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际上金融“顶层设计”的头号权威美国摩根大通财团CDS系统化产品设计宣告失败，警示“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乃是“官本位体制”最后的疯狂。西方经济在金融危机面前坚定不移地实施“去杠杆化”改革，但是中国政府融资平台把“金融货币杠杆化”作为科学发展观来滥发钞票，肆无忌惮地以官府特权操纵广义货币发行，铁道部2万亿元债务基础上还要进行新的举债与融资。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大决战”被党政领导干部集团注重于“铁、公、基”投资的刚性作用力全盘否定，作为“经营大城市”的顶层设计之“城市规划”早已经成为“鬼划”，土地财政格局让城市规划制造出来中国特色的“堵城”，把首都变成“首堵”，中国大陆二十多个城市呐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结果是建设成了“国际化大堵市”。

中国倡导顶层设计的专家教授之所以提出来进行中央级别的居高临下政治设计，是为了力挽狂澜以遏制眼前的中国政治经济风险。这方面，全世界能够化险为夷的顶层设计，莫过于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的CDS金融风险管控体系设计，完全可以说中国现有的全部专家智囊团都没有能力设计CDS这样的管控风险体系。但是，CDS这样的管控风险体系发生了20亿美元亏损，神话破灭了。

事实上，凡是有竞争性的系统，或者说有风险性的系统，就是不确定性比较大的系统，就是不能进行可控性顶层设计的系统。在社会科学领域，美国摩根大通为了减少国际金融交易风险，2012年前几个月在对冲基金领域亏损20亿美元，就证明了全过程对冲是不可能实现的，往往是意欲减少市场风险的对冲就会造成增加风险的恶果。众所周知，摩根大通是美国次级债的第一大赢家，也是国际上金融“顶层设计”的头号权威，一手创造了CDS金融对冲基金产品规避风险的奇迹，被荣获诺贝尔奖的多名专家大加赞赏。因为CDS的设计精细化又非常复杂，层级众多，规模庞大，最终失去交易对手，独霸天下的摩根大通本来想下一个绊马索去套住对手，结果是绊住了自己。想当初，次级债危机之时CDS系统化产品设计大放异彩，包括持股中国工商银行的美国高盛集团在内的几十个金融大鳄，纷纷上门源源不断地向市场出售CDS产品，大赚快钱。次级债危机大爆发之后，一些基金由于低价购买了CDS保险产品大赚其钱，鲍尔斯依靠CDS产品成为劫后余生的大英雄。这样的金融产品“顶层设计”在现实面前破产，颠覆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今日基础，把当今世界上风险管控的明星金融大鳄摩根大通集团置于被“小蛇吞大象”的尴尬境地。这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倡导“顶层设计”的专家回归理性，消除“顶层设计”的伪科学迷信，不要以救世主的高人自居，借着科学的华丽伪装误国误民，尤其是郭树清团队的“证券市场顶层设计”需要充分发挥民主的智慧作用力，不要以为中央机构的权倾天下就永远正确有效。

在技术科学学领域的“顶层设计”，必须是可控性明确的，也就是说“灵敏度相对于稳定性的权衡”能够数量化，这种标志着“可控性”的“系数”是以反馈控制为基础的。反馈控制在系统工程领域是确定性的，例如现在方兴未艾的物联网，和中国正在积极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有许许多多的元器件还不能清清楚楚，所以就不能进行顶层设计。原因是，至少物联网的传感器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元器件还不够完善，不能像吴敬琏研究员举例子所说的中国互联网信息平台顶层设计那样开展工作，因为电脑和网络在国际上早已经是方方面面的元器件技术性指标确定无误的，基本上不存在细节性的不确定性。这种界定“顶层设计”可行性领域的例子，还有电网设计，国家电网公司的顶层设计仅仅是局限于火力发电和核动力发电，不能包含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太阳能发电的电网设计，因为它们的技术规格相互不能兼容，不存在囊括一切电力资源的国家电网。即令如此，2012年5月发生的陕西省榆林市地方电力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在警察帮助下第二次打斗伤人事件，就一再证明垄断性的顶层设计是危害市场经济的，电价持续性上涨和乱涨价背后的听证会制度偏差，早已经使得技术性的顶层设计难于解决市场经济活力所需要的制度设计问题。倡导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和宪政法制的专家，能够有效研究解决中国特色的“听证会强奸民意”难题，就是功莫大焉。至少，这要比空谈误国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更加务实，不会让老百姓有太多的失望，不至于让中国人再一次把专家教授说成为“砖家”、“叫兽”。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意思就是自己说不清楚的事情，还要让别人明明白白，比如“顶层设计”，专家们提出来这个问题就应该自己做一个样板戏让我们开阔眼界，否则专家们都无能为力，做不出来，岂不是咄咄怪事。

