 在过去10年间，高校博士点数、研究生培养规模、博士生在所有在校学生中的比例，是评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指标。为此，一些大学想尽办法申报博士点，认为博士点越多，办学水平就越高。具体采取的办法，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包装博士点。这种做法，直接带来三方面问题。 其一，博士招生标准降低。众所周知，当招生规模急速扩大，原来执行的博士招生标准就会降低。作为精英教育的博士教育，必须坚持严格的门槛要求，但这在一些高校，不复存在。当招生标准降低，很自然地，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人就会越多——如果培养要求不降低、并严格执行的话。 其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博士教育，重在导师与学生共同的研究经历，这对导师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由于博士规模的快速扩大，加之我国实行博导制度，造成一名博导带数十名博士生的情形，在我国高校十分普遍。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著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面世。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由此可见，导师制在一些高校形同虚设。 其三，博士教育的过程管理欠缺，培养质量下降。从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看，存在异化的倾向。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来说，博导往往被称为“老板”，博士生们被导师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打工；而不少文科博士生则由于导师没有精力管理，处于放羊状态。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制造出“超期博士”来。而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已有察觉，一些高校也采取措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具体包括，实行导师资助制，要求有课题的教师才能带博士，且限定带博士的数量，对于每位博士生，导师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规定的额度，进行补助；改革博导制度，允许副教授以上教师，也可招收博士；等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引来争议，并产生新的问题。 以导师资助制为例，这是发达国家采取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但实行这样的制度，其前提应是学术本位管理，即学术资源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标准配置，可是，在我国，学术却高度行政化，不论是课题的立项，还是教授的考核，都由行政主导。根据导师资助制，那些不能申请到国家课题的教授，是不是就被排除在导师行列

　　

　　就是在毕业答辩中，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先要送去盲审，待盲审通过之后，学校再组织答辩，有的学校还建立了导师回避制。如此一来，从招生，到培养，再到毕业，一名导师基本上都可以不负责。所以，我国博士生培养名为采取导师制，实则导师不导。这是造成博士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

　　

　　2011年12月初，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入学至今已15年(即1996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65人。最为特别的是，该校甚至有两名学生是1990年入校，就读21年之久的学生至今尚未毕业。 这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最大规模的超期博士清退。由此再一次将“超期博士”这个概念推到公众面前。说其是“再一次”，是因为清退“超期博士”，西南交大不是首家。2010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官网上公开发布声明，要求307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少的超期博士生；2009年，南开大学有33名博士生被校方淘汰，这是根据该校2005颁布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而从2006年起，南开大学实施这一规定以来，在3年来，已有168名博士生未能戴上博士帽。比较起来，西南交大的规模会如此之大，只因其进行“集中清理”。高校清理超期博士，反映出对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视，但是，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超期博士”，同样值得高校反思。 “急功近利”的博士教育 数据显示，早在2008年，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招收博士生6.38万人，在学博士生25.89万人，毕业博士生4.90万人。博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然而，我国发展博士教育，却并非培养高质量的学术人才，不少学校争相申报博士点、扩大博士招生规模，是为了制造教育政绩、实现高校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梦想。 在过去10年间，高校博士点数、研究生培养规模、博士生在所有在校学生中的比例，是评价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指标。为此，一些大学想尽办法申报博士点，认为博士点越多，办学水平就越高。具体采取的办法，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包装博士点。这种做法，直接带来三方面问题。 其一，博士招生标准降低。众所周知，当招生规模急速扩大，原来执行的博士招生标准就会降低。作为精英教育的博士教育，必须坚持严格的门槛要求，但这在一些高校，不复存在。当招生标准降低，很自然地，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人就会越多——如果培养要求不降低、并严格执行的话。 其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博士教育，重在导师与学生共同的研究经历，这对导师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由于博士规模的快速扩大，加之我国实行博导制度，造成一名博导带数十名博士生的情形，在我国高校十分普遍。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著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在武汉面世。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由此可见，导师制在一些高校形同虚设。 其三，博士教育的过程管理欠缺，培养质量下降。从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看，存在异化的倾向。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来说，博导往往被称为“老板”，博士生们被导师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打工；而不少文科博士生则由于导师没有精力管理，处于放羊状态。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制造出“超期博士”来。而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已有察觉，一些高校也采取措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具体包括，实行导师资助制，要求有课题的教师才能带博士，且限定带博士的数量，对于每位博士生，导师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规定的额度，进行补助；改革博导制度，允许副教授以上教师，也可招收博士；等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引来争议，并产生新的问题。 以导师资助制为例，这是发达国家采取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但实行这样的制度，其前提应是学术本位管理，即学术资源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标准配置，可是，在我国，学术却高度行政化，不论是课题的立项，还是教授的考核，都由行政主导。根据导师资助制，那些不能申请到国家课题的教授，是不是就被排除在导师行列

