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官本位”酝酿形成特权利益集团阻挠中国改革发展
徐群贵
【摘要】：政党“官本位”起步于吃纳税人钱财，使得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性质发生本质改变，特别是执政党由此成为官僚集团的利益代表，从军队本位制起家打天下的执政党为了在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中由官场生成市场，和实现工业化及其城市化，有意无意地酝酿形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势利益集团，又在“官本位”的改革开放政策运作下使得强势利益集团依靠官僚与商人的权钱联姻结盟形成实力来绑架中国改革，通过垄断性渠道吞食中国发展成果，扭曲道德和法律，危害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前苏联解体的直接操作者就是这样的地方官僚集团及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中国省市诸侯经济政治导向与此相同。这种政治经济腐败根源在于官僚集团的“铁饭碗”、“铁交椅”、“铁纱帽”，酝酿了官僚集团与民间社会的凝固型二元化分裂状态，进一步在贫富差距加大的现实中造成官民之间的巨大经济矛盾和社会对抗。出路只能是砸烂政府官僚集团的铁饭碗，由共产党领导八大民主党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台上公开竞选组建各级联合政府，实现新闻自由监督政府工作及其官僚活动，依法制止政党分赃机制形成，逐步解决政党吃纳税人的财政供养体制，政党回归社团本位而吃党费和依靠社会捐赠运作党务。任何官僚个人都不能当官超过十年，取缔职业化的官僚，任何公民都必须以民间社会为人生本位。
【关键词】：官本位 铁饭碗 利益集团 贫富两极分化 政协 政府 党政分开
【作者简介】：徐群贵，男，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发表的主要论文是《投入产出技术与模糊集论》、《人类起源新论：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否定生物进化论来看劳动创造人是逻辑悖论和基因进化死角》、《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兼论历史学界命名中华第一古都的怪相》、《鹭鰦屿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台海经济的地缘政治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结构导向》等，联系电话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斧正、赐教！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
【正文】： 序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2012年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报告称，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本文则进一步证明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权力管道以“维护社会稳定”的理由制止中国改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是“官本位”的体制定位，最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身也是“官本位”的操作方式，官僚集团是改革工作的第一主宰者，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是第一获利者，注定了这种利益集团是官商通同作弊的权钱联姻共同体，而“官本位”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是这种联盟的客观社会基础，一切都要以“官”为本位，政党不是社团结构而是官府的构成方式，市场听命于官场，正当的企业经营很难赚钱，诚如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调查证明的中国企业不偷税漏税就生存不下去，特别是实体经济当中制造业的中小企业90%生存艰难，如果不偷税漏税就要倒闭破产。（《深圳晚报》2011年12月22日）但是，官方政策却能够让投机者一夜之间富甲一方，“炒地皮”和炒作房地产成为官商勾结发横财的致富快车道。“官本位”体制在中国绑架执政党的巨大权力来巧取豪夺，使得2011年7月8日胡润富豪排行榜公司联合中国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调查指出92.1%的中国千万元资本级别富豪具有官僚亲友背景，14%的中国千万富豪已经移民国外或者正在申请移民国外的程序进行时，还有将近50%的中国富豪在考虑移民国外，因为在中国没有这些平均年龄42岁的中国企业家做生意的生存发展环境，所以子女出国留学定居是必然选择。相应的，欧美各国的反华势力都积极促使美国等国家政府放宽对于中国移民的限制，让中国的“官本位”体制使得亲者痛而仇者快，直接起到汉奸卖国贼的作用。更有甚者，外逃的贪官污吏及其相关奸商合作伙伴，把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带到国外，形成了拿着中国资产做有利于反华排华势力的奇怪资金流动。“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10日）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一直关注社会转型陷阱：改革中途，面对中国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历史阶段，中国官僚集团“不想过河”，使得改革开放政策停止前进。特别是海内外媒体报道：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中国的国内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10月23日）“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中国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台湾《中央日报》2011年11月14日）而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所谓“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而是主持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就已经明确要超越“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但现在的问题是，执政的官僚集团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原因是官商勾结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丧失这种既得利益，认为反对这种既得利益分配格局就是破坏中国和谐，就是破坏中国稳定。因此，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目的在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绑架在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平台上，直至逼迫人民起来造反或者重新演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灭亡的历史悲剧。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由此“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集体、股份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主体，本应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的集体资产，由于“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由农村的农民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少数人支配的，“城中村”拆迁过程当中的土地买卖就是铁证如山。本来应该由民意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管理（或委托政府代管）的国有资产，实际上是由少数党政官员支配的，国有企业改制成为私有制企业当中的巨额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也是铁证如山。“人大”和公民的监督权又缺乏保障，由此出现了“产权虚置”问题——少数党政官员控制着公共财产，他们只享受公共财产带来的好处，却不对其损失、流失、浪费、破产负责任，最后还是让人民大众来承受由此产生的恶果。如果在可操作的制度层面使得人民群众对公有制资产管理者不能有效制约，那么公有制就在事实上变为官僚所有制，至少是“官本位”的所有制。官僚首先就是社会财富的合法占有者，首先拥有享受公有制利益的权利。这种现实状况的历史根源在于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近代历史的过程是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灾难历史，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只能以军队打天下的军事化权力过分集中方式来通过“官本位”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且在改革开放之际运用官场生成商品经济必须的市场，进一步运用市场经济来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把“官本位”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物极必反，利害关系发生了反转，弊大于利，官僚集团和官府强势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之人民民主，官僚已经成为利益贵族。
这样一来，当官就成为发财、暴富的捷径，以至于跑官、要官、卖官成为上至中央文件，下到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成为新闻内容的最吸引人板块。这当然也是中华官僚文化的传统之一，早在2200多年前吕不韦父子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投资“官市”比种田、经商都强，“其利千万倍”。今天的官员们更是深谙此道，使他们早已经使得老祖宗黯然失色、自叹弗如。原北海市海城公安分局局长周贻胜给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送去3000美元，不久周就当上北海市公安局长；原柳州市委书记刘知炳给成克杰送去2万元，刘很快就荣升为自治区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原福建省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坦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丁爱萍《话说“官市”投资》载《法制日报》2002年2月10日）20年前，私营企业主们看不起政府官员，现在他们却宁可出十几万、几十万为子女在政府谋个职位。为什么？他们说，干了20年才发现，在政府里挣钱比搞企业容易、轻松得多（沈峰《对“上岸做官”热的反思》载《法制日报》2002年5月12日第2版）。
一，中国当代“官本位”的基本涵义
马克思主义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无产阶级政党兴衰成败的根本规律。谁真心实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谁就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能打破任何艰难险阻，没有军队可以创建军队，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例证；谁脱离群众、搞特权、做官当老爷甚至欺压群众，谁只代表少数官僚集团的利益，谁就一事无成，必然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也会毁于一旦——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惨痛的教训。等价交换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因权力的过多干预，等价交换原则在我国经济领域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可怕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却过早地进入政治领域和党内生活。正是由于入仕、升官成为发家致富、名利双收的最佳途径，才会吸引那末多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正是由于当官可以日进斗金，才会有人用230万元贿选级别最低的村官（刘建华《230万巨款“买”村官》载《人民日报》2003年8月21日第5版）；正是由于当官捞钱太容易、腐败的风险太小，才会出现杀鸡给猴猴不看的前腐后继奇观——海关关长现象、银行行长现象、交通厅（局）长现象、秘书长现象以及一把手窝案串案，直至厦门的远华530亿走私案让三十多个海关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安部副部长等等走上审判庭，还没有引起官场的严格自律，交通厅长胡星又携款潜逃，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情妇近百个，贪污受贿亿元挡不住，2008年到2011年贪官污吏案件发案率上升30%以上，中石化老总陈同海贪污受贿案件牵连上百人。本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一旦变成谋私的手段，那么政党、政权的性质就在蜕变，就有异化成为背离人民并且走向对立面的危险。追根溯源，乃是因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官本位”格局，让官僚集团排斥人民的当家作主权力，国家政治是以官僚集团的永久化高于民众为基本原则，官本位局限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及其效果。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最基本的涵义有：1，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2，“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3，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4，以“是否当官”和官职大小来作为评价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有的领导干部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对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例如一个大城市的县处级公务员家庭，夫妻可支配收入2010年每个月不低于五六千元，但他们在市区拥有一套两居室的经济适用房，每个月会产生市价4000元的租金收入；他们有各种实物福利和单位组织旅游等，很多家庭甚至从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家里大人小孩享有公费医疗。这种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70%以上。至于各级干部享受的专车、司机、秘书、高干病房等待遇，就更没办法统计了。老百姓的收入却是一分钱的隐瞒都难得有，因为没有灰色收入的来源”。（2010年06月17日《南方周末》）这样的中国官僚集团大量享受灰色收入利益的分配政策，无形中加剧了官僚与民众的收入分配差距，充分体现了“官本位”的国家政策基本路线，助长了“官本位”意识的强化。
“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级别来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学而优则仕”，人们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评价社会地位。“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官僚与老百姓的政治区别就集中反映到了经济收入的生活水平差距上面，就更容易的引起贫富两极分化之类社会矛盾。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2010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当中指出，2008年，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主要是官僚收入，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201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在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记者说平均主义不利于发展，所以要打破“大锅饭”；但贫富差距拉大也会破坏生产力，所以要“缩差共富”，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不少干部对GDP、财政收入、引资等指标比较重视，这是对的，但还不够。现在我们特别加进了“基尼系数”这个考核指标，就是要提醒重庆的干部，不能光讲GDP，还要讲基尼系数，关注社会分配。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就要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要在经济考核指标上有所体现。为人民服务不是空话，它是具体的，而“一具体就深刻”，干部就知道该干什么了。重庆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一定要重视缩小基尼系数，同步解决，努力实现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社会和谐。正因为如此，重庆的改革发展，吸引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两会”期间，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二十多家媒体组成“知名媒体看重庆”采访团2012年1月10日到重庆市采访，中共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政府领导黄奇帆、何事忠、翁杰明，与记者们座谈。一个多小时里，大家畅所欲言，就重庆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其中，“共富”成为最热的一个词。但是如何做到共同富裕？官僚集团与老百姓之间的利益分配如何正确处理好？官僚集团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等等特权性质的不受追究之违法收入，如何受到治理？实质上是如何通过正确处理“官本位”体制来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是在政治层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尚且没有明确的议论，更没有全民大讨论。这就说明，官本位是一个过于敏感的问题。
然而，2012年1月9日新华社报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1月8日在“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提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破解利益集团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这场年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年会主题为“未来十年中国变局与选择”。主办方提出，未来十年是决定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社会内在矛盾，由国富向民富、共富转变，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发展法治、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获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时期。汪玉凯在会议发言稿里面论证，所谓的利益集团就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利和垄断取得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一种群体聚集效应。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有四个基本特征：1、有足够的权力资源。2、有足够的垄断能力。3、有影响政府政策制度的渗透力甚至决断力。4、通过利益形成边界获取集团利益。汪玉凯认为，按照上述标准，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上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一句话，官本位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官本位”体制。短短30年多年就快速出现了如此成形的利益集团，在汪玉凯看来，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以及部分官员道德缺失、权力滥用；政府公平公正权威流失、政府部门利益泛滥；国有企业改制和资源开放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从改革之初的利益分化开始，到利益博弈，形成利益集团，把既得利益固化下来，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体制。”官本位体制由此造成的恶果日益显现，也进一步阻挠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等四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呈日益扩大之态。“缩小四大差距的收入改革方案迟迟不出台，难以推进，很大程度上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汪玉凯说，“以利率市场化改革来讲，迟迟难以推进，就是以国有大银行为首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样，他们就可以坐享存款利率低而贷款利率高的固定高收益。”
