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和银行业垄断性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货币发行已经捆绑在美元上面而今欧美反华排行势力又要攻陷国有企业破产中国
徐群贵
【摘要】：政府对于资本项下的管制决定了国有企业产权股份化是行政化垄断模式，政府的资金项下管制为国有企业“官本位体制”增加了金融垄断性的中央集权制度保险杠，国有企业的官本位体制的本质是政治体制以封建主义评判姓“社”还是姓“资”，在封建特权体制作用下中国货币发行已经捆绑在美元上面，使得中国经济政治失去独立自主权利，而今欧美反华排行势力又要攻陷国有企业破产中国，出路只能是改革共产党执政体制和国家决策机制，砸烂官僚铁饭碗，共产党全力以赴改造现在的“官僚集团所有制”之公有制模式。
【关键词】：银行 官本位 公有制 国有企业 垄断 计划经济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社会科学业余研究独立学者，获得技术科学两项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电话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敬请您见谅！
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2月23日头条新闻报道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即将于2012年2月27日在中国国内发布的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研究报告，世界银行佐利克行长在新闻稿当中明确中国大陆需要改革大型国有企业以避免经济危机，类似的危机已经在高度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有多个先例可循，巴西和墨西哥的国有企业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收入水平之后，就出现了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现象，亦即经济增长速度在没有太多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放缓，先前高速度掩盖了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等社会矛盾统统暴露出来，实体经济首先遭受沉重打压，银行以及整个金融系统显示体制性质的溃败并且引起其他行业萎缩，金融市场拖累资本市场导致产业资本抽逃，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恶化成为滞胀，经济体系的前功尽弃，危机叠加效应进一步加剧经济崩溃。问题是应该怎么样改革？巴西和墨西哥的尝试都不怎么样成功，中国针对大型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的垄断性进行改革，必须另辟蹊径，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家们的学术善意和深意是中国政府在国有企业问题上陷入不得不让国有资产四分五裂的僵局，让世界五百强企业当中的中国企业纷纷解体，转化成为一个又一个中小企业，能够被西方的大资本家鲸吞。这是郎咸平教授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里面已经揭示的欧美大资本家阴谋诡计，美国的孟山都集团利用中国的粮食局体制改革，乘机在中国进行转基因粮食蔬菜种子推广和加工，从毁坏中国人基因入手，要让中国亡国灭种。垃圾食品的典范肯德基、麦当劳纷纷在中国登堂入室，沃尔玛、家乐福超市在中国的一次又一次欺诈，都把消灭中国实力表演的淋漓尽致。向中国政府推荐对于国有企业五马分尸的计划，是典型的狼子野心。中国货币发行已经捆绑在美元外汇上面，西方完全掌控中国的金融市场根基，只需要在汇率问题上持续压制中国政府，就能够让中国成为类似于日本的殖民地。中国金融市场的被动不断恶化，现在西方反华排行势力又把矛头对准了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颠覆中国的资本市场，让中国经济的两大基础性市场——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双双沦陷，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消灭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接管国有企业，整顿市场秩序，建立健康的中国资本市场，用以支撑中国的货币发行，彻底摆脱美元对于人民币的支配作用，实现中国的经济独立自主，坚决不做西方经济的奴隶。这当然也要求共产党率先改革自己的体制，在党内公开选举产生管理国有企业的团队，并且向全国人民公告，接受全民公决。西方的如意算盘是建立在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绝对不会分离的基础上的，我们果断地实施政企分开，彻底割掉国有企业的政府特权脐带，让中国政府仅仅只是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官僚集团的铁饭碗也相应的彻底砸烂，废除官僚终身制，全体中国人统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消灭官民差别，化解官僚与老百姓的贫富两极分化及其社会矛盾。在政企分开的同时，党政机关彻底分开，共产党把工作的着重点完全放在国有企业整顿和改革发展上面，仅仅派出参政议政代表团进入政府班子，解决了党政不分的痼疾，一举多得，利国利民更利于共产党的体制改革带动其他一切社团党派进行自身体制改革，开创中国政治改革的崭新局面。
资本项下的管制决定了国有企业产权股份化是行政化垄断模式
