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宣称人民民主、崇尚道德、依法治国、热爱和平、经济繁荣的现代国家都进行全民公决宪法、公开选举产生政府、新闻自由的民间化政治建设。

一人一票制的全民公决宪法，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形式化民主。选举产生执政党或者联合政府，才可以奠定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基础。这一切，都要依赖于良好的民间社会自组织功能，除了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降低执政成本，理顺官民关系，保证经济的发展之外，也是一个政府汲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一个国家政党社团摆脱封建主义“官本位”体制束缚的标志。从超级大国美国到非洲的苏丹都为选举所困扰，也为社会自组织功能的形形色色民间社团建设而伤脑筋。能相对解决好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和自上而下的国家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协调问题的国家，就会有长治久安的发展，至少是相对的稳定与和谐社会；如果不能或者不愿意将真正的人民选举和有效的依法治国纳入政治良性循环的国家，很难有持续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迟早会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无法克服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建立方志敏、毛泽东“红色割据政权”，就特别关注民主选举与社会管理的问题。早期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后来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共产党人都在以全新的理念和方式为自己最后的崛起做准备，并以自己将要建立的民主政体和人民当家作主，批评蒋介石和他的“党国”体制，一党专制。1945年7月，日本还没有投降，蒋介石和国民党正在计划如何剿灭共产党，毛泽东此时已经对共产党的最终胜利胸有成竹。他对担心新中国也进入历史周期率的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尽管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但建国后新路的实践并不完全成功，更多的是用革命的手段和对意识形态的净化，构建本来需要用民主选举和依法治国构筑的文明。

的确，中国共产党的资料保密制度使得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当时所说的“民主”指什么，因为从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他很快就把人民忘记了。准确地说，他不觉得权力是需要人民授予的，决策是需要征得人民同意的。他享有绝对的威信，也绝对地为人民做主。1976年，他离开自己钟爱但却不给他们多少权力和权利的人民，扔下了一个烂摊子。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没有用孙中山先生向往的民主选举和依法治国这种“来自于西方民主化传统”的手段夺取政权，他的失误在于他在暴力革命道路上大获全胜，使得他不会或者不想用民主选举与依法治国的方式来振兴中华、奋发图强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试图用革命的手段发展经济，也就是他说的：“抓革命，促生产。”

事实证明，革命可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但并不意味着就会建立一个新世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个政党的最大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富裕、幸福和安定。邓小平果断终止了毛泽东利用中国人民的暴力类型封建主义农民起义传统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措施，让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特别是邓小平提出在妥善治理国家之后，还需要启动包括民主选举在内的政治改革，来维护经济改革的成果，避免中国再走意识形态方面革命和再革命的老路。

1989年风起云涌的北京学潮，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曲折，使得邓小平“两步走”（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及其政治路线半途而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一批国内政治精英和知识群体越来越感觉中国没有必要“按图索骥”，可以绕过“民主关”直接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二十一世纪上叶，有关“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说法甚是流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模式，而且还包括政治模式，都是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确实，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和持续时间创造了人类奇迹。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和持续发展的代价极为高昂，无论是社会和还是环境的，以及随之而来的腐败和其他问题，都值得人们高度重视。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中国特色，但是说中国的“政治模式”举世无双并且可以广泛复制还为时尚早，因为中国目前仍处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中，今后如何发展尚需艰苦努力。

　　邓小平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把推进基层选举和扩大政府善治作为执政的重要内容，把“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切实实行在红头文件上视为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要素。可在实践上是全力以赴进行“党委”为中心的党政军以及法律权力、经济权力“集权制”，，实实在在把“党委一把手”变成为“一霸手”的“官本位权力霸主”。1989年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第一次在历史上把中国共产党确认为“执政党”，把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从“联合政府成员”改变为“参政党”，肆无忌惮地颠覆了新中国所有的宪法原则。

1979年，中国启动了基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但是没有竞选制度，人大代表成为一种荣誉性质的头衔，申纪兰作为新中国每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就是典型的不发言表达民意之“不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二线单位”，是“权力空心化”的“表决机器”，人民代表99%都成为“兼职人员”。1988年之后农村村委会的直接选举更是被众多学者称为“无声的革命”、“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结果事与愿违，出现了“百万元”贿赂选举“村委会主任”的非暴力犯罪，和黑社会武力威胁农民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的恶劣景象。整个中国农村，在邓小平1980年推广安徽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以后，基本上是“政治失控之地”。随后广泛实施的“大学生村官”加强农村领导权方式，使得农村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领取政府工资补贴”制度也与农民是“两张皮”。官方与民间的不融合状态，提出了“目前的农村民主选举制度能否将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范围扩大？”问题，迫使很多“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建设”还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

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尽人意，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各个层面都有无数的创新和实践。没有这些探索和实践，没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高度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也不会发生。

本着探索中国的民主政治现代化之路和总结中国的依法治国之举，徐群贵在十七年前就启动了中国政治的非暴力改良主义路线图研究，探索与总结当代中国“一党制暴力、多党制联合政府”的政治格局经验教训。时隔多年，我们再次将视角置于日益强大的中国，观察、透视作为政治现代化核心的民主选举和政党掌权“制度规范”，与各界同仁一道策划、编辑和出版《创新科学社会主义论丛》。

本丛书不定期陆续推出，作者绝大多数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民间独立学者和译者，丛书内容包括对中国政治生态变迁的描述和解读，对海外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以及分析和点评国内国外时政的政论文集。希望本丛书的出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