　　在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生的招生、培养均由导师负责，一些国家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是导师邀请几位朋友参加，学校研究生院派一名工作人员监督即可。这样的导师制，很多人不相信在我国的大学能推进，如果推进的话，博士的招生、培养势必乱象纷呈，博士教育质量会一落千丈——没有学术尊严的教授们，肯定会全部放自己的子弟过，而且给予其高分评价。

　　

　　按照当前大学的管理制度，这种情况确实极有可能发生。但推行真正意义的导师制，需要大学有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都被行政力量牢牢掌握，这使得大学教授们无学术话语权，进而也就无学术尊严可言。教授们没有教育荣誉感，没有也不必对学术声誉负责，这是当前大学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大学的教育风气和学术风气也由此败坏。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培养的质量，自然失去保障。

　　之外呢？而为了能获得课题，以资助学生，导师是不是要用手中的招生、培养权利，去与有权有势者进行交换呢？ “学历情结”下的攻博热 其实，这种情况，在以往博士生的招生中已经发生了。具体就表现在在职博士的招生之中。从各高校清退的超期博士构成分析，在职博士占绝大多数。 高校招收在大量职博士，说白了，就是用教育资源、学术资源去与权势资源进行交换。我国社会存在对博士学历的旺盛需求，除了高等学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按要求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纷纷提出学历门槛要求。有的地方招聘处级干部，就明确提出应聘者的学历为博士；还有的地方，在人才晋升中，学历也是明文或者不明文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一些人不是为了追求学术发展，仅仅为了提高学历层次而攻读博士学位，包括一些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也正是由于这种读博心态，进一步鼓励了一些高校可以不考虑博士生的质量，而大力发展博士教育，甚至把博士学历资源与一些老板、官员手中的资源进行共享。 官员、老板攻博，是近年来饱受舆论诟病的大学向权势低头、媚俗现象。其在招生、培养、管理中都存在严重问题。首先，破坏招生公平，博士入学考，目前笔试和面试都由招生单位自主进行，一些在职人员在博士入学考中，往往取得优异的成绩，顺利入校，不由让人怀疑在入学中存在“权题交易”和“钱题交易”。近年来，一些高校在博士生招生中，试点博士生申请制，并将招生权全部赋予导师，这是符合博士生培养规律的改革，可这一改革却遭到社会舆论反对。原因就是对导师的学术声誉不放心。 其次，培养、管理要求很松，据媒体报道，一些官员、老板在被录取为研究生、博士生之后，根本就不出现在课堂上，而授课老师也视而不见，毫无疑问，如果学校按年限进行清理，这些人必定在被清理之列。还有一些官员则派自己的秘书帮自己上课、完成作业，这被称为“真的假文凭”现象——其被录取时真的，获得的证书也是真的，但整个过程是弄虚作假的。这种现象显然比“超期博士”更严重、更恶劣。 “超期博士”在高校的大规模存在，也说明博士培养、管理的松懈。一个事实是，如果导师一周与学生见面一次，如果有严格的过程管理，这些达不到培养要求的学生，应该早已经被退学了，而不是进行集中清退。 有舆论分析，清退“超期博士”，最大的价值是让大学反思招收在职人员。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博士生培养机构已经取消招生在职人员攻博，还有代表委员曾在两会上提议，限制官员在职攻博。在笔者看来，问题不在于攻读博士者的身份，官员、老板等在职人员是否攻读博士，这是公民的权利，如果大学严把招生关、培养关、质量关，一名在职人员能取得博士学位，有何不妥？不能因为大学不能严把招生关，不能严把质量关，就把公民正当的权益也被剥夺掉。 清退“超期博士”，在笔者看来，更大的价值，在于传递出学校重视博士教育质量、建立博士淘汰制的信息。这对于在读博士和即将报考博士的学生来说，都是警醒。对在读博士来说，学校此举提醒他们，如果在学校中不安心学业，是难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书、博士学位的；而对于以混一张博士文凭为目的报考者来说，则是让他们放弃“如意算盘”。对于官员、老板来说，面对大学的如此要求，势必重新权衡自己报考博士的选择。 清退“超期博士”，只是重视质量的开始 我国高校对“超期博士”进行清退，反映出高校开始重视博士教育质量。但客观而言，用年限作为淘汰的标准，依旧十分粗放。在世界一流大学，用3、4年完成博士学习的有之，用7、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亦有之，年限并不是评价博士质量的依据。一个博士生选择的课题难度较大，花更长时间完成博士论文，是合情合理的。评价博士质量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标准。 我国博士教育要提高质量，需要完善导师制，并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总体而言，我国的导师制，还极不完善，就是在博士培养中，导师的招生权、培养权也十分有限。在招生中，博士报考者先要参加统一的笔试，过了笔试线之后，再参加导师的面试，这意味着，如果一名考生学术表现得到导师认可，但没过笔试线，连复试的机会也没有。而如果一名考生笔试成绩第一，纵然导师认为其学术潜力有限，也很难不录取他，否则就会遭遇面试不公的质疑。 在培养中，博士生还被学校要求学习半年到一年时间的公共课程，而这些课程，就连很多导师也认为并不需要学习；另外，几乎所