国有企业从承包制到股份制，从经营权到所有权，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一直在政府本位制范围内，享受企业投入产出物品价格优惠于民营企业的“双轨制”，实质上就是资本流动性表现为垄断性，直接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成为国家的负担，为了让国有企业自负盈亏，又不触犯公有制禁区，实施了承包制。问题是承包费对比于公有制企业原始资本投入的数量太小，经营者权利与责任不对称，迫使承包制发展到股份制。不过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政府始终是公有制企业的老板，中小型公有制企业普遍缺乏经济效益，“抓大放小”的政策以股份制改造为契机大手笔卖掉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公有制中小企业，留下来的主要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中央政府的集中操控之下生成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垄断性国有企业格局，在垄断性的保障下保证了国有企业大面积盈利，赚钱靠政策，不是依靠市场经济的平等公开良性竞争，彻底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由此可见，公有制企业的三十多年改革出发点总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形成市场经济。企业所有权万法归宗于政府，官本位体制始终如一，公有制企业实质上还是政府的赚钱机构，不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开创者。政企分开一直都止步于“所有权”彻底转变为“产权”，做不到企业化的产权制度创新。正如土地所有权不能进入中国市场流通一样，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也不是市场化的可流通“企业产权”，也就是在客观上没有让国有企业产权实现资本化改造，没有资本的流动性而使得资本市场名存实亡。这是国有企业从片面追求垄断性盈利，走向市场化发展的量变飞跃成功质变之大决战。2011年3月3日天则经济研究所调查报告《中国国企“庞大利润”实际是亏损》已经证明，如果扣除垄断而获得的利润，国有企业“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报告展示的统计数据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较，2001年到2008年间，国有企业少缴付的银行业利息共计2.85万亿元人民币，地租3.09万亿元人民币，资源租金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6.48万亿元，远远大于同时期国有企业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这种名义上的盈利，具体就变成为国有企业剥削人民大众消费者的肮脏收入。全国私家车主人都经历了燃油涨价的盘剥，网友在微博客上面计算国内燃油调价的20天波动4%标准，说中央政府国家发改委以80元基数为例国际油价上浮4%即涨价3.2元就让国内油价上升到83.2元，再要下调时却拿83.2的4%衡量就需要国际油价下降3.328元才能降价，中央政府的政策故意使得国内油价容易升高而难以下调。官方直接支持国有企业剥削中国老百姓，但是对于国有企业的特权享受竟然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例如国有企业高福利待遇已经成为备受诟病的千夫所指弊端，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数百万年薪收入、中石油集团百万元吊灯和一次又一次的天价茅台酒之类事件，无容置疑的说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人事管理体系的官本位制度，演变成为官场内部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公有制客观上已经成为“官僚集团所有制”，中国人民失去了对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势必成为名不副实的特权集团牟取暴利之平台。国有企业打着“为公众和国家赚钱”的招牌，运用国有资产为权贵集团谋利益，自然而然地不允许国有企业资本具有市场化的流动性，从而利用中国政府的权威来进行资本项下的管制，充分保障官僚集团的特权在国有企业转化成为真金白银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时代周报》2012年2月16日发表文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潜力下降的结果”引起老百姓的高度关注，大家赞赏学者论证中国改革最后时机只剩5——10年，“国富民穷”的状态急需改变。
资本项目下的政府管制，也是中国防止资本外流的一个底线保障。但是在国内打造资本市场，就必须进行国有企业所有权脱离政府框架的“资本化”产权深入改革，实现产权化的资本流动性塑造。这一点，最突出的是中国铁道部“政企不分”，需要坚决彻底改革。铁路营运局工程局的物品采购和工程招投标，都是实际上被铁道部官僚掌控的官商勾结行为，权钱交易成为必然。