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早已经明确改革目标就是市场经济，用吴敬琏研究员的说法，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为市场经济。那么，全世界谁有过设计成功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例子呢？不存在这样的例子，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人民经济，是要让千百万人民大众去创造的经济，不是神仙皇帝在“顶层设计”当中弄出来的“官本位”经济。吴敬琏研究员在这里丧失了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完全站在“官本位”的立场上要求“顶层设计”搞出来一整套市场经济，纯粹是痴心妄想的自欺欺人。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确确实实有一些个别化市场平台的人为设计，但是压根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总体设计，甚至不存在这样的总体规划。中国的现实道路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善于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经验教训，步步为营地扎扎实实解放思想，解放人民大众的创造力，把官僚集团的管制性条条框框一步一步解除或者废除，给予人民群众更多的自由度，主要是在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方面有条不紊地循序渐进展开改革开放工作，就是最好的顶层设计。其实，不必要故弄玄虚说什么“顶层设计”，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直言不讳：“这就是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然后万众一心参考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成熟模式，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说白了就是拿来主义，务必要结合中国每一个地方和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消化吸收外来经验教训，如同中国共产党打天下一样，各自为阵，各自为战，各自为政，也就是客观上的联邦制，关键是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就能够成功。

现在追求“顶层设计”的中国权贵明显希望成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后的“中国顶层设计大师”，这是一种痴心妄想。邓小平的权威在今后的中国不复存在，同样的中央集权制度权威也是江河日下。民主的大趋势不可阻挡，何况中国的一切“顶层设计”科学性都取决于共产党体制的许可程度，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体制设计才是真正的“中国顶层设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早已经一步一步走向民主化，“常委会”决策机制取代“第一书记”决策机制，就是一种“民主化”的现实性进步。

摩根大通的“CDS金融风险管控顶层设计”一路上捞钱盆满钵满，高歌猛进之际亏损20亿美元的事情发生在号称“中央控制室”的“首席投资办公室CIO”，在其“合成对冲”产品投资组合当中遭受了至少2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按理说，CIO工作的重点就是风险管控，既定目标就是对冲银行的贷款组合以及投资过剩存款。这样的设计是历经二十多年来金融市场反复检验的成功有效“管控金融系统性风险顶层设计”，1990摩根大通开创CDS市场，一大群金融工程专家展开协同性作战，设计出来这种高水平的专业化投资工具，屡试不爽的实践证明赚钱又快又好，使得投资机构因此拥有了针对债券的信用水准变动进行避险或炒作的工具。2001年摩根大通推出“互换合约指数”设计，协助提高CDS交易热度，一切随着金融企业的信用来因势利导圈钱。但是，危机重重的国际金融动荡不安，“做多”之时，一旦金融企业的信用下行，就会亏损。反之，“做空”之时，如果信用评级下行的金融企业“信用下降幅度”超过了原先的预计，也要亏损。“做多”与“做空”在无法准确无误地估量金融风险“上下限”数据的情况下，就无法做到准确对冲，就会必然性地赔钱。例如富达欧洲公司债基金在债券价格剧烈震荡之际，一年期回报率-4.69%，三年期回报率33.47%，五年期回报率-0.35%，此时此刻“多空对冲”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归根结底，是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顶层设计”本身的成功本质，无法有效约束“顶层设计”本身。正如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之际，没有了有效性约束共产党的标准与可操作性，不受约束的执政党权威与皇帝霸道如出一辙，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体制葬送了社会主义运动，结果就是亡党亡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摩根大通这一次亏损的操盘手伊科西尔掌握3500亿美元合计2万多亿元人民币进行操作，感到不够用，就在一个避险合约之上再加一个避险合约，覆盖的市场从北美洲、欧洲到亚洲各个金融大市场，直至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约合十多万亿人民币的水平。这种贪得无厌，足以值得中国官僚模仿来吞并全世界，至少让一个省市政府的融资平台能够吞并全中国。遗憾的是中国官僚不具备这样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不能在中国金融市场叱咤风云。否则，中国早已经要比摩根大通的亏损更加严重一万倍。例如中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就是地方政府疯狂融资的“金融杠杆化”典型，2012年5月21日山西省交通厅公布信息把国家的一百亿元专项资金拿出来，撬动山西省6个煤炭集团出资105亿元人民币，合成205亿元贷款资本，在政府支持下拿到银行400亿元贷款。然后，利用这600多亿元资金向参加建设高速公路的招投标公司、施工企业层层集资，完全能够获得600亿元，形成1200亿元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投入，解决“铁、公、基”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的金融“杠杆化”操作，是现行体制下面的别无选择，造成了越来越依赖于投资增长的中国经济畸形状态，根源就是无法针对这种每一条高速公路建设的“顶层设计”本身进行科学化衡量，更没有约束这些“顶层设计”的融资及其使用资金方式之类监管有效性。2012年3月23日《中国建设报》就已经调查研究发现，高速公路是要比能源行业的石油煤炭更赚钱的投资领域，一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在广东省每一天收入千万元以上，堪称富得流油。