所以，官本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在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等方面均有极大的危害性，特别是严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特别是让人们看清楚了“官本位”决不是一种个人选择，也不是一个阶层或者一个集团的被动选择，而是中国两千年封建主义“官本位”统治者遗留下来的整个国家政治取向，是一种封建主义特权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历史惯性在农业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但必须在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决放弃并且加以革命的落后国家政治体制。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从秦朝开始形成的、后来不断完善的都是“官本位”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地主阶级政体。秦始皇灭六国后，刻石自颂“六和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致，无不臣者。”秦始皇废分封而集权于中央，罢领主食邑而设郡县，派官吏行政，土地国有，由国家统一均配。皇帝是最大的官和最大的地主。官为邦本，民为官役。小农经济是官本位的经济基础。儒家道统是官本位的理论根据。官本位曾经是领先于世的灿烂的农业文明，但由于它过于完备竟然垂而不死，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几千年沉积的官本位文化和思想观念却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和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一遇适宜的温度、土壤和环境，它就会死灰复燃。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短缺经济，有限的生活资料只能优先保障少数人——皇室、王公大臣、大小官吏。因此，古代中国各种职业由贵到贱、由高到低依次为仕、农、工、商，入仕为官成为人们的最佳职业选择。从历史脉络来考察，官本位萌生于先秦“学而优则仕”。孔子的门生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之所以“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是因为当官可以发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因为有权就有了一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本位成熟于西汉的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充斥官本位的儒家学说成为整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官本位意识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于是，读书做官也就成为人们最高的理想追求。“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千古流传的教子警句。官本位发展于隋唐科举制度。隋朝开始建立科举制度，到唐朝趋于完善，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共存续1300年。在这漫长的1300年科举考试中，产生了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形成长盛不衰、规模宏大、蔚为壮观的赶考（考官）热潮。直至今日中国，由于官本位体制的缘故，年轻大学生把“考公务员”作为第一选择，2000年以来面对国家公务员体制改革仍然没有脱离“官本位”格局，每一年都是千百万大学生报考竞争公务员数量很少的名额。这是事实对于矫揉造作的虚假改革的一种嘲弄，迫切需要以“砸烂官场铁饭碗”为实质内容的打碎“官本位”体制之真正改革，消灭官僚终身制，消灭固定的官僚人群及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这样，才能真正走出封建主义国家统治体制的窠臼，真正深入发展中国和深化改革。
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提示的，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便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适当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学术角度。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1，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2，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让《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中国第一社会科学期刊从来没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方面发表引起国内外重视的文章和言论，保守得如同“保皇派”，更不敢发表百家争鸣的政治体制改革论文；5，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但是越来越成为“官二代”的滋生工具，徇私舞弊的“潜规则”充斥官场；6，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制止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在今日中国得到新的变化与恶化。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1 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而这也正是本书内在的叙述逻辑。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由此，出现了四个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是这一规律的揭示者之一。他把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市场，包括集市、店铺和商贩；另一类是高级市场，包括资源性产业、交易所和交易会。在他看来，纵观各国历史，“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属中国，那里几乎可以根据确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场的数量”。可是，在高级市场上，中国从来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在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拉回原地”。这在今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同样是一个现实问题，政府官场总是在压制民营经济。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科技型企业生产力主体是被官场体制歧视的，银行业在资金项下管制过程中就能够扼杀这样的民营企业。这在实际上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皇权体制及其法权体系中是完全一样的，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或者“共产党恩情比海深”的前提之下。因此，暴力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二十一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拆迁之类侵害公民财产权行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政绩工程。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之“政治权力腐败”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腐败或官商勾结，无一例外地发生在“顶层”。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相同时是国家的首富。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一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入选的有6个人，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除了广东商人伍秉鉴，其余都是政治人物。其四，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也就是说，“官本位”的中国特色注定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中华民族无法发展科技生产力，因为科技生产力必须存在于企业化的形态之中，不能生存于“官本位”的政企不分土壤。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费正清在研究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并不是一种保障。”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20世纪40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所谓的“抑商”政策从来是出于政治性的要求。如钱穆所观察到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所以，今日中国改革“官本位”，切勿重蹈“均贫富”的封建主义覆辙。
二，中国当代“官本位”的危害性是颠覆人民政权
确认“官本位”的判断标准是“官”的界定，“官”的最突出属性就是由国家财政来供养，就是吃纳税人的钱财。依照现代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认识，政府作为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应该是国家财政供养的，政党是社团党派，不能由国家财政供养，不能吃纳税人的钱财。如果政党社团组织依靠国家财政供养，它就是“官本位”的官僚性质机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因为按照法律的标准完全能够界定社团党派必须是公民结社的民间社会存在，不能是“官本位”的国家财政供养对象。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由纳税人钱财形成的国家财政供养，与古今中外的情况一致，但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由国家财政供养，是史无前例的，不仅仅中国共产党吃纳税人的钱财来生存发展，其他的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也一起跟着中国共产党由国家财政供养，完全彻底的“官本位”，与民间社会形成明显的区别，至少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在早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当时的马克思正经由着一个可称作“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国家是哲学，而市民社会是经济学，因此，这一转变又可称作是“从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变。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市民社会概念，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立场对于马克思完成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走向创立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必须是民间社会亦即市民社会的社团党派，不能是国家供养的国家机器之一。为此，马克思批判当时的拉萨尔通过德国的俾斯麦政府帮助建立“官本位”的合作社来解放工人。拉萨尔多次同俾斯麦密谈，并一再给俾斯麦写信，答应要工人支持普鲁士王国政府，换取政府对工人社团政党的国家财政之纳税人钱财帮助。拉萨尔认为，实现他这一套“官本位”的社会主义政党主张，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所以，拉萨尔声明，他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争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干预，他的全部著作就是宣传通过“官本位”的政府干预来解决工人问题包括全部社会管理问题。拉萨尔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不同程度上仍继承了拉萨尔的思想，强调依靠政府“官本位”来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此还专门写了《哥达纲领批判》，指出那些吃国家财政的工人党派社团上层人群是“工人贵族”，不仅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反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人的内奸工贼，这种吃国家财政的政党总是代表统治集团利益而出卖工人阶级利益。想不到过了100多年，拉萨尔的这种思想却在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复活了，执政党吃纳税人钱财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至少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里面，认为执政党是打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造者”，如同皇帝应该由国家财政供养，“官本位”的政党也就成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剥削国民之官僚集团核心部分，前苏联解体就是共产党与人民大众利益分道扬镳甚至截然对立酝酿形成的历史必然，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相形见绌的体制性亡党亡国根源。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性，尖锐指出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但是“官本位”思想政治文化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直接否定人民当家作主，在体制上颠覆人民政权，在思想意识上面颠覆人民共和国必须要的人民共和意识，蓄意在人们灵魂深处埋藏官僚集团利益大于人民利益的潜意识。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民主法治、平等正义、公平竞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思想观念，鄙视劳动、鄙视工农的贵族意识，官至上、权力至上、权大于法的特权思想，帝王将相充斥舞台、英雄创造历史的官本位文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封建糟粕，不但不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与现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官本位”成为执政党的选择，其相应的思想文化妨碍人们科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观念的培育，最终阻碍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正常发展。
这样的“官本位”思想意识主导下的“官本位”政策，妨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首先，由于庞大的官僚队伍消耗了大部分财政资金，致使我国的教育、科技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其次，由于收入分配、生活待遇、物质享受、名利地位均向官员倾斜，使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都往官场挤，而无心搞科研、搞发明创造，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为科学大师的人才夭折[50]。再次，官本位把党政官员当作最重要的人才，科技、管理等其他方面的人才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这种体制不利于优秀人才施展才华，不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
官本位妨碍人的全面发展，扭曲教育事业，把青少年引向歧途。官本位思想文化强化人们的崇官心理，妨碍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灵魂。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理想、价值观的调查，多数人想当官，多数人不愿意搞科研，多数人不想当工人、农民。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青少年需要全面、健康发展，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搞管理，如果大家从小就一心想当官，谁还去钻研现代科技？工人、农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大家都不愿意当工、农，谁来种粮、织布，养活十几亿人口？公务员只占社会成员的一小部分，大家都想去当官（而且不是想做公仆，而是想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做官当老爷），只能使官场生态更加恶化。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贪恋权位，国家前景堪忧！
官本位导致我国大量人才外流。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观念和体制，必然使科技人才受冷落、造成人才浪费，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进而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向“三资”企业、民营企业，本来就稀缺的国内人才流向国外。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分别有80%和76%去了美国。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中国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高科技人才供应国，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增强了对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生累计总数达到150万人，归国的只有39万，滞留海外的留学生超过百万，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李颖《中国成人才流失最大国 百万精英滞留国外》载“新浪网”2009年7月21日）
这种“官本位”思想意识导致封建迷信盛行。由于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吏治腐败，使干部的任用、晋升、去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使官场上相信宿命和封建迷信的人日益增多。有的机关、国企看风水、设神坛（张墨《山西平顺县检察院立“神碑”搞迷信 检察长被撤职》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5月29日）。有些省部级、厅局级官员也在烧香拜佛、抽签、算命、打卦，算自己的官运如何？（罗义《官员与迷信“结缘”浅析》载“红网”2004年12月3日）不少地方带封建迷信色彩的人造景点，多是按官员的旨意搞的。
“官本位”使得官僚堕落腐败，不学无术，在经济社会方面唯利是图，危害经济规律的正常调节市场功能。“官本位”最容易使政府职能错位，破坏市场规则。因为官本位必然导致官僚主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有的企业要上项目或到境外投资，得盖100多个公章，一年多时间办不完手续（黎昌政《建市场要盖百枚公章 西部地区办事效率亟待提高》载“新浪网新闻”2000年10月31日）。其次，官本位使政府职能错位。官本位导致以官领商，官商不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该管的事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事又乱插手。再次，官本位不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而优则仕。商人宁肯把钱投向仕途买官做，也不肯扩大生产规模。大多数商人抱着见好就收的心态，一旦有机会就跳出商界而转向政界（莒子《官本位下的中国经济能持续发展吗？》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7月28日）。此外，贪官污吏肆意挥霍不义之财，也阻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浪费，造成公有财产大量流失。官本位体制下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随意决策屡见不鲜，决策造成的浪费石破惊天。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每年至少在1000亿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公共资产大量流失，从国家、集体流向掌权者和私营企业，从国内流向国外。有学者分析，在80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亿，90年代以来，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每年偷漏税损失1100亿以上，国有企业的呆死账及银行不良资产至少在12000亿以上（陈剑《流失的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透视》开篇的话第1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