　　

　　要让大学教授们有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就必须在大学内推行学术本位管理，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决策权交给教授们。客观上说，博士的招生、培养、管理，均属于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这不应该由行政决策，而应该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教育和学术机构负责。也许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长期的行政管理环境中，已经失去了治学、治校的能力，由此让人们对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权交给他们不放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承认，迈出这一步，可能出现问题，甚至一段时期的混乱，但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将无法得以构建。这就像孩子学步一样，如果担心孩子摔伤，不让其独立行走，那么，他永远无法学会走路。

　　

　　有高校现在都对博士生提出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包括数量和发表期刊的档次）的要求，学校的理由是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博士生在求学期间把时间花在炮制论文之中，就像大学的教师围着论文、课题、经费转一样。 就是在毕业答辩中，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先要送去盲审，待盲审通过之后，学校再组织答辩，有的学校还建立了导师回避制。如此一来，从招生，到培养，再到毕业，一名导师基本上都可以不负责。所以，我国博士生培养名为采取导师制，实则导师不导。这是造成博士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 在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生的招生、培养均由导师负责，一些国家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是导师邀请几位朋友参加，学校研究生院派一名工作人员监督即可。这样的导师制，很多人不相信在我国的大学能推进，如果推进的话，博士的招生、培养势必乱象纷呈，博士教育质量会一落千丈——没有学术尊严的教授们，肯定会全部放自己的子弟过，而且给予其高分评价。 按照当前大学的管理制度，这种情况确实极有可能发生。但推行真正意义的导师制，需要大学有现代大学制度。我国高校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都被行政力量牢牢掌握，这使得大学教授们无学术话语权，进而也就无学术尊严可言。教授们没有教育荣誉感，没有也不必对学术声誉负责，这是当前大学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大学的教育风气和学术风气也由此败坏。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培养的质量，自然失去保障。 要让大学教授们有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就必须在大学内推行学术本位管理，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决策权交给教授们。客观上说，博士的招生、培养、管理，均属于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这不应该由行政决策，而应该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教育和学术机构负责。也许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长期的行政管理环境中，已经失去了治学、治校的能力，由此让人们对把教育和学术的管理权交给他们不放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承认，迈出这一步，可能出现问题，甚至一段时期的混乱，但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将无法得以构建。这就像孩子学步一样，如果担心孩子摔伤，不让其独立行走，那么，他永远无法学会走路。 因此，博士教育质量的问题，同样是我国当前学校管理制度的问题。就事论事的谈提高博士质量，而不反思这背后的制度原因，将无法走出博士生教育快速、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清退“超期博士”，只是锯掉露在皮肤外的“箭头”，远没有治好“箭伤”。

　　因此，博士教育质量的问题，同样是我国当前学校管理制度的问题。就事论事的谈提高博士质量，而不反思这背后的制度原因，将无法走出博士生教育快速、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清退“超期博士”，只是锯掉露在皮肤外的“箭头”，远没有治好“箭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