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和中国在结构、历史经验和发展动力方面均不存在可比性，简单地照搬欧盟的单项政策就像异地嫁接果木，并没有成活的保证，即使成活，也可能对原有的生态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因此，对于欧盟经验的借鉴只能建筑在对中国土壤和“中国特色”的深层分析和认识上。涉及欧盟社会发展战略的许多重要因子，如政府、市场、政党、企业、社会组织等等，都与中国的同类社会因子有着不同的结构、性质和功能。因此，要想真正从欧盟借鉴有益的经验，还必须从理论层面下沉到问题意识层面。也就是说，不是去学习欧盟怎样解决问题，而是要了解欧盟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调动资源的，这些资源在中国是否具备；需要了解中国发展的社会动力和历史逻辑，以及这些动力和逻辑面临着什么样的时代挑战。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可能得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

　　  与欧盟相比，中国除了需要解决二元社会向全面城镇化转型带来的各种难题以外，还要在面对工业化挑战的同时面对信息化产业转型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两代社会模式转型浓缩到一个时代来解决。因此，中国面对的问题就十分复杂、头绪极其繁多。不仅如此，中国的社会力量结构也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行政力量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它与经济、市场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中国独有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这股力量获得了新的力量、职能、性质，乃至市场地位和社会地位。确立并落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要利用行政力量，更要认识并约束行政力量。在中国，另外一股重要的力量是千千万万尚未完全掌握市场规则，并且缺乏市场约束的小农和小商贩。他们既对行政力量形成冲击，又受到行政力量的压抑或扶植。当然，在中国还有其他许多的社会力量，但就对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影响来说，概莫能够超出前两者。在中国不存在欧洲的“社会伙伴关系”，主要结构是以行政(或单位)和个体组成的双层结构。

　　  中国社会尽管独特，但是却不能不面对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例如产业转型必然带来劳动力的转移，而劳动力的转移将打破传统的社会保护机制，带来新的社会风险和新的社会政策需求。要想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除了要向面临新的社会风险的群体提供必要的保护以外，还需要考虑提供这些保护的资源，以及社会分配的格局、利益相关者的结构以及对于各种利益和势力的平衡和制约机制。再如，市场的发展必然暴露市场的缺失，市场力量，特别是市场垄断的力量给社会和自然带来的破坏需要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去弥补。但是如果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同时也是市场力量，那么解决社会失衡的动力就过于单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各项政策就将难以贯彻，并且缺乏多方有效的约束。

　　  总而言之，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许多种弱势群体：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村人口的老化、城市劳动力的分化，行政力量直接转为市场力量之后带来的行政体制自身的分化与非职业化，以及对抗社会挑战的动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史无前例，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面对现实的勇气和理性思维的力量，调动中国各种动力和资源，才可能找到适合中国自身的科学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