按权分配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一般认为，“橄榄形”（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最理想、最稳定，“马鞍形”社会则不公平、不稳定。2000年我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的低收入户只占全部收入的4%左右；另据李实等人研究，目前我国高收入阶层人数占总人口15%左右，中间阶层仅占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 （李谱春《高收入者经济活动要申报》载《中国剪报》2003年3月14日第1版；王羚《李实：中国低收入阶层超过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2002年20%的存款大户占人民币存款的64﹒8%和外币存款的89﹒1%，然而富人的纳税却不到10%（曾昭宁、姚轩鸽《从胡润的百富榜看我国收入分配的悬殊化问题》载“燕南”网2004年12月30日），2010年中国最大的富豪群体房地产行业慈善捐款最少、税收贡献更小，甚至出现了打工仔的税务贡献超过老板个人所得税，2010年6月17日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披露这些数据的同时大声疾呼: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超过美国，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动荡国家水平。富人是有权有势者和与掌权者权钱交易的暴发户，穷人都是黎民百姓。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等单位联合调查，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内地91%的亿元富豪为高干子女揭示出了啥》载“新华网论坛”2009年6月28日）。一个国家一定时间内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一部分人的暴富必然导致另一部分人的赤贫。当今中国，在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同时，却有千千万万平民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此外，在入学、就业、担任公职、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各方面的官民不平等，必然产生官民矛盾和对立情绪，必然引发群体性事件，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就是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调查研究论证的“以官员我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所形成的中国第一强势利益集团”，由官僚亲属裙带关系网络组成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直接在执政党内部结党营私，竭力维护既得利益，反对改革深入发展。
这种情况下，“官本位”使得官德失范，败坏社会公德和社会风气。官员是国家栋梁、社会精英，官员队伍是社会主流，官员的行为对平民百姓具有导向和示范作用。近三十年来，我国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根源在于党政官员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一是讲排场、摆阔气、奢侈浪费。不管还有多少贫困群众，尊贵的“公仆”们也要吃山珍海味、喝最好的酒、穿世界名牌、坐高级轿车、住豪华官邸。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既出尽风头又大把捞钱（。袁泉《副局长之子升学大摆宴席 连摆数天礼单长达五页》载《新文化报》2005年8月13日）以至于茅台酒在中国政府购买吃喝风气之下，成为奢侈品，假冒伪劣茅台酒充斥中国市场，而且国内外价格严重倒挂，迫使人们纷纷从欧美国家买回来中国的茅台酒（《新京报》2011年12月7日）。二是带头赌博。业余时间赌，上班时间赌，甚至在党校学习期间也赌；在家赌，去澳门赌，去美国赌；用公款赌，用外汇赌，甚至用老百姓的养命钱去赌（刘非小、周青梅《湖南郴州巨贪李树彪挪用上亿元公积金被判死刑》载“新华网”2005年8月24日）。三是色迷心窍。包二奶（二公）、养小蜜，成为官场时尚（古风《有感于张书记包“二奶”》载“人民网观点”2001年2月2日）。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3市查处的102宗腐败案件，100%的官员有包二奶（二公）行为（《如何捉奸如何定罪费思量》载《唐山晚报》2001年1月27日第5版），有的甚至妻妾成群。如果哪个官员没有情人，他（她）就没有魅力，属于另类。有的官员坦然接受性贿赂，频繁涉足色情场所，影响极坏（路明《两万元找处女 四川宣汉医保局惊现“开处局长”》载“四川在线”2004年7月8日）。四是不讲信用。有的官员长期借用公款不还（雪原《海南省何以近三千名公职人员欠债不还成“赖皮”》载“雅虎新闻”2004年12月28日）；有的官员吃饭不给钱，吃垮私人饭店（郭长秀《方庄镇政府“脸皮厚”“胃口大”300餐不付1分钱吃垮一饭店》载《大河报》2000年8月15日）；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有的地方政府或部门盖办公楼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有的县、乡镇政府指令农民种这个养那个，承诺政府负责销路，结果不兑现，给农民造成惨重损失。五是嫌贫爱富，见困不助、见义不为、见死不救（[陈嘉兴《谁该对女孩落水负责》载“人民网”人民时评2001年11月29日]。有的官员交通肇事后逃逸，找人顶罪（梦之馨《找人顶罪“太不像话”》载“新华网”2005年5月14日）。有的官员仗势欺人，开枪打人，横行霸道（刘武俊《不让警察乱开枪》载《南方周末》2000年7月16日第5版）。有的官员一面傍大款，给富人当“马仔”，另一面却像躲瘟疫似地躲避贫困群众、上访群众，甚至在北京市雇佣黑社会建立“黑监狱”，非法关押上访群众，并且是地方公安局警察对接这些黑社会，把上访群众从北京市押上警车拉回当地（《法制文摘》2011年8月16日）。
官本位造成官民比例失调，财政不堪重负。我国的官民比例已由解放初期的1：297猛增至目前的1：18。由财政供养的官员和准官员超过7000万人。由于严重超编，相当比例的县、乡政府债台高筑，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不达标或被拖欠。有资料显示，地方政府的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其中乡镇政府负债总额2200亿元左右，每个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 负债运营已成常态》载“四川在线”2008年11月1日）。全国平均每年“官车”消耗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出国培训考察费2500亿元（马浩亮《专家呼吁立法严控官员膨胀》载《法制日报》2005年6月13日第6版），另据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关于公车使用情况的统计：截至2007年11月30日，全国公务车5221755辆，平均每辆一年费用约为20万元，全国公务车费用逾万亿，中国人均每年要承担公车费用为798·7元（卞保武《昂贵的“官轿子”——我国人均年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载《改革内参》2008年第20期第27--29页）。有限的财政收入被官员消耗，拿不出更多的钱投向教育、科技、社保和其他公益事业，同时，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官本位”体制导致中国党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编制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中央编委规定，县级机构人员最多不超过750人。但据北京大学社会学所1995-1996年的实地调查，北方县级机构的实际人数约为1000人；在广东，有的县仅政府“部、局、委、办”正副职领导干部就有508人，副科级以上干部1300人（袁飞等《财政集中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70-80页）。宁夏同心县是贫困县，仅33万人口，吃“皇粮”者竟高达1·1万人，超编2800人。马勇任同心县委书记期间，将其4个子女“招工”、“转干”，没上过一天班，却总共领到工资2·35万元！在该县，5岁女童当“干部”，9岁男孩“吃皇粮”，“20个官太太看着3个死人”（县民政局所属的烈士陵园只有3座墓碑，因为是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夫人、儿媳都聚集在这里）。群众说：“这哪里是烈士陵园，简直是官太太们的疗养所” （《一个贫困县能养多少“干部”》载《每周文摘》2000年1月28日）。科升处、处升局、局升部，盲目升格；一个局裂变两三个局，不断扩张；一个市（县）设十几个副市（县）长，一个市（县）政府配二十几个副秘书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些公务员上班无事可干，上网聊天、炒股、做生意。由于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有名、有利、露脸的事各部门都争着抢，出人、出钱、出力、担责的事各部门都往后缩。一天能办妥的事，可以拖你一周；一个月能办完的事，可以拖你半年。没有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官本位”体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危害党的执政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缺乏广大人民群众和不同利益集团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官本位体制下，这种改革必然最大限度地体现官僚阶层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取向，改革成果必然更多地惠及官僚阶层，这就促使我国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刘彦昌《聚焦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由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过去那种类似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现在变得日益紧张，甚至经常对立，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明证。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务不公开，不讲真话，不讲诚信，愚弄百姓，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严重地削弱和危害党的执政基础。
“官本位”体制加剧政治腐败，加大变质危险。在未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官本位体制必然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达到疯狂程度。有学者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4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在13﹒2%--16﹒8%之间（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第6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此外，有约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人民血汗500多亿美元（郑飞《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 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载“新浪”网2004年8月16日转自《法制晚报》）。5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用于扶贫，它可以使全国的一亿多贫困人口全部解决温饱；它等于清王朝给列强赔款总和的6倍金子（《中国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载“雅虎财经”2005年8月8日）。古人云：“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由于吏治腐败、卖官鬻爵，催生了官场的逆淘汰现象即劣胜优汰：一些被老百姓痛恨的官员一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一边被提拔重用——越腐败越优秀；而一些受群众拥护的、清正廉洁、坚持原则、心系群众、不跟贪官同流合污的人却在官场上站不住脚，被淘汰出局（周光林《审计局长的遭遇是谁之痛？》载《法制日报》2004年4月6日第8版）。政治腐败催生黑社会组织，腐败官员又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有的黑社会组织钱、枪、权都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周文水《江西上绕两任书记一自杀一被判 折现官场潜规则》载《时代潮》2004年第23期）。自2006年2月在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已打掉黑恶势力1285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7万多名，缴获枪支2500多支，其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黑恶势力却似乎逆势发展，难以遏制，主要原因就是有官员当保护伞。重庆市自今年6月打黑以来，已有64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被捕，1544名涉黑犯罪嫌疑人被抓，469名逃犯被追捕，收缴枪支48支、子弹877发，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查获向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的党政官员数十人，其中包括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区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被捕的黑老大中，多人戴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红帽子”（王晓磊等《重庆打黑：多名涉嫌充当保护伞人员被调查》载《半月谈》2009年8月26日），说明中国的人民当家作主机构和参政议政机关是一个缺乏真正人民监督的平台，黑社会势力借此机会漂白自己，混进中国的权力机关和参政议政机构。
由于腐败，整个社会尤其在青年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极大地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由于腐败，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使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前苏联也是官本位：官就是利、官就是特权、官就是价值、官就是正确（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前苏联社科院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的占85%（陈方明《官僚体制摧毁了经济--从前苏联的崩溃看“官本位”的危害》载“人民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3年第2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共垮台时广大人民群众不但不感到惋惜，反而兴高采烈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些历史的沉重教训应该看到“官本位”体制的巨大危害性。
三、中国当代“官本位”体制被强化的人为因素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进行过多次党政机关的精兵简政，特别是国务院带头展开的多次政府体制改革，都是虎头蛇尾，减少一批官僚之后便是很快反弹造成更多的官僚编制大突破，官场人数进一步剧烈增加。追根溯源，是在于这种精兵简政的操作本身就是“官本位”的自上而下路线，具体实施这种精兵简政的人群本身就没有寻找到中国官僚人数剧烈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官本位”，并且运用“官本位”的思路来展开精兵简政。而“官本位”的实质就是官僚至上，以官场威势压人，进行官场改革及其精兵简政。于是，“官本位”的原则就是一切为了官僚特权利益，特权的属性是只进不出，没有新陈代谢，不是一个正常的生命体，而是一个僵尸，或者说“官本位”的政治经济是僵尸政治经济，必然要走向灭亡。如同辛亥革命远远没有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力量巨大，但是却能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让清王朝灭亡。同样的道理是前苏联强大的让美国进退维谷，但是却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等人很容易的给解体了。一个生命体必须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才能维持生命力。但是一个僵尸却没有新陈代谢，更不会吐故纳新，一味的吃喝却不能吐故纳新的排泄，所以肚子膨胀爆炸，死于非命。纵观新中国的历次精兵简政，共同点致命性缺陷就是不能建立官僚的批量化退出机制，只能是短暂的来一次精简冲动，根本没有形成官场的经常化新陈代谢体制。最为严重的是，把对于官僚违法乱纪的处分机制，混淆黑白，说成为退出机制。官僚犯罪，如同企业家犯罪被驱逐出市场，不能算是官场市场的正常退出机制，因为这是对于任何公民人身权利的一种合法限制或者剥夺，不是制约官场的专门工具。官场的正常退出机制，是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实践了几百年的换届选举体制，具体内容就是州长总统无论政绩如何，届时必须在任期结束之际就下台。在这种行政权力主官以外，是事务官系列的文官制度规定每年有一个确定数量的官吏必须无条件退出官场。因此，没有固定的官僚集团形成阶级，从而与老百姓之间形成阶级差距和阶级利益斗争。与此相反的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官场没有这种正常的退出机制，根本原因是执政党自己在固定化的依靠军队警察来强制吃纳税人钱财，完全由国家财政供养，执政党操作的官场没有了人员批量化退出官场而回归民间的正常机制。也就是没有了吐故纳新的生命力，对应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经历过的生产力状况，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性质决定社会先进程度原则，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并没有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至少是官场的新陈代谢机制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这也使得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官场越来越偏离了为人民服务之基本原则，逐步蜕化变质成为一心一意当官，一切为了永远当官，一定要成为万岁官僚集团，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的余毒在作怪。早在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讲话》当中江泽民同志就深刻地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事实上，“官本位”不仅体现在为官者一切“以官为本”，更体现在局外人——平民百姓也以官为本，把“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崇拜对象。官本位的中国特色思想理论根源是儒家道统（孔孟之道）。儒家道统的本体论是天命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人对天是不能违反的，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所以，孔子提出“畏天命、”“知命”。而君主帝王就是天的代表，是“奉天承运”来统治黎民百姓的。儒家道统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认为，君臣父子的名分（即等级特权）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黎民百姓是先天愚蠢的，所以要实行愚民政策。儒家道统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孟子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君主帝王是“天降之才，”是上天赋予的，并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孔子的政治观是“克己复礼”。他所要复的“礼”就是《周礼》（亦称《周官》），是西周初年的典章制度，基本内容是官的级别、职能、待遇即贵族官僚特权。儒家道统的人性观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 儒家道统的核心——三纲五常是维护封建官僚的等级特权。