高速铁路产业链和动车组设施采购的一个又一个案件最是充分暴露了“政企不分”体制酿成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一方面是铁道部自己公布的资产负债率高达59.6%（专业化评估机构认为已经在70%以上），尽管铁道部2010年铁路投资高达8426亿，2011年公布的五年计划更要投资额达到2.8万亿元，《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爆料铁道部采购利益链条下的中国南车集团、中国北车集团、世纪瑞尔、奥克股份、新北洋股份等等32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圈钱模式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但另一方面是《新世纪》周刊揭露动车组镶钻石乃是官僚败絮其中，动车组由政府采购的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一个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门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值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甚至上市公司中国北车集团的这种卫生间的政府采购价为120万元，还有上万元的15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座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堪称奢侈品的中国动车组富贵亮丽的背后，是掠夺性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丑态百出。作为中央政府国务院直接管辖的铁道部明明白白有一系列利益集团食物链，表面上是政府部门制定价格管制，事实上是技术性垄断采购供应猫腻，是高官近亲属关系网垄断国有企业采购操作，是官商钱色贿赂关系的营销性质的垄断。这种经济垄断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为官僚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决定着国有企业垄断优势，迫切需要我们痛定思痛，下定决心根除中央集权制度铸成大错的垄断性权力腐败。这种垄断性，直接注定了国有企业“所有权”乃是“官有权”。
资本市场的“官本位”体制刚性直接强奸民意，把铁道部产业链那些上市公司的掠夺性“强盗逻辑”赚钱方式暴露无遗，让中国股民彻底心灰意冷，退出证券市场投资，让官商勾结的狼狈为奸变成为彼此倾轧，必然酿成中国股市一蹶不振。于是，中国扭曲经济规律的官场运作资本市场之闹剧，就产生了当今世界的奇异怪相：一方面是中国股市成为持续不断的全球第一熊市，2011年7月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在世界领先探底，半年多以来难以超过50%这个警戒线，制造业一片大萧条景象；另一方面，房地产面对中央政府的坚决调控遏制却屹立不倒，房价依然坚挺，奢侈品消费如火如荼，官僚集团吃喝嫖赌的“三公”消费居高不下，围绕中国的周边国家赌场生意兴隆，中国人通过澳门赌场转移资金到海外办理移民已经是方兴未艾，日本东京都也是商业化服务支持中国有钱人纷纷出逃，仿佛中国红色政权简直是定时炸弹，唯恐天下不乱，唯恐躲之不及，赶快胜利大逃亡。房地产业界对于政府的抱怨不绝于耳，认为城市化政策一开始是党政领导竭力纵容投资商，使得冲在第一线的房地产开发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给予地方政府财源滚滚的贡献巨大，但是随后却被银行业的中央集权制度压制，资金链频频告急，变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奸商罪人，被任志强称为“官僚的夜壶”，或者说是中国政府的“尿壶”，被要求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资金项下管制为国有企业官本位体制增加了金融垄断性的中央集权制度保险杠
铁道部的官本位国有企业集体腐败于垄断性经营的情况下，决定了动车组和高速铁路政府采购网开一面的民营企业山西省宽宥集团也是老板丁书苗买通铁道部长刘志军张曙光一伙贪官污吏，属于扭曲的民间经济因素。期间的资金链又表现出来银行业对于资金项下管制的“官本位”局限性，违规甚至违法是金融市场的中国特色。这方面，中石化集团使用公款为员工开设团购网，花费国家资金2000多万元为员工购买奔驰等等名牌轿车补贴2万元到6万元，还有各种各样的食品日用品团购补贴，公开侵吞国家资金。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小金库”屡禁不止，背后是中央集权制度的银行业资金项下管制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的，不是针对公有制经济的尤其不是针对国有机构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官本位体制资金管理体系，是明目张胆的等级化歧视性政策，专门歧视民营企业代表的市场经济，偏向于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官本位机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员工与普通老百姓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收入差距，2012年2月24日国家统计局年报充分显示了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客观性，国家统计局指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2700元，处于中位数水平的城市人口占城市居民总数的60%，不要说买奔驰车了，就是基本生活费用也在物价上涨压力下捉襟见肘。