在摩根大通亏损的同时，规模远远不如它巨大的蓝山资本管理公司、兰冠资本管理公司纷纷获利，而中国的金融企业在这个机会当中没有盈利一分钱，是公认的国际金融市场“菜鸟”，一再巨额亏损。追根溯源，是因为中国的信用定价权机制实际上让位于官府特权定价机制，扭曲了市场信号，没办法准确无误地判断国际市场。尤其是在国内，信用定价权机制缺失的情况下，过早推出了合成ETF之类产品，等于自投罗网，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拱手交给国际金融大鳄，让西方资本家金融冒险家把其金融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

“信用”是对于行为主体的评级定价，没有关于行为主体的规范性，就没有任何“顶层设计”的现实意义。例如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的中华民国宪法，就被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制度暴力军阀主体当成了“玩具”，随后的蒋介石、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设计出台了一个又一个“宪法”，由于都是军事化暴力政权主体在充当操盘手，人民民主只能是一人一票制的“形式化民主”空头支票，始终不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政府。因此，一切关于今日中国的政治“顶层设计”都受制于共产党好恶评价。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政治主体都是创造政治体制的原动力，离开了针对政治主体之社团党派的具体化设计，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顶层设计。

看一看中国乳制品的乱象丛生问题，2012年5月20日《羊城晚报》和2012年5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食品卫生专家王丁棉指出国家乳制品标准被乳制品企业主体绑架，没有以消费者安全性第一和产品健康化要求为基本点，导致了20多种激素被奶牛养殖户用于催奶，两年来乳制品二氧化氯的检测不到位。甚至，政府监管部门的技术水平只能检测三分之一的乳制品有毒成分，“圣元激素门”等等事件当中政府监管部门发现的问题不到三分之一。国家食品卫生审评委员会检测方法专家委员、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员邵兵说，检测奶粉里面是否含有激素，需要使用同位素，代价很高，根本性的解决方式还是养殖户和乳制品企业的诚实守信自律，说到底还是一个道德诚信建设问题，实质上直接就是经济主体的塑造与定位问题。在一个没有政治诚信的社会里面，暴力及其特权横行霸道，经济的市场定价权被迫让渡给官场，价值规律让位于权势规律，社会秩序就彻底颠覆了人的行为准则，强盗逻辑就必然战胜诚实守信，市场上的欺诈行为就是一种在强权夹缝里面求生存的无可奈何。所以，政治上根除“暴力强权”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自上而下官僚任命制，才能够让民间社会回归诚实守信的自律，才能够使得官僚把公众评价其政治信用的标准用来替代暴力强权任命制标准，廉洁奉公才能够成为执政党的刚性约束。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政治信用和共产党领导体制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才是中国“顶层设计”的生命线，是“顶层设计”得以落到实处的前提条件。否则，没有一个敢于自我解剖的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展开自身领导权体制的大刀阔斧改革，就不会在中国大陆产生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良性循环”的反馈控制体系实现中国特色的“灵敏度相对于稳定性权衡”，也就是说不能做到可控性比较好的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