人性观是政治体制设计的理论根据。在我国，自孟子始一直是性善论居主导地位。按儒家观念“人人皆可为尧舜”，统治者更是品德高尚，因此在政体设计上就靠人治，不靠法治；依靠官员的“德行”，不要权力制衡；靠“自律”，不要“他律”，由此形成了两千多年的官僚专制政体。在西方，从基督教教义到古希腊政治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始终是性恶论居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充满自利、欺诈、贪心、嫉妒等恶习，它“导源于人的罪恶本性”，“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是出于天赋” （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霍布斯认为，人性中有许多无休止的欲望，如权势欲、财富欲、安逸欲、肉欲、喜好赞誉欲、虚荣心、利己心等（[英]霍布斯《利维坦》第73-7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权力有巨大的腐蚀作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4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 [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所以，孟德斯鸠在政体设计上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基于性恶论产生的分权制衡理论，创造出了西方的民主法治政体。
所以，“官本位”首先是执政集团的一种人为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同样可以通过人们的改革来取缔这种制度安排。官本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封建社会，王侯将相，官分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严格而又系统，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等级森严，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显赫。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关系，而是下级完全隶属于上级，一切听命于上级；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在单一行政化的体制下，不是整体的规则、秩序和法理的统治，而是个人的统治；不是法定程序支配，而是“长官意志”支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现代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还可以有信息获得的高位势。这种“官本位”优势必然从简单的官府征收税务钱款的官府经营工商业，所以就有了中国汉王朝开辟“盐铁官营”的官府政治经济一体化，以“公办国有工商业”为品牌形成“官本位”的垄断性经济特权利益集团，这就是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调查研究论证的“以官僚垄断经营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垄断性经济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垄断性巨大利益，剥削国民大众，反对改革的深入发展影响其既得利益。
由于国有企业垄断性利益的示范性效应，“官本位”从现实利益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容易潜移默化成为是一种社会思想意识、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是指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读书为了做官，做官意味着光宗耀祖。于是乎，"学而优则仕"，人们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了人生两大幸事。就连商人也不例外。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卖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神态，恰是这种观念生动而真实的写照。由此，官本位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官级不仅影响活人，人死后有没有追悼会、悼词长或短、安葬谁掏钱、安葬在何处，都视官职大小而定。各种会议，甚至是学术会议或专业会议，行政领导都要头排就座，而且特别讲究领导与会级别、座次安排，以至于会议座次安排是政府会议管理的最大学问。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官级来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主持”这样的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官本位现象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孩子们也沾染官瘾。一个几十人的小小班级，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卫生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少先队系统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带官衔的几乎占去班级的一大半。孩子们常常为了多一道"杠"而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没法安排了，可以当一个科代表。一个孩子当了值周生就高兴了一个礼拜，因为他从来没当过班干部，值周生至少可以过一周的官瘾。家长们为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不惜给老师请客送礼。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说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官本位”反人民的本质至少包括了这 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人民处于无职无权的社会最低层，官僚不对人民负责任；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以民为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多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 , 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 从此出发，在本文中，“官本位”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就是让人们看到“官本位”是一种剥削制度，直接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新型阶级阶层划分，引起新一轮的阶级斗争。政府官僚集团依靠国家财政供养，吃纳税人钱财，是公共事务管理的本身规范，关键在于究竟花费纳税人多少钱财为合理？这个标准又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只能通过“政务公开”和财政刚性约束来控制，很难在阶级剥削的意义上进行论证，最大限度的指责只能是批评官僚主义压迫老百姓。但是，官僚集团经营的企业，就在资本平台上能够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官本位”体制对于老百姓的剥削压迫。作为吃纳税人钱财的政府，本身不存在拿出来自己的钱财去开办企业的问题，它拿出来的钱财都是通过税负赋敛方式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下来的，它没有资格成为出资人老板，而且通过税务局征收税钱款的工作记录能够查出来这些钱财来自于哪些纳税人？能够明确出资人，特别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工业企业是依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超经济强制途径，从贫苦农民身上以血汗钱积累起来的资本。但是，官府肯定不把这些纳税人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而是把官府自己肯定为出资人。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对于真实的出资人老百姓一种明目张胆的剥削，而且是超经济强制的霸占性质剥削，是明显的封建主义剥削，不是资本主义契约平等条件下的剥削。这种剥削具有可持续性，从出资人的权力剥夺开始，通过垄断性经营来获取超过平等竞争市场的利润，是运用官僚集团的政治权力来巧取豪夺人民大众利益，表现为市场正常渠道的剥削，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对于燃油的垄断性经营以及中国电力集团对于电力供应市场的垄断性经营，就是如此。在这样的第二层次剥削之后，利用市场发行股票证券等等方式，把这些国有企业的政府垄断性资产再一次变成特定现金流，让股民们充当新的出资人，但是这种股东即使有一百万个人，也没有权力改变中石油集团董事会及其管理层，实际上就是无效力的股东，因为中石油集团是“官本位”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都是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股民只能跟着中石油股票赔钱或者赚钱，不能成为中石油集团的老板。中石油集团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在社会地位上高于中石油集团股民，他们可以穷奢极欲，一个吊灯花费几百万，但是还要让股民同时被股票熊市套牢赔钱。这种剥削是畸形市场作用，根源还是在于“官本位”的中国市场格局，是由于市场必须由官场来生成。这样的三个层次剥削途径并不是单行线，而是完全可以交叉远行，杂交形成全方位优势的剥削立体化运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数以千计的制度经济学教授专家把欧美市场经济环境和执政党不吃国家财政钱款大前提下的市场管理制度搬过来，嫁接到中国市场经济上面，无法解释这里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因为，制度面临的制定制度之政治主体完全不同，欧美执政党不能花费纳税人钱财，只能依靠党费和社会募捐资金生存发展，执政党那些进入政府系统的人们才能由国家财政在任期内供养，不能是终身制供养；但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千遍一律的吃纳税人钱财，而且还要把其他的政党社团也拉进来由国家财政供养，例如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会、妇女联合会、共青团等等。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坚决反对和打击垄断性企业经营，根本没有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企业集团，更没有中国电力局、铁道部这样的政企合一资本集团。于是，中国的制度经济学以变态的理论研究，不断证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垄断性是政府调控国民经济的有力杠杆，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和中国先进生产力代表。
所以，“官本位”与“商本位”、“"民本位”是截然不同的观念。要形成“商本位”、“民本位”观念，就提倡创富意识，建设重商环境。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明确界定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从而实现了我们党在人与社会发展问题认识上的重大理论突破。众所周知，把作为创造中国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科学发展观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改革的目的是富民。要解决好改革“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要在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条件下，正确发挥政府作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运行机制要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宏观管理转变，从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从政府配置社会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社会资源为主转变。建设新型产业基地，培植支柱产业，其立足点都是市场需求。如果无原则地人为地“做大做强”，则会形成无效投资，甚至成为企业的包袱和政府的债务。所以，政府也要讲“退出”，要从经营活动中摆脱出来，不与民争利，放水养鱼，给各种市场主体以经营自由。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树立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创富意识。国家要振兴，行动起来的不仅仅是政府，广大人民群众更要积极动起来。可以说，老百姓的参与程度，是能不能振兴中华的重要标志。中国人要振奋起来，牵“牛鼻子”的工作，就是要树立强烈的创富意识。崇富思想、经商意识、创业激情，是创富意识的前提。在商业社会，一个人的价值要看你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一个正常的人，不能为社会、为他人做出贡献，而只是从社会、从他人索取，那么这个人对社会就是一个负担，自己应该感到耻辱。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发财的市民不是好市民，不是当大老板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要在全社会弘扬创业的精神，倡导富民为本的理念，宣传投资为荣的观念，着力形成创富的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地引发老百姓内心的创富欲望和激情，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活跃的经济细胞，让沉淀着的民间资本成为振兴的源泉。
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培育创业的氛围、创富的环境。坚决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民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的服务对于企业、对于民众不是恩赐，是本位，是天职，是干部具有现代素质的表现。现代行政的理念就是一种服务的理念。要尊重、培养、关心、爱护市场主体和纳税人。要正确处理好强势与弱势、有为与无为、管与放、给与取的关系，积极培植创业环境，特别是要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活要素，开渠放水。同时，在群众创业意识还不强烈的情况下，要多宣传那些带头致富的能手，同时培植下岗职工积极创业，解决好老百姓想富、会富的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它们成为中国工业基地振兴的生力军，在创富中起到领跑作用。只要老百姓都忙活起来，民营企业都活跃起来，社会财富也才能很快的聚集起来，人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官本位才会从根本上被打破。
当然，今日中国的“官本位”不仅仅是简单的改良主义问题，它的主要特征：一是党和政府垄断一切公共权力资源。党和政府领导一切、管理一切，其他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活动空间相对较小。在改革开放前，甚至连外出、结婚、离婚、生育等这些纯粹属于个人的私事，也得经过官员批准。二是公共权力集中于党政一把手。书记就是党委、就是党组织、就是党--党的领导变成了书记的领导。乡长、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政府--行政首长的意志变成了政府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党政一把手的意志，其他人是不得违背的。换句话说，公共权力主要是通过党政一把手来行使的。一把手说了算必然导致家长制、一言堂。三是缺乏权力制衡机制。我国虽有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划分，但缺乏相互制衡，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作恶。四是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39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这种体制造成上下级官员之间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由此导致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引发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贿赂风行。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鬻爵，涉案265名官员，所属的县处级官员几乎都给他送过钱。马德说：“谁给我送钱我记不清了，但谁没有送钱我全记着！”（徐宜军《黑龙江反思高官落马现象：官场潜规则侵蚀执政能力》载《瞭望周刊》2004年第50期）。五是用人根据长官意志。任人唯亲、任人唯钱成了实实在在的用人规则；长官好恶、长官意志成了实实在在的用人标准。于是下属、下级官员绞尽脑汁揣摩长官的好恶，不择手段，投其所好。原沈阳市长慕绥新曾两次在人大会上落选，但却以党委任命的形式被提拔重用（郭惠芳、玄洪云《从“政绩市长”到巨蠹》载《中国监察》2001年第24期）。六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96]。在官本位体制下，只能是官监督民、上级监督下级，民无权监督官、下级无权监督上级。由此出现监督盲区（空白）——越是需要监督的人却无人监督。由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使这种监督往往形同虚设。这就需要针对官场进行革命，彻底砸烂官僚铁饭碗。
四，“官本位”的路线图是从“铁饭碗”和“万岁党”
走向分裂国家、丧失科学精神以及共产主义理想
中国的“官本位”作为封建主义残余，首先和封建社会皇帝及其官僚集团的万岁理念直接相同，要端“铁饭碗”吃国家财政，要和封建皇帝一样成为“万岁党”，永远享受国家最大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坚决反对这种封建主义特权性质的铁饭碗、万岁党，坚持认为社会发展是除旧布新的新陈代谢过程，国家及其政治上层建筑和其中的政党都要在社会变革之中走向消亡，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而要消灭阶级，义无反顾的要求共产党也逐步消亡，至少不能是永远想着当官的政党，不能是永远由国家财政供养的特权社团党派，更不允许形成永远剥削压迫人民大众的垄断性经济集团和特权利益集团。马克思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时曾经明确针对商品经济社会指出，只有黑格尔哲学认为国家最终可以调节商品经济的市民社会中一切物质利益冲突，实现商品经济市民社会与集权制国家的同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揭示商品经济的市民社会与封建主义的集权制国家的分裂是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严酷现实，二者的对立是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黑格尔的愿望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国家的幻想”（]Karl Marx. 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in: MEGA②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P50) 马克思在这些《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研究指出，商品经济背景下的市民社会与集权制国家的二分权力是经济与政治的二分天下，国家政治集团必须走出包揽经济社会全部管理事务权力的封建主义窠臼，至少必须明白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是从国王一元化治理国家，清晰的演变为公民社团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国家属于公民社团发展成为的多个政党的共和体制国家，这种共和国的共和平台是议会及其选举制度，由此诞生法律制度，在这样的法律制度规范下公开由人民大众选举党派出面组织建立国家政府，从此没有了国王垄断一切政治经济权力的简单化国家政治格局。为此，如果要揭示商品经济市民社会的结构，寻找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必须从国民经济学角度去研究，也就是从人民大众直接形成的商品经济基础出发，而不是从封建主义国王的政治决定经济生活出发展开研究，这为马克思发现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物质的经济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这样的唯物史观，使马克思将研究的重心从国家本位制转向商品经济及其市民社会，并意识到依靠集权制国家政治不可能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只有依靠市民社会本身的商品经济物质力量。事实也是如此，在结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写作之后，马克思正是沿着这两个方向前进的，最终产生了《资本论》而奠定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这是适用于中国今天社会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让我们看到马克思生活成长的德国在当时是分裂成为几十个封建主义公国的向资本主义过渡国家，马克思在1843年前后的著述和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明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的关键，从农民发展成为市民的国家社会主体乃是消灭封建主义的关键，这就是城市化进程必须对应的国家体制发展问题，是当代中国同样面临的现实问题。