2012年2月24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中国经贸聚焦》对记者周顺江发表谈话说：“地方政府就是中国第一大投资公司，让银行业的资金管理相形见绌。”中国的银行业名义上是商业银行为主体包括中小企业类型的担保公司和贷款公司等等，实际上是资金管理政策直接归属于中央银行，属于资金方面的“中央军”。地方政府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把原有的地方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大甩卖处理掉了，不再象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政府带头大办企业，不再通过公有制企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生产力孕育发展，而是政府赤膊上阵炒地皮，从红色资本家的国有企业老板变成了地主投机商，不去发展生产力而是一心一意“经营城市”炒作城市规模扩张的房地产消费性变态奢侈品市场。各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15万亿元左右的金钱洪流滚滚，已经是银行业中央军无法真正控制的当代中国最庞大体外循环资金聚集中心，毫无争议的让银行业心甘情愿做它的情妇——为它保管好私房钱，中国商业银行80多万亿元储蓄当中50%以上是地方政府相关投机商链条的周转资金，用于玩弄资本运作的套取钱财把戏，明明白白做着奸商生意却没有资产负债表，不接受市场经济的应有监督，客观上是破坏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元凶，还能够因为“维持社会稳定”以及相应的国家政治统治之边际效用而迫使中央政府姑息养奸。201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网》披露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规模将由过去几年的2000亿元扩大到2500亿元，中央政府财政部把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2011年四季度财政部就发布了《地方政府自行发放债券试点办法》明确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成为地方政府自行发放债券试点，香港学者郎咸平教授对此大声疾呼“叫停”说“中国政府由此破产！”2011年7月中国审计署公布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元，穆迪评级机构说应该再加上3.5万亿元，这些14.2万亿元占中国GDP30%左右，是中国政绩工程的主要支撑点，中央政府不能不成为服务于地方政府群体形成的中国官场，事实上演变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傀儡，这是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商品经济环境下不得不向分权制利益分割主体之地方政府妥协的具体表现。这种养痈遗患的中国当代“官本位”改革模式形成的“政府经济寡头体制”如同癌症一样愈演愈烈，还要讳疾忌医地掩耳盗铃来粉饰太平。岂不知已经是危机四伏，城市基础设施巨额投资已经是盈利迷茫，以高速公路天价收费为着火点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收费管理制度已经是众怒难犯。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链断裂，芜湖市上海市等等一个又一个当地政府违背中央政府遏制房价政策或者偷梁换柱展开“救市”活动，长沙市8个楼盘老板骗钱“跑路”的闹剧在全国的中小城市频频上演。两极分化的另一端是生产型中小企业没有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与民间房地产不能同日而语，更不敢与国有大中小企业相提并论，过去还能够戴上“集体企业”的公有制红帽子获得地方政府保护以及银行贷款支持，现在是赤条条无牵挂孤立无援，只能拜倒在高利贷的民间资金链裙下苟延残喘。中国实体经济由此发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国有大中小企业依靠政府垄断性获得垄断市场，富得流油；另一方面，全国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难以承受原材料涨价尤其是市场竞争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缺乏又涨价的负担，民营企业融资艰难是普遍性的公认事实，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恶性竞争环境下苟且偷生，有效生产力失去了中国政府完全市场经济的真正保障，首先是丧失资本市场支撑下的金融市场救济。归根结底，中国政府给予人民币建构经济的保护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是在官本位框架内给予人民币体现的政府信用进行呵护，给予银行业的赚钱快车加强一个保险杠。
当然，中国资金外流挑战政府资金项下管制的刚性势力是“裸官”，201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就有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作为人民代表发言指出2005年中国大陆就有118万名“裸官”，每年外流资金10亿元以上，平均每个省市有将近4万“裸官”，按照中国2000多个市县计算就是平均每一个县拥有50名“裸官”，这个数字五年来至少每年递增10%以上，现在2012年中国大陆至少有300万“裸官”，2011年外流资金不少于50亿美元或者说400亿以上人民币。如果按照贪官污吏逃跑国外的转移资金赃款口径计算，就是数万亿元的中国资金白白外流到其他国家。这种资金抽逃，偏偏是官本位的银行业无法管制的死角。
《人民日报》2012年2月3日发表文章“当奢侈品消费成为时尚”说这样的中国人跑到海外去高消费，危害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本的形成。其实，这种现象首先是对于中国大陆资金项下管制的挑战。中国《经济参考报》2012年2月1日发表记者述评，说当英国牛津街和美国第五大道等等奢侈品消费场所逐渐成为中国大陆人购物圣地的时候，当欧洲北美洲高消费的名品店纷纷配置中国银联卡刷卡机和要求售货员会说中文时，“钱多人傻”已经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标签，欧美主流媒体议论中国人仅仅在2012年春节就在境外消费72亿美元，同比增长28.57%，截止2011年底不包括中国人在境外购买飞机、游艇和豪华车的中国奢侈品消费高达126亿美元，中国游客2011年在法国的消费占法国退税购物总额的25%，消费水平在2009年到2011年底几乎翻番一倍。记者在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看到50%的顾客是中国30来岁的年轻人，记者询问他们的回答是：“国内物价上涨，苛捐杂税太多太重，存钱不如到国外买东西，还把来回机票都赚到了手，何乐不为呢？”一件蒙口羽绒服在中国12000元，在法国相当于5900元人民币拿到手，直接矛头指向了中国政府税务政策，实际上是官本位的税务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资金管理互相打架，逼着中国人吃里爬外。