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里面所研究的就是集中在黑格尔的国家观问题上，马克思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对《法哲学原理》第三篇第三章“国家”的“国内法”（第261-313节）部分作了摘抄和批判。在“国内法”部分，黑格尔设定了三个环节：王权（单一）、行政权（特殊）和立法权（普遍），并分别主张“立宪君主制”、“官僚政治”和“等级制国会”。而马克思的批判也正好集中在这三点上，特别是针对官僚政治的批判（针对《法哲学原理》第287节－297节）。按照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国家中贯彻和维护国家“决定”的是行政权的职责，而行政权无非就是作为行政机关的官僚政治，而官僚政治最大的作用就是调和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黑格尔的逻辑是这样的：在市民社会中虽然也有同业公会和地方自治体(Gemeinde)这样的普遍性力量，汇合了行业或地方的共同利益，培育了共同体精神，但是，它们毕竟还属于某种特殊的普遍性，必然带有只服务于行业或自治体特殊利益的局限性。要彻底克服这种局限性，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外部力量即官僚政治来监督和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它们与国家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则认为代表市民社会的同业公会和代表国家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达到同一的，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利益不同。黑格尔在设定两者的关系时，虽然表面上也主张二者的对立，但实质上更偏重于二者的同一，他总是试图用官僚政治去消除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对此，马克思讥讽道，黑格尔虽然把两者的关系比喻成了“两支敌对军队的同一”，但却时时刻刻都要保留“这两支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有因‘开小差’而成为‘敌’军的一员的‘可能性’”（Karl Marx. 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in: MEGA②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P45f)。而从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的现实来看，黑格尔所描绘的同一只能是“虚构的同一”，“‘官僚政治’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Staatsformalismas)。”（Karl Marx. 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in: MEGA②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P50)马克思指出封建主义的国家中央集权体制“官本位”在市民社会的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际，必然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只有适应工业化社会需要的政治上层建筑，才能保障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活力。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利用明显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执政党作为皇帝党，在世界市场经济大潮流当中土崩瓦解，一朝覆灭。这种历史的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值得当今中国借鉴，用以形成中国当代政治改革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久合必分”之国家分裂趋势，本来就有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官本位”的必然性。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官本位”本身必须让地方政府有自主权盈利养活自己和中央政府，这样的地方官僚强势集团必然官商地主勾结起来，形成土地兼并的普遍化经济集权制，从而形成地方诸侯政治经济集团，这种地方诸侯政治经济集团正是解体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的主体力量，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当代中国的省市政府及其房地产企业和矿产资源产业集团势力，同样是这种地方诸侯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是激化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矛盾的急先锋。这就是被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指出的反对中国改革深入发展的那个第三大利益集团，他们剥削当地人民群众，在居民搬迁的强制拆迁行为当中激起民愤，造成包括破坏生态平衡及其环境保护工作等等社会问题，竭力反对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仅仅只是强调“官本位”体制出面主导经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官本位”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中国一切社会问题。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实际上被官商勾结的政绩工程“做大蛋糕”给绑架了，如同封建社会的大兴土木之城市规模扩张，中国当代的城市化膨胀迈进一样是缺乏工业化和农业人口大批量转移等等生产力因素直接相关的浮肿，国家税务征收金额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民众收入增长速度。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动力的丧失，已经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人民群众当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十分自然的是人们怀疑中国共产党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发，是一场搜刮民脂民膏的“官本位”剥削活动。这是直接动摇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根基的巨大威胁，短短30年多年就快速出现了如此成形的利益集团，在汪玉凯看来，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以及部分官员道德缺失、权力滥用；政府公平公正权威流失、政府部门利益泛滥；国有企业改制和资源开放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从改革之初的利益分化开始，到利益博弈，形成利益集团，把既得利益固化下来，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体制。由此造成的恶果日益显现，也进一步阻挠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等四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呈日益扩大之态。“缩小四大差距的收入改革方案迟迟不出台，难以推进，很大程度上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汪玉凯说，“以利率市场化改革来讲，迟迟难以推进，就是以国有大银行为首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样，他们就可以坐享存款利率低而贷款利率高的固定高收益。因此，“官本位”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这就叫做社会脓包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1月9日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报告这样指出中国特权利益集团以“维稳”之名拒绝改革（《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9日）。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教授在2011年12月28日凤凰网记者发布的报道当中说到：今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经验和三大挑战》，三大经验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从苏联解体以来，中共有三大学习，其中之一便是从苏东剧变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美国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意见，他认为中国20年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20年来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决定，与其对苏联解体的认识有关。这方面大卫•科兹教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全面研究论证了苏联解体的主导性原因在于苏联的政治精英阶层已经站在“官本位”的执政集团立场上意识到自己变成了苏联社会实际上的主人，只是苏联的宪政制度妨碍了他们名至实归地占有国有资产，苏联解体对他们有好处。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时候，用那些极其漂亮的民主、自由、公开性的词藻，把苏联人民、苏联的党政干部迷惑得头晕目眩，其实有两批人最清楚这个事情的结果，他们就是利用了这个形势的地方政府及其富豪群体，成为历史最终的驾驭者和受益者。这些人就是以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为代表的地方政治经济实力派领导者，包括叶利钦，他也算是地方领导，只不过他的地盘大而已。苏联官僚集团中的地方首长及其富豪同盟集团最明白苏联解体的价值，苏联也恰恰是被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搞解体的。这些官僚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知道只要苏共的权威没有了，苏联中央政权的权威没有了，那么这个权威绝对不是被“民主”了，结果绝不会是一人一票，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永远不会落到普通人手里，中央不拿地方就拿，这个他们非常懂。20年的历史证明这些人很明白，对这一点当时很多人看不清，现在看得太清楚了。地方大员在静静等待着苏联中央政权的瓦解，从而继承苏联部分的权力，苏联解体以后，权力没有落到别人手里，都落到他们手里了。可以说是加盟共和国地方势力，也可以说是地方官商勾结集团，他们是最明白的。苏联解体实际上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次转移，从原来的苏联中央集团精英手里，转到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手里，所以俄罗斯并没有解体，哈萨克斯坦并没有解体，到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还是纳扎尔巴耶夫，他统治了20年，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有西方欧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这种历史，中国今天的大学教授主导群体作为“官本位”的官僚集团组成部分，坚持不愿意自己证明自己将来也是社会主义中国解体之后的受益者，所以不愿意真正揭示“官本位”体制对于当代中国的致命性危害，当然也不愿意负责任地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发展观及其共产主义理想。
与这种官商勾结的中国利益集团运用“官本位”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智囊团基础之中国全部大学研究院也适应中国政治“官本位”的要求而完全丧失了现代大学研究院的科学人文秉性，全面走向了中国当代大学研究院的“官本位”堕落格局，已经不能产出与时俱进的最先进思想成果来矫正政治统治集团的错误思想，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科学发展观，只能为官僚集团形式主义的科学发展论调做一番“形象工程”的溜须拍马，充当党政机关官僚集团的御用文人，进行歌功颂德之类阿谀奉承。曾因经过反复挑选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而名噪一时的中国工程院朱清时院士认为，“官本位”体制使得中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创新能力都在明显萎缩，学术论文水分太多，原创性内容微乎其微。中国的大学教授不是由学术社团研究会进行专家评审和展开聘任，而是由政府的教育部门进行行政评定与任免，大学校长也是如此，更有甚者管理全国各个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控制，党委负责“宣传工作”的最权威政党机关直接评判社会科学“科研”费用开支，迫使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警告说，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经有目共睹，更为严重的是高校教师急功近利、学术论文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之外就是中国丧失科学发展理论研究。目前中国大学出版的许多刊物已经鲜少有人问津，朱清时甚至略显尖刻地说，现在学术界制造出来的大量出版物完全是一种浪费，而且在回收过程中还污染了环境。追溯这些问题的源头，大学校长普遍认为，大学管理的“官本位”行政化是罪魁祸首。在大学，教师没当上官的想当官，当上官的想当更大的官，教师想当院长，院长想当校长，校长想升为省部级，只有那些竞争官员的失败者才不得不搞学问，搞上学问之后再想当院长，院长再想当校长，走的仍然是官本位路线。大学，已经完全脱离了“思想库”的应有生存与发展的轨道，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官本位”角斗场。这样的大学，只会有政绩高楼、政绩硬件、政绩设施、政绩大学城、政绩人才、政绩交流，却没有产生一个真正意义的大师。原北大教授温儒敏说，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去大学做校长书记，不懂业务，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致使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里的教授可以不是系主任，可以不是院长，博士生导师也几乎与权力无缘，到了九十年代就发现了变化，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说一个官员如果不是硕导、博导就是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事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学还是有理想的年代，到了二十一世纪，理想被“官本位”的政治权力狠狠地摔在地上，代替学术理想的是官员的对所有资源的垄断与控制。官员们垄断学术资源、项目资源、招生资源、会议资源，权力垄断资源必然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大学也已经形成了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这个权贵利益集团既有与政治社会权贵集团相同的一面，也有大学的特色。大学的官员利益手中的资源以各种方式自肥，以各种招生方式捞钱，以各种基建方式捞钱，以建设大学城的方式捞政绩，以各种方式捞项目，并通过项目来掩盖官员们的灰色收入，项目成了大学官员腐败的保护伞。大学的权贵还垄断着大学教授的评审与升职，所谓的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一个从不搞科研的官员也会摇身一变成为教授，而且是特级教授，这种特权教授还要按照“官本位”的“潜规则”邀请党政机关的官员在中国大学担任教授博士导师。造成这样的中国大学精神滑坡和学术衰败之根源“官本位”，是有先天优势的，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优势，是又红又专，是为了政治之阶级斗争、权力斗争而办大学乃至中小学教育。因为在1949年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毛泽东时代，一个是邓小平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小时期，一个时期是有大学的时期，一个是没有大学的时期，有大学的时期是从1949—1966，有大学的时期的学校体制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大学没有什么特色，是以培养红色接班人为己任，是专制国家的大学的翻版。另一个时期是没有大学的时期，时间是在1966—1976，这个时期有大学之名无大学之实，工农兵占领大学，所谓又红又专，反对白专道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想指导下，知识文化被放逐，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有无大学，大学都成为专制者的基本工具。在邓小平时代，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部分恢复了大学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大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大学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基本动力。但是，邓小平思想一开始也有其局限性，就是把大学仍然当成培养人才之地，其对大学的理念与世界大学的理念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如前所述，世界大学的理念虽然在具体方面不同，但在基本导向方面是相同的，那就是学术自由。中国的大学走到今天，是邓小平教育理念的逻辑结果，并不是后来的领导人把大学的方向给改了，大学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对大学恢复和进行改造的只是技术层面而非理念层面，理论上仍然是接班人的理念，只是拓展和深化了接班人的方度和深度。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最近的言论只是接班人理念的不同表达，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接班人要接谁的班?当然是要接权力的班，把权力的班接好，才能保持政权不变色，学校发展方向错误，是官本位的观念原因。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官本位”体制，按意识形态来说就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与大学的对接就出现了基本错位。从上到下都是垂直领导体制，从党的部门来看，从中央到省委、市委是垂直的，与这些部门相衔接的就是大学党委。从行政部门来看，从国务院到省政府、市政府是垂直的，与这些部门相衔接的就是大学校长。而且高度集权体制有具体的分支机构，大学就有相应的分支机构，大学的构成实际上是权力党政部门的浓缩，而且大学的党委书记、大学校长由上级组织部任免。在这种体制下，大学不可能独立，教授也不可能治校，大学是上级权力的执行机构，从这种机构中，看不到任何与大学教师、教授有衔接的部门与机构。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决定大学也是为权力本位、官本位设立的。权力表现的是支配与服从，就是从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进行分析也是这样。韦伯认为每一个权力部门有独立的空间，依法而治，支配与服务仍然是权力的主旋律。权力的支配与服从与学术自由必然发生错位，学术自由不受制于支配与服从，学术自由还对权力进行边界设置。大学的权力本位，必然驱逐大学的学术自由，使学术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学术只有依附于权力才有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学术想离开权力，学术的意义就极其没有意义。再加上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具有广泛的市场，因为当官就可以有资源，就有了变成权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每年的考公务员大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不但读书学而优则仕，而且学而劣则仕，读书做官几乎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纪宝成就说，博士主要在官场。读书做官，大学教授傍官，尤其是那些大学官中博导，招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社会的重要官员，有的大学校长博导就说，什么叫人才，在社会上当官的人就是人才。某重庆打黑标兵最后也在某大学博士毕业，并成了多家院校的兼职教授。一个没有时间读书的人成为大学的教授，只会让那些莘莘学子感叹学知识只有器的作用，工具的作用，人生的目标不是成就理想，而是成就官员，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别无他用。
大学官员垄断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官员垄断观念，成为既得观念集团，官员垄断权力，成为既得权贵集团，大学官员集利益、观念权力三位一体，形成强势的大学官员集团。只要大学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不放手，大学就成了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玩物。中国的大学走到今天，走向随落，归根到底都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权力滥用使大学难以独立，使学术难以自由，使教授难以治校，使学生难以安放平静的书桌，使公民难以有思想的尊严，使社会难以有清新的空气，使社会都充满着权臭与铜臭，使中华民族难以位于世界之林，使中国发展失去了进步的方向。例如“铁饭碗”这个词，出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至今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进行过专门的课题研究。当时的企业，多是国有。而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就是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资是按年头涨，福利是按人头发。几乎每个企业，都养着一大批闲人、懒人、庸人和散人。这些人不仅成为企业的巨大包袱，而且直接影响了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于是有人提出，这个“大锅饭”非得砸掉不可。不打破“铁饭碗”，企业就没有出路，中国就没有出路。很快，人们发明了“承包制”。接着，又进行“股份制改造”。这样一来，劳动效率上去了，经济效益上去了，个人收入也上去了。所以大家都说这个“铁饭碗”打得对，砸得好。但对另一个“铁饭碗”，即“官僚集团”公务员队伍中的“铁饭碗”，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二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官僚集团的“铁饭碗”、“大锅饭”却变本加厉的必须老百姓，成为了中国社会的苛政猛于虎，野蛮拆迁直接就是地方政府雇佣黑社会势力欺压老百姓，当然官僚集团成为中国黑社会势力的培养者和主人。
五，“官本位”使得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
丧失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魄力和自身革命化现代化进取精神
中国能有今日的综合国力真是来之不易，发展中国，需要改革的深入发展，首先是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发展，把“官本位”的改革开放逐步发展成为人民群众主导的改革，从而改革共产党自身的旧体制，走出政党“官本位”的窠臼。没有共产党的自身革命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真正的改革和发展。所以如何改革共产党的体制？怎样发展共产党的体制？运用共产党的先进性来带动中国的进步走向进化，乃至共产党带领所有民主党派一起走向政治现代化，这才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真正大是大非课题。我们坚信中国不会重蹈苏联东欧的覆辙，出路就是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共产党及其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在创新的进程中发展社会主义。执政党与时俱进的真正含义，应该就是共产党超越自我，在社会发展中走向现代化，带动改革开放政策本身的现代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化和脱离“官本位”束缚。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首要条件，官本位的政党在前苏联已经从吏制上完全腐败而成为官迷，被鬼迷心窍，才在改革开放之中亡党亡国，因为他们看不到封建政治还是由皇帝在行使国家主权，各级官僚只能行使国家的行政权力即管理权，对比之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起源于封建国家，执政党官僚完全是行使着主权来管理国家大小经济政治社会一切事务。古今中外，没有比今日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权力更大的公权力存在形态，这种权力让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各地政权政府的“土政策”顶住中央政策，是苏联解体的“土皇帝”惯性作用，中国同样有此隐患。前苏联解体的国际环境是世界贸易的来势凶猛，前苏联共产党不能适应这样的历史进程来改革开放国家经济，由此积极主动的因势利导发展科技领先水平的先进生产力，尤其是不能与这种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改革执政党自身体制和国家管理体制，直至被历史淘汰。其中，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僵化地沿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致命性理论错误，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的再生产，就是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资本循环与周转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实，资本有三种主要形态：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商业资本的跨国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列宁的时代又有了借贷资本跨国运动，列宁写过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德国都是。但在二战前，产业资本始终没有大规模投向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外的地区，从资本运动的角度看，那时完全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产业资本开始超越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扩张，形成了世界性的、全形态的资本流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这一变化大大扩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空间，战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效果展现了出来。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加国外市场，国内资源加国外资源。西方经济包括技术获得了一次新的突破，从而使世界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西方不仅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还获得了很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福利社会，相比之下苏联却失去了早年的风采。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因为前苏联的统治集团固步自封，没有科学发展观。
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大市场的“农民工”，处境尴尬而被动的受到发达国家奴役和牵制性经济政治压迫。更为糟糕的是苏联看不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这一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苏联经济主要还是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个小范围里循环，经济慢慢停滞了下来。苏联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被边缘化了。所以一些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大的外部原因。这种外部原因还不同于战争毁灭，而是从意识形态、从文化的角度让我们看到苏联解体是一个“万岁执政党”的自杀过程，这种自杀的直接表现就是自吹自擂、自我标榜、自以为是。本来苏联诞生于民族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民族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入侵，之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生于危难与忧患的苏联文化原来很豪迈，积极向上，意识形态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斯大林晚年，苏联意识形态出现了停滞和僵化的趋势。一个是价值观问题，借用宗教学的角度看苏联，苏联意识形态应算是“一神论”和“一党专政制”，“一神论”是要走向完美主义的，“一党专政制”是反对科学批评的。到了斯大林晚年，苏联的一切被描述为美好的，苏联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或发达社会主义，基本上已经走进了理想天国的门厅，还没完全进去，那是苏联谦虚。实际上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的楷模。苏联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僵化与了解外国、思想活跃而又比较追求个性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冲突。苏联当局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办法，为什么有《日瓦戈医生》？为什么有《古拉格群岛》？这些苏联文学反抗，包括死掉的哈维尔那些东欧人，1956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知识分子不满意，当局压制他们，知识分子首先变成了反叛力量（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现在看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反苏的而是爱国的，他们和苏联共产党发生了矛盾。在西方的支持下，在倡导“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一切都爆发了，他们站到了批判者、对立者的立场上。当然这是一个悲剧，非常遗憾的是，知识分子批判的苏联的那些弊端，大都是有道理的，《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任何人看了都很震撼，也同情。他们揭露的是弊端，鞭挞的是罪恶，有没有罪恶？镇压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是有罪的。图哈切夫斯基怎么死的？也有说是中了德国人的反间计。但斯大林无论如何是有错误的，苏联有严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是“官本位”，而不是斯大林个人就能承担一切便通过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来解决一切问题。知识分子揭露和鞭挞的主要是社会的弊端，缺乏替代“官本位”的建设性方案，结果倒下的却是自己的祖国，这是俄罗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今天的反思，启发我们如何在中国再造政党、再造共和、再造中国。
历史是无情的，人们经常会说苏联有上千万共产党党员，苏共有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苏联的精英阶层在国家面临解体的时候没有去抗争，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目前在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是大卫•科兹教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科兹认为苏联上层精英们已经在“官本位”的特权执政党平台上脱离了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巧取豪夺各种利益，已经蜕变了——通过苏联的“官本位”政治经济体制，他们变成了资产者、私有者，也就是毛泽东尖锐指出的党内资产阶级，这些官僚资本主义分子通过管理苏联的财产，完成了奥村宏所说的那种“经理革命”，经营权侵占所有权，本来受人民委托的代理人，变成了事实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由于某种制度上的缺陷，反倒缺位。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2012年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论证的“官本位”体制支配下的社会管理是以官府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官僚集团的权利扩张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此，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出路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这是必然要求官僚集团丧失既得利益的改革开放政策，理所当然地使得苏联的官僚阶层一开始就对改革抱着怀疑，但是后来又积极支持改革，千方百计利用改革来搜刮民财，压制改革对于“官本位”体制的伤害，让人们似乎看不出这种变化。结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拥有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之际，亡党亡国，成为历史的罪人。
这些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领域也一直在喊政治体制改革。而改来改去，多是在机构编制上增增减减、合合并并。拆一些“旧庙”，建一些“新庙”，或者把几座“小庙”，合成一座“大庙”。但对“和尚”们的切身利益，却基本没有触及。多数党政机关的管理办法，沿行的仍是20多年前国有企业的老路。只要进了这个门，就算端上了“铁饭碗”。无论你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到时候都照样拿工资，照样分福利。你涨工资，我也涨工资；你分年货，我也分年货。一个人都不能少，一分钱都不能少。当然，在公务员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好干部、好公仆，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实事和好事。但也确有不少混在里边“吃闲饭”的人，一种是什么也不会干的人，一种是什么也不想干的人，一种是虽然干了一些事，但却自身“不干净”的人。正是这样三种人，损毁了公务员队伍的形象。
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们在网上发“微博客”言论说害怕风险，是人的一种本能。民营企业工资低，外资企业不稳定，国有企业门槛高贵更难进，自己创业没本钱，亏了还得自个儿哭。这样比来比去，还是当公务员最保险。正如一些大学毕业生所言：“一次的努力，就能规避一生的风险。”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不仅岗位稳定，收入丰厚，而且工作轻松，并拥有升迁机会。现在的年轻人，也包括他们的家长，谁还算不清这笔账？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机会均等、压力均等、政策均等。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已经列入中国改革的议程。虽然有人把这项改革称为“深水区”，但要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打造民意政府、法制政府和高效政府，就必须迈出这一步。这在实质上，就是要砸了“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包括政党体制、政府体制，解决如何稳妥实施民主对于“官本位”的有效及时制约与矫正问题。
当然，深入改革所要要打破的，是国有大中小企业和垄断性企业“铁饭碗”、行业“铁饭碗”和部门“铁饭碗”。换句话说，是打破低效和不公的“铁饭碗”。同时，还要建立一个社会公共的“铁饭碗”，即社会保障的“铁饭碗”。这个“铁饭碗”，必须是全民的、完整的和公平的。这也是常说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新中国在解放后，实行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官本位”政策，私有企业被国有企业取缔，而政府成为了国家经济组织最大的雇主。学生在毕业之后都会被派到官府支配的单位里面工作，而不需要经过由市场来决定的人力市场求职。严格来说，所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工人都是公务员，都是“官员”，而他们在单位的工作是有终身保障性的，他们除了每个月的工资以外，就算在退休之后还能从单位裏支取工资，生病和伤亡安置都由政府大包大揽。为了要确保所有的人都有工作，这些国有企业往往都聘请了远高于需求的人员数目，以至这些国 有企业都有大量的冗员，经济效益严重低下。坊间一些说法是国有企业的工作“做也三十六，不做也 三十六”——意思是说不论工作表现如何，工人都能够获得全数的工资。同时，这些国有企业也没有 一个根据表现而拟定的工资制度。以至工人们没有把工作做好的推动力。虽然后来国有企业也开设了 奖金制度，发放奖金给表现好的员工，但毕竟并不能够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如冗员、低效益等。冗员和低 效益往往都与铁饭碗拉上关系，除此以外，铁饭碗所带来的另外一些问题还有工人对政府或单位的过 分依赖性，以及工人们面临无法再就业的困境。在这里，“铁饭碗”是不动的，指的是一个固定的工作，固定的岗位，确切地说，就是一个好单位，好部门，而且此单位或部门好象从来就没有倒闭的忧虑，因此，一旦捧得此碗，靠得一个如再生父母般的大树，真可谓功德圆满了。饭碗不动，人却是动的，每个人都要吃饭，这是一目了然的 道理。因此，在这“动”与“不动”之间，便有了许多故事，演绎着几家欢喜几家愁，一年又一年。为什么一定都要去抢一个不动的“铁饭碗”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都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其实，只要细细地想一想，转换一下脑筋，“僧多碗少”的难题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在这里，“铁饭碗”是在每个人自己手里的，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是极高的综合素质，或某项精湛的 技艺，一言以蔽之，是实力。何谓“实力”？简言之，就是处理某件事情的能力，它是一个人所学知识和综合素质培养的集中体现。一旦拥有了实力，恐怕已不能用“铁”字来概括了，我们姑且称之为 “金饭碗”。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铁饭碗”越来越少，就连被称作绝对“皇家部队”的行政政府单位及相关部门也是今非昔比。且不说“饭碗”的硬度越来越小，“饭碗”的大小也不容乐观了。面对如此局面，广大吃饭者应如何行动呢？很明显，迅速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金饭碗”乃当务之急。在以互联网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已初露锋芒的时候，现代社会的竞争已归根结底为知识的竞争，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一方面，是将近两三亿人的失业、半失业大军，另一方面，却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严重缺乏。就在正在为抢得一个“ 铁饭碗”而争夺不休、烦恼不止的时候，世界新一轮的人才争夺战已悄然打响，其最激烈的地方不言而喻是美国。美国在世界人才争夺战中已先声夺人，上至美国政府，下至各大公司，都在绞尽脑汁地设法从世 界各地挖掘人才。据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保守估计，在未来两三年内，美国仅网络人才就大约短缺70 万，华尔街各大银行和硅谷更是出现“人才荒”，六七位数的年薪早已失去诱惑力，现在，各大老板只得纷纷以股票期权来招徕人才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前沿，对人才的需求如饥似渴，一场全球人才大战 在美国的带动下正愈演愈烈，不仅亚洲国家感到了人才外流的压力，欧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仅在1999年一年，印度流往美国的人才就达5.3万人，中国大陆也达到了1.2万，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不得不承受人才外流的巨大压力。这场看来很远的“战争”，我们似乎可以不去操心，但在我们身边愈来愈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早已是俯拾皆是，以专业知识 及综合素质为中心内容的竞争已成为人才竞争的主要内容，精通某一方面专业知识并且综合素质高的 人才已成为社会的抢手货，可以肯定，“人才大战”、 “知识大战”离我们其实已经很近了。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恐怕早已是每个人思谋良久的问题了，是拼得头破血流，夺得一个“铁饭碗”过衣食无忧、波澜不惊 的生活呢？还是奋起直追，打造一个“金饭碗”呢？“铁饭碗”毕竟有限，“金饭碗”却全在自己。俗话说得好：“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只要从现在做起，奋起直追，努力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从而使自己的“金饭碗”含金量越来越高，从而越来越硬。“铁饭碗”毕竟太少，“金饭碗”才是长远之 计，竞争之本。真正的“金饭碗”是人民自立自强当家作主的饭碗。