这一切的资金都不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对比出来中国跨境资金净流入已经明显减少的问题，201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国外汇管理局《2011年中国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承认这种趋势还要不断强化，波动性加大，对于中国的资本稳定性不利。报告指出我国外贸进出口和跨境直接投资活动中可能包含一些违规资金流动，大部分都是披着合法外衣，蚂蚁搬家方式地流动，政府部门难以甄别和量化，其中“热钱”净流出31亿美元。报告使用的间接法或者叫做残差法是政府在这方面一贯使用的经常性方法，却十多年来第一次发现了中国资金净流出，迫使我们认真反省中国金融管理政策的现实问题。再说，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国内机构和个人开放资金管制，中国的金融机构作为证券市场里面重要的在线外汇汇率操作组成部分，一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国内很多金融机构都是在封闭外汇管理信息网络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很难直接应对现在人民币捆绑美元的汇率市场化开放冲击。出路只能是人民币以国内资本市场及其金融市场情况为标准，来决定货币发行，不能继续依附美元体系，彻底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否则，中国的资金项下管制转变为市场化调节时，就会风高浪急，不堪重负，难于稳操胜券。
这种完全由中国资本市场及其金融市场主宰人民币发行的体制改革，首先又要求政企分开，确保资本市场及其金融市场的市场经济规律得以发挥正常作用，不被官本位的长官意志扭曲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怪胎。
国有企业的官本位体制的本质是政治体制以封建主义评判姓“社”还是姓“资”
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即将于2012年2月27日在中国北京发布的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研究报告，虽然突出解决国有企业垄断性的方案，但是并没有超过郎咸平教授2004年一针见血批判的“国退民进”策略高度，在科学方法的意义上也没有象郎咸平那样运用最为可靠的公认财务分析方法证明“国退民进”实质上是国有资产流失，中国政府“抓大放小”的公有制企业产权改革已经是形成国有企业垄断性盈利的官本位做法，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有害无利，至少没有酝酿形成中国市场经济需要的资本市场格局。现在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始终没有实事求是的针对“国有企业垄断性来自于何方？”做出来透彻分析，而中国人非常清楚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是中国政府垄断性的经济表现，这种政府权力对于中国社会的垄断性，直接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乃至国家一切领域的垄断性。如果不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垄断性，就不能解决中国政府酿成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只要拥有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经济事务的垄断性权力，就不会产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本文上述文字分别从资本管制和资金管制的角度已经证明中国政府作为官场生育市场的母体，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把市场经济在中国纳入了官本位的怪圈。出路只能是彻底的实行政企分开，目标是真正建立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中国资本市场，用以直接规范中国的货币发行，解除人民币发行对于美元外汇的依赖性，建立起来中国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让中国政府完全放弃对于国有企业包括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各级政府仅仅是公共事务管理的角色，不得再担任国有企业的老板。