这种对于砸烂“铁饭碗”的民心意愿，实际上面临着很深刻的政治疑难问题：批量砸烂“官僚铁饭碗”需要解决官僚人事管理体制，本质上是要改变“党管干部”的基本格局，官僚批量退出官场不能再由国家财政供养，意味着退休和养老制度的全体公民一视同仁，消灭特权，也意味着退休制度的全面重新制定。特别是新的官僚批量产生与监督机制，必须是公开选举制度，是可控性需要保障的政党共和国联合政府选拔人才制度，及其官僚批量定时回归民间社会的一系列制度。这就是要求砸烂执政党的“铁饭碗”，才能真正砸烂官僚集团的“铁饭碗”，是要砸烂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铁交椅”，砸烂包括民主党派官僚在内的一切吃纳税人钱财之“铁纱帽”，实现政党主导的“宪政民主”，自然而然的把国有企业垄断性经营体制彻底砸烂，让中国股市的资本主体回归民间社会。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主体从此以后要改变“一党制”执政党模式，要变成为多党共和的政治协商体制。尽管这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体制实际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掌控的政治精英执政党团制度，毕竟还是对于现有官僚集团官商勾结体制属于一种巨大的进步，而且不是把现在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及其资源开发企业群体当成“打土豪、分田地”的对象，而是结合当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中企业家和退二线官僚是骨干组成人员的现实，有利于稳步推进这种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体制的政治协商模式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功莫大焉，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并且在20世纪后期使得“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在西方兴起，二十一世纪初掀起了中国学术界“协商民主”的研究热潮，明确“协商民主”的内涵：其一，协商民主是一种公民参与决策的形式。每个参与者通过公开讨论、自由表达、倾听和考虑相反的观点之后做出的决策，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David Miller, I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Unfair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Democracy as Public Deliberation: New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aurizio Passer in D’entrev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01）。其二，协商民主是一种组织形式。它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Cooke M. 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2000,(48).pp.947- 969）或者是某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Joshua Cohen, 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ssays on Reason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ames Bobman and William Rehg, The Mit Press, 1997. p.67）。其三，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它能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并极力倡导那种能够有效维护公共利益、增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相关的政治意愿、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政策（Jorge M.Valadez,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Self Democracy in Multicultural Socities,USA Westview Press, 2001.p.30）。简而言之，协商民主就是在公共理性价值理念指引下，通过广泛参与、公开对话形成共识或决议的一种政治形式。国内不少学者极力推崇协商民主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通常是基于以下几种理由：第一，通过参与和表达可以促进合法决策；第二，可以形成建构健康的民主所需要的良好公民精神；第三，可以实现权益政治走向公益政治；第四，可以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的非民主取向；第五，多样性的协商实践为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现实支撑（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J]，学习与探索，2007第2期）。民主理论本身追求人民主权、政治平等和多数人统治。但是，源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实际上偏离了这些价值，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正是对这些弊端的一种否定和矫正。在协商民主理论的预设中，它提供了一条解决民主和个人权利之间矛盾的道路，（Cohen, Joshua (1998) Democracy and Liberty. In Jon Elster(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185-231.）将受到政策影响的公民整合进了讨论和决策的过程，决策因此“具有”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民主生活因而得以保存乃至深化，“创造出一种能支持公民参与公共对话的制度。”（Brue Ackerman,,James S.Fishkin. Deliberation Da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02(2).）由此看来，协商民主的政治模式复兴了民主的实质价值。无疑，为了获得合法性，“公共协商就必须是包容的，因而应该是结构性的”（[美]博曼.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 [C].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6：2），这就意味着所有公民都能够合理预期和影响决策。国内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学术界言论反对这种政治协商会议民主的人们认为，协商参与者是个体化还是集群化、是本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构成了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结构性困境，虽然协商民主理论家努力地将“协商”与“聚合”相分离，认为协商民主与投票民主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当面对根本性的分歧时，前者试图通过合理论证以转换不同的偏好并最终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而后者则按照偏好的多少进行决策。（Amy Gutmann, Dennis Thompson. 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13-15.）但是，就连协商民主理论家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惟有代议制民主是制度化公共协商的恰当的形式。”（Agustín José Menéndez.Constitu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atio Juris, Vol. 13 No. 4, December 2000, pp. 416-417.）这样看来，协商民主就缺乏理论上的独立性了。（吴晓林 左高山“协商民主”理论的三重困境——基于政治伦理的分析，《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这在事实上是运用西方的民主理论来规范中国已经实践的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然后加以驳斥，没有关注中国的协商民主是以政党社团为主体的民主方式，逐步培养个人独立参与的民主制度，包括相应的选举制度。
协商民主理论家认为，协商民主不同于其他民主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公共理性”这个概念。（Samuel Freema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Sympathetic Comment,Philosophy& Public Affairs 29,No. 4 (2000), p.378.） 在公共理性具体指代的问题上，学者们直接借用了罗尔斯的“共同善”这一范畴，认为：“几种关注共同善的公共协商，要求公民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明显平等，并以促进形成关于共同的善的公共概念的形式塑造公民认同和利益”（A.Hamlin and P.Pettit, The Good Polity：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M]．Oxford：Blackwell，1989，p.19），形成了以“共同善”为指导思想的协商观念。协商民主是对公共选择理论的一种否定，它“要求公民超越‘市场’的私利而诉诸‘论坛’的公利”，并认为只有当其改善政治决策，尤其是实现共同目的时，源自公民立场的协商才可以是正当理解的”（ [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导言[A]．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C]．陈家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相信只有当参与协商的公民都以“共识”为目标，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在他们之间才能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他们才会真诚地相互倾听和说服。倘若如此，公共协商的参与者自一开始就必须接受共同善的洗礼。既然这样，公共理性就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先赋性价值存在而成为原初状态了。正如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解释一眼，“协商民主理想”的“主要依据”，即：“力图找到‘在协商和公共理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正义的哲学细节’。”（Bohman, J.and Rehg,W.(1997)‘Introduction’in Bohman, J.and Rehg,W. (e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Mass.and London, MIT Press, xv.）原初状态提供了一条评估不同社会正义主张的路径，协商民主将这个假设与各种不同偏好一同带入公共和开放的讨论当中。反对者认为在社会实践当中公共理性和协商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不证自明的条件，后者则是一个具体操作的过程。因此就有学者批评：罗尔斯的想法更贴切地表现为无协商（non-deliberation）——反协商(anti-deliberation)（ Dryzek, John S. and Christian List (2003): Social Choice Theor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Reconcili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128.）。很明显，对罗尔斯来说“公共理性” 并不真的要求与其他公民在公共场合推论（协商、争辩）。相反，它体现为这样的内容——关于在公共政治论坛中怎样思考根本性问题的一系列指针。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理性是一种被“赋予”而非创造或实践的事物，而不是一个推理过程。（Dryzek, John S. and Christian List (2003): Social Choice Theor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Reconcili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128.）既然要求每个协商参与者都要首先宣布效忠共同善，那么协商的结果就可不证自明了，公共理性可以事先弥合分歧，协商的需求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了。这种反对是抽象的假定“共同善”原则之下仅仅只有一个政策方案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政策方案往往不是唯一性的，至少有普通型的和应急性的预备方案。即使我们不纠缠原初状态这个概念，公共理性的应用也是有实践弹性的。例如国家层面的协商，一般是在代理者层面展开的，普通公民参与受到各种各样现实和理论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理性就是罗尔斯所主张的公共利益，即较大范围内的全体公民的最大利益。但是在涉及公民直接利益和直接参与协商的情况下，公共理性的魅力可能永远不如世俗化的具体利益重要。因此，公共理性的适用范围更多情况下只有与宏观政策才能产生共谋；在微观层面，“理性”也就在大多情况下失去了“公共”这个意蕴而趋于碎片化。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理性的内涵，随实践的效度和范围而伸缩，只有通过协商才能具体化，因而是协商过程的产品而不是普通公民参与协商过程的必需。这充分证明政治协商会议体制不能针对公民个人利益来进行，解决公民切身利益问题，应该依照民事法律的方式进行，公民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平台上肯定协商之初更多地是要有自己的利益主张，一味地强调公共理性，协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当代政治科学指出“协商民主”被认为是建立在对政治多元主义和社会分化的充分考量之上的，其目的在于为多元社会的政治提供合法性。因为其能增进政治主体之间的一致性（Dryzek, John S. and Christian List (2003): Social Choice Theor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Reconcili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128.），它有助于多数决定——或者能够形成最佳决策或根据不同解决方法提升的标准。简而言之，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理想目标。瓦拉德斯（Jorge M. Valadez）就认为，多元文化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的分裂与对立，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Jorge M. Valadez , Deliberative Democracy ,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Self - Democracy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USA Westview Press ,2001. p.30）.因此，通过协商民主，一致的协商结果可以实现多元社会整合。其主要依据在于“协商的主要挑战不是私人利益的竞争，而是利益和世界观的规范概念的多元化。”（ [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版导言第5页）协商可以达致巩固社会团结的作用从而达致或维持一致性目标，具体而言体现为：一是通过平等讨论与协商这一过程本身，公民能够在相互交往之中形成共同体感，从而加强对共同体的认同；二是通过协商能够消除人们的自私偏见，从而以公共善为依归。三是协商民主具有教育公民的效果，通过政治教育，更正公民的自私利益和狭隘观念，从而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李德满：略论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第2期）社会权力从原有的单一权威中心不断分化，原来被统治的对象被人们重新发现并作为社会子系统发挥作用，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统辖性利益。这样一些论断为协商提供了基本的理论空间：多元化利益和多元化主体决定了协商的起点一定是在于“异质性”因素或分歧，有必要求助于协商来谋求一致。但是一旦进入协商程序，问题便出现了，协商的理想结果是包容性和一致性，如果说允许多种意见和多种主张参与协商本身就体现了包容性，那么一致性就成为协商的最重要目标。问题是，一致性总是假设性命题，“不同意”“不妥协”“不放弃”的利益主张却是正式性的存在，这在西方国会辩论当中非常普遍，尽管在中国执政党以及民主党派的协商会议之间很少发生，但是关于一个省市政府人员选拔及其在各个党派之间分配官僚名额与职务，“期待在每项具争议性的道德议题上都能获得一致性的意见，乃是不切实际的。（Amy Gutmann,Dennis Thompson：商议民主，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48-49）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应该发挥出来，当然西方最笨拙的方法就是不断协商直到大家同意为止，由于太耗财耗力耗时间，显然这是不可取的，因而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投票的民主集中制。但是，投票就意味着多数掩盖少数，一致性变成规定性，变成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压制”行为。在仍然有人不同意的情况下，经过协商所产生的结果比非经协商产生的结果更让人觉得“欺骗性”。这种表面的协商一致往往意味着公正性存在问题。更进一步的，有学者认为协商的公开性可以保证多数决定的公正性。但是，这又随即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否存在完全彻底的公开？充分的公开性取决于协商参与者对协商结果的预期，也取决于协商博弈力量较强方的姿态。“如果协商缺乏一致性，协商的成员可能就缺乏完全和精确地公开他们信息的动力。”（Austen-Smith,David, and Timothy J. Feddersen. 2005. “Deliberation and Voting Rules.” In Social Choice and Strategic Decisions:Essays in Honor of Jeffrey S. Banks, eds. David Austen-Smith and John Duggan. Heidelberg: Springer.）第二，过度的公开性将损害公正性。例如，斯塔萨维格(David Stasavage)通过对公开的与私下的决策对于观点分极化(opinion polarization)的影响进行比较后发现：当参与协商的代表公开决策时，他们面临着利用其行动向选民暗示忠诚的刺激，潜意识里会忽略关于不同政策真实价值的个人信息。这点如果被预先估计到，那么即使是公开辩论，人们也不会改变其原初的政策偏好；相反，当协商代表私下决策时，他们更愿意利用个人的资讯去思考能够更好解决问题的政策。（David Stasavage Polarization and Publicity: Rethinking the Benefit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9, Issue 1,2007.）如此看来，取得一致性虽然理想，但是并不见得现实。德雷泽克（Dryzek）也认为，“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共识是难以达到的、不必要的，也是不受欢迎的。”（[澳]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61）不顾其他利益主张的正当性而将一致性作为主要目标来追求的话，异质性的正当性就会受到削弱，价值权威受到损伤，协商民主就可能蜕化为受过包装的投票民主。这种缺陷，对于中国取消“一党制”垄断政府权力的“多党制”联合政府所需要的政治协商会议体制，不是最窘迫的情况，因为中国不可能一下子把民主政治要求的那么精细。何况，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的议会民主包括政治协商活动，也都没有达到这一步，更没有因为这种缺陷而影响政治大局的发展及其成效。
中国取消“一党制”垄断政府权力的“多党制”联合政府所需要的政治协商会议体制，最顾虑的应该是多党制下的政治性腐败，或者说多党分赃制。因为，共产党掌握军队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国家稳定不是问题。多党制在公民个人民主权力发挥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自由独立化社会监督，已经在印尼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出现政党之间不仅没有形成相互监督的遏制腐败机制，反倒是结成了腐败的分赃同盟。其中，行政性腐败在东亚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80年代普遍实行的所谓“威权体制”下有较多发生，且在公众中产生深刻印象和强烈反感。一方面，由于威权体制下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拥有较多公共资源分配和管理职能，为利用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发生提供了较多客观条件。这一阶段，东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社会差距迅速加大，掌握公共资源与权力的公务人员中心理失衡现象普遍发生，这是造成威权体制下行政性腐败现象大量发生的主观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性腐败大多发生于公务人员，常见于政府官员与企业和居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因此易于为社会感知，造成的社会印象特别深刻，引发的社会反感亦十分强烈。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进入政治转型时期，一个个威权体制瓦解，代之以多元政治体制。人们也经常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民主化”。在多元体制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性腐败得到了相对于威权体制下更为有效的约束和治理。这主要得益于政治生活的公开化，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的监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韩国，十分有效的国会监察与调查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同的情况，印尼、泰国在向多元体制转型过程中以及多元体制建立的初期，出现了行政性腐败进一步加剧的现象。其中重要原因是行政性腐败与政治性腐败的纠结，使整个社会进入了腐败进一步严重泛滥的时期。所谓政治性腐败，是指与政治行为有关的腐败，特别是与选举相关的政治行为所引发的腐败现象。政治性腐败主要表现是：因选举等政治需要，政治家、政党等政治精英与经济界结成的利益联盟，经济界向政治精英提供资金，政治精英利用政治权力，通过有偏好的政策、法律回报政治支持。相对于行政性腐败，政治性腐败主要发生于政、商两界之间，其手段大多是通过政策、法律制定，以特许经营以及垄断利润等形式进行“权钱交易”，因与公众距离较远，不易引起社会关注，是更加隐蔽的腐败。但由于政治性腐败涉及的利益巨大，一旦严重发展并经暴露，也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如台湾的“红衫军”和韩国几任总统的腐败案件调查都引发了社会震荡和冲突对立。我们在本文一直强调的“政治利益集团”就是被东南亚国家说成为的“政治卡特尔”，就是一种在实现多元民主转型后流行于东南亚国家的十分典型的政治性腐败形式，即在政党之间形成的腐败分赃同盟。政治性腐败主要是围绕着选举产生。选举是有可计量成本的政治行为，因此，成功获得政治权力后的成本支付，就成为政治性腐败发生的体制性原因。作为选举回报的腐败，在东南亚有许多称谓：如“机会型腐败”、“政策型腐败”等等。“机会型腐败”是印尼智库人员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指政治家或其他掌握权力的官员利用制定特惠政策、法律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利益，比如授予特许经营和垄断经营权利等等。一般来说，“机会型腐败”获取的利益巨大，与以个人行为为主的“行政性腐败”相比规模要大得多。而在泰国，似乎更倾向于把这类腐败称为“政策型腐败”。中国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针对这种腐败，应该还是有抵御能力的，不会让“钱主”左右“民主”，不会重蹈西方欧美国家民主服从于资本的覆辙。因此，我们对于中国取消“一党制”垄断政府权力的“多党制”联合政府所需要的政治协商会议体制，充满信心。
但是，我国正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策是政治体系的实际作为，它标志着政治体系的一种价值选择，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同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这就使得政策意涵不断得到新的诠释和拓展，但是政策价值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致和连续的。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取得的实效也证明，中国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已经有了新的来源，政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新的社会基础与支持者，这使得我们国家的政策功能实际上更具有了相当强韧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种可持续的政策功能，不仅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一种稳健、合理、理性的氛围中发展，也有利于我们的政策意涵更加注重和谐美好的意义、重视扶持关爱的价值、强调社会的全面改革发展与综合进步。然而在中国学术界和政治领域仍然有人反对改革，例如凤凰网 2011年12月28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教授的言论“苏联解体教训：我们不能迷信改革”，凤凰网历史专栏记者问房宁教授：“今天研究苏联剧变与俄罗斯转型有什么意义？苏联改革失败为后来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房宁说：“苏联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让我们知道了很多：第一，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第二，改革是充满了风险的，这是最起码的，最大的共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改革也要循序渐进，要让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去消除问题，而不是通过改革直接消除问题。就像今天的中国，中国今天问题很多，能改吗？官僚主义能改吗？腐败能改吗？现在很多人提出了很多药方，但在中国没有市场，为什么？因为这些药方似乎是在消除弊端，但问题是采用这些药方要有条件。我们与其去提出很多消除病症的药方，不如去创造能够采取药方的条件。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很多改革措施是不能采取的。现在我们对改革的认识清醒多了。尽管原有的相对集中的体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取消这样的体制，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有的放矢，就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才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化改革，当然这是在总体性质的改革与发展规划之下的系统性改革，但也不是“计划经济”那种思想意识，不是要自上而下把一切都设计好了，再让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按图索骥，而是要有改革发展的总路线，让这总路线成为一个纲领，全国人民来纲举目张，在实践中创造改革发展的具体工作奇迹。因此，改革是不能被边缘化的，更不能被放弃。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2012年1月9日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针对“官本位”前提下的中国改革发展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由中国共产党带头进行政治主体的现代化、革命化，就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崭新出路。“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央政府及其省市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例如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民主党派的改革作用，“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清华大学的这个报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房宁教授的明显意见分歧，实际上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问题。被公认为先进水平的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路径是结构主义（包括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以及文化主义，各个路径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比如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就是结构主义与制度主义的产物；在文化意义上研究政治发展，从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到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再到英格尔哈特的公民表达权，是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最耀眼的成就；而理性选择主义则为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解释提供了“能动”的说明，即告诉我们在特定的结构或文化条件下，故事的主角是谁，主角是如何行动的。上述三大路径的共同主题是民主化问题。这样，西方比较政治研究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以地区研究/国别研究为主题的比较政治研究实质是政策研究，即推广民主。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条线索，否则就真的把政治科学当成了“科学”。应该说，民主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主题，也是历史的一个主要趋势。但是，什么形式的民主、实现民主的路径是什么以及实现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是什么、民主在发达国家的国家建构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顺序，都需要比较历史分析。因此，比较历史分析即使算不上一种替代性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结构主义多少具有历史分析的特征，但其解释特定事件的使命决定了，结构主义的重点不是“长程的历史比较”，充其量是特定时段的历史条件的解释。运用比较历史方法，我们既可以明白民主在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的位置，也相应地明白发展中国家渴求的民主为什么总是失败，从而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脉相承的是比较历史方法，它是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方法。今天被称为“好制度”和“好政策”的东西在西方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以选举民主的“好制度”为例，英国—美国革命后两个世纪才基本上实现普选权，其政治发展秩序是“革命立国—法治共和—个人自由—经济发展—选举民主”。也就是说，今天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曰“模式”）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而其政治发展秩序（或曰“过程”）与今日发展中国家很相似。但是，不但西方的政治家，就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似乎也忽视了“过程”，直奔“模式”。这是很多民主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民主不能巩固的根本原因。再以自由贸易的“好政策”为例，西方国家均以重商主义而兴起和强大起来，只有当其强大以后才主张“世界主义”的贸易政策，但却告诉后来者应该实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这种行为被李斯特称为“踢开梯子”，以防后来者效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只有在比较历史中才能更好地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不仅如此，比较历史方法还可以用来反思既定政治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国的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充满着涂尔干所说的“虚假的知识与错误的真理”，政治学界、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只接受既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是怎么来的。比如，提到反映中央—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形式，流行的说法是单一制是一种普遍现象，联邦主义是特殊现象。比较制度变迁（即比较历史）告诉我们，在现代国家建构起点上单一制是普遍的，而现代国家建设中联邦主义化越来越多。再如，说到西方的政党制度，人们往往认为两党制有利于稳定，多党制则易产生不稳定。这只是欧美部分国家的经验，而转型中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的情况则是，多党制带来稳定。又如，谈到民主，人们会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事实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不但有民主，还有繁荣、公正等一系列好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根据比较制度变迁研究，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主要靠民主运动而推动，因此“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说法更符合历史。
这是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创新的理论研究，这种比较历史研究不但可以修正流行的一般性概念，甚至还可以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国家—社会”关系，西方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根据17—19世纪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建构出的理论体系。然而，中国这一时期、甚至到20世纪的国家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用西方的“药”治中国的“病”总是不那么灵验。按照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王国斌的说法，中国很多学者今天依然在用西方思想家根据特定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解释、甚至来改造中国。显然，比较历史研究能矫正这种简单化的做法。这里需要值得重视的是社会科学中盛行两大话语体系，即以社会权利、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中心主义和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比较历史研究发现，社会中心主义是以英国—美国经验为基础的，而且是经过剪裁过的特定历史时期的部分经验；国家中心主义是法国—德国经验的总结。学界基本上在用这两套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的现代化、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力量一盘散沙、国家屡屡失败，是政党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这不但是中国的经验，也是俄国、印度、墨西哥等后来者的经验。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俄国、中国等国家的经验在理论上能否上升为政党中心主义？在西方政治学中，政党理论充其量是宪政体制下的一种政治社会力量，是一种竞争权力的组织，而不是组织国家的组织。如果用西方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党理论看后来者的国家建设，无论如何都对不上号。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些国家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国家建设道路？显然是理论的问题。而理论的问题只有在比较政治发展中的比较历史研究中去证伪。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留下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勤务员来执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恩格斯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采取的“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恩认为，批评和监督无产阶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错误是党报的权力。他们既强调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强调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参见靖鸣《马克思恩格斯论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列宁指出：“广泛的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5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种公开的人民选举产生官员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没有终身官僚及其吃纳税人钱财的可能性，而这种政治体制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今日中国官场都没有做到的，是需要通过改革走向民主政治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取缔终身都由国家供养的官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低标准，是彻底砸烂“铁饭碗”的关键所在。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必须正确面对。我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宜早不宜迟，早改早主动、早改早发展进步；越拖越被动、越拖积弊越深、矛盾越多越尖锐、政治风险越大。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全面总结吸取国际共运和我国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全部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稳妥地大力推进。稳妥起见，可像当年试办经济特区那样，搞一些政改试验区。特别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完全可以试点区域先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各级党代会代表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对选区党员负责并报告工作，选区党员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党代表。党代会应当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会，听取党委会的工作报告，讨论重大问题。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特殊情况外），都应由全体党员或党代会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名单由党员或代表联名提出，差额选举，平等竞争。各级人大、一府两院中共党员候选人，由同级党员大会或党代会民主协商，选举公推。为了加强对同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建议恢复列宁时期苏共模式--实行同级党委与纪委平级、互不隶属，都只对党代会和上级机关负责。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的党报主编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对党代会负责，可以监督同级和下级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为保障党内民主的实施，必须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党内选举实施细则》，各级党组织应当设立面向全体党员的内部通讯、网站、报刊等，以保证每位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
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为了打破领导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事实上的终身制，防止庸官、昏官混迹官场，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修改《公务员法》，将公务员区分为政务员和业务员，政务员由人大或选民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任期届满或落选则立即退出官场，成为平民百姓。
十分自然的，这一切都是需要修订和完善宪法的，需要实行宪政民主及其法制规范，
首先规范政党权力。《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特征，是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实行宪政必须首先规范政党权力和行为，防止和减少执政党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越俎代庖，保证“一