与此同时，彻底砸烂政府官员的铁饭碗，官僚与老百姓一样实施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等劳动保障，化解官僚与民众的阶级差别形成的阶级矛盾斗争。相应的党政不分问题也要解决，否则前功尽弃。中国共产党学习北欧的“一党独大”民主模式，建立联合政府，不再倾全党之力集中于政府。想一想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曾经是“军队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和稳定红色政权，中国共产党又从军事化转变成为行政化，“军队党”演变成为“政府党”，现在的发展经济是中心工作，需要共产党成为“生产力党”，把优势力量放到企业化生产力的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来，中国共产党亲自出马操作国有企业的完全市场化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完全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把国有企业在产权市场化改革当中，消灭特权产权，实施与民营企业一样的平等竞争。既然中国政府没有了共产党的垄断性主体定位，也就是没有了行政特权，只剩下行政职权，依法行政，不得有误。共产党不再垄断中国政府权力，就从根本上废除了政治特权。仅仅是利用历史性的中国共产党特权进行过渡，以强势来保障国有企业资本完整性而有利于企业化产权支撑生产力优势，在此前提下，把国有资产民间化，消灭特权化的资本。这里，并不是要让中国共产党成为红色资本家，不是要让共产党成为国有企业新的老板，而是要让共产党紧紧围绕全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保护企业化生产力的完整性，来把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是把封建主义的“官本位”特权观念当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属性，仿佛没有了官僚铁饭碗就不成其为政府，就没有了“官”的尊严与权威，彻底忘记了政府官员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同样的，把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当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运用封建主义的等级化统治模式来评判改革开放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起源于武装斗争的军事化体制，暴力革命先天需要中央集权制度，但是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度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秦始皇第一个在人类历史上设计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是周天子的诸侯国体系包括此前的奴隶制社会都无法实现的体制，是原始社会之类共产主义不容许的官僚主义阶级压迫制度，当然也是后来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坚决要消灭的专制统治，为一切资本主义毫不犹豫的加以消灭。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而然地首先消灭中央集权制度。因为，这种中央集权制度是官僚集团自上而下统一形成高于人民大众的特权利益集团，尽管官僚体系内部层次分明的具有等级制度造成“官大一级压死人”之先天分裂格局，但是所有的官僚都能够剥削压迫人民群众，背离了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也不需要人民大众的直接支持与认可。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官本位体制建构的公有制，就是封建主义的皇帝所有制，首先不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化产权形式的可流动交换之资本化所有权，而是特权化的官僚集团所有制，根本不能用来支撑国际贸易当中的货币发行，不能捍卫中国的经济主权，完全是一种汉奸卖国贼财富所有制。因为，这种来自于封建主义地主阶级财富意识的所有制，在设计者的灵魂深处就没有企业化生产力的新概念，只有占有者的财主囤积居奇理念，第一思想意识是暴力作为坚强后盾的赚钱强盗逻辑，是对于特权和等级化的规范，而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制保障之平等竞争意识，潜意识里面是巧取豪夺，没有尊重劳动者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知识产权意识，仅仅看重的是谁能够消灭谁而取得政治强权。由此注定了前苏联开创的公有制，对于人民是抽象的财产权，对于大权在握的官僚是可操作的赚钱工具，是行政命令体制的计划经济元素，是实实在在的“官府所有制”，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公共财产，更不是民间经济生产力和老百姓财富。
长期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忽视中国经济的主体与欧美完全不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几百年市场经济实践当中塑造了成熟的经济主体以及相应的社团党派之类政治主体，而中国没有这样的主体存在，于是在西方很优秀的市场经济方案，一旦没有考虑中国政治经济主体的特殊性，就会在引进到中国之后马上南橘北枳一般大相径庭，效果截然不同。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来自于计划经济的政府部门管理体系，如果不能解决好党政机关对于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就会使得中国官府这一个巨大的“看得见的手”一下子扼杀了市场经济那个“看不见的手”，何况这一个“看不见的手”还在中国刚刚生成而十分弱小，甚至软弱无力，弱不禁风，一当遭遇中国政府强势的那个“看得见的手”来硬性对峙，就会不堪重负，落荒而逃。所以，西药在中药面前还是要入乡随俗，首先解决自身的水土不服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也需要解决主体问题，不能是一直让官僚集团全权担任改革开放主力军，必须让中国共产党离开政府官场而进入企业界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来直接主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命运。在这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自身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没有共产党的现代化就不会有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化。
这并不是抽象的空话大话，而是直接利害攸关市场经济的核心之货币，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搞好国有企业而生成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要打造中国独立自主的资本市场，运用这个资本市场决定人民币发行，生成中国自己的金融市场。我们都知道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是官场生成市场，西方是市场生成官场，中国的政府调控市场在实际上是老娘管教儿子，西方的政府干预市场却是分家另立门户的儿子回老家调解矛盾，利害关系及其处事方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大相径庭，方枘圆凿，不具有可比性，更不能照搬套用。例如美国政府没有企业，美国生产导弹原子弹的都是民间企业，而中国政府是直接拥有国有企业的大老板；美国政府被中国称为资本家雇佣的政客，美国政治是金元政治，或者说是金钱政治，金钱货币又叫做通货，就是一种商品之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维持了亚当斯密给予它的标准名称“一般等价物”，马克思坚决认定它和所有的商品一样是天生的平等派，所以自由平等是欧美资本主义政府的属性，坚决反对垄断。马克思主义同时明确社会主义国家是暴力革命产生的，暴力集团的军事化管理体制自古以来首先要求等级化的命令制度，必须是下级服从上级，没有自由平等可言，最大的优势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集中的结果就是垄断。由此决定了中国政府是依靠暴力军事化集团的等级化命令制度来开展工作，不能使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府干预经济方式。对此，很多人是反对的，原因在于中国和美国一样是政府通过银行货币来调控企业为主体的市场，中国政府已经没有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直接命令企业，更没有直接制定商品价格。这是表面形式的相同，实质上的根本不同，尽管东西方都是把银行货币当成了二传手。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起源于实体经济企业，民间实业家是发起成立银行的主力军；政府的中央银行虽然发行货币，却是必须受到国会两院的刚性约束，产生国会的议员选举是在企业家金钱操纵下的活动，肯定是代表民间企业利益的；中央银行对接的商业银行都是天生的公司结构，甚至本身就来源于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虽然经过几百年演变的商业银行已经是专业人士一手遮天，商业银行依然不能直接蚕食实体经济企业，只能制造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来针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掠夺，压根没有能够突破美国法制的刚性约束来掠夺国内民间经济。对比之下，中国的银行天生不是公司企业，更不是民间企业，而是国家机关，是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之经济代表，与民间社会是纯粹的两码事，压根不是企业化生产力的利益表现，不是市场经济的事物属性，根本就不会站在实体经济企业利益的立场上开展业务，它的行为定势和价值取向毫无疑问的是官僚集团利益。
因此，在中国改革国有企业就是要改革政府体制，特别是改革政党及其政治体制，否则寸步难行。即令一阵子的改革让国有企业逃出官场重围，倘若不针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体制改革，不彻底砸烂中国政府官僚集团的铁饭碗，终究是没有实施基因优化工程的夹生饭，到头来还会被官本位体制酿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大举反攻倒算，让你无路可走，败的一塌糊涂。改革不能是官僚针对老百姓进行改革，把改革认为是一种否定，是一种惩罚，对官僚是自由主义，对老百姓是改革主义，这样的改革肯定是官僚欺负老百姓的政治闹剧。一个自身都不愿意接受改革的官僚是不能领导人民开展改革事业的，一个政府不痛下决心改革取缔自己高于人民大众的特权利益，就丧失了人民政府的本性。同样的道理，一个政党如果不愿意改革自身体制，在自己是唯一的执政党之际，政府问题首先就是执政党的问题，清清楚楚表明政党体制存在着严重问题，而且是政府以及企业病变的根源性问题，责无旁贷，也不容许懈怠，因此共产党的体制改革首当其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样一来，中国人民才能信心百倍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2012年2月25日徐群贵1302963924欢迎您赐教）【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全国科管委（高科技管理工作委员会）文化产业专委会副秘书长，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电话15811146132，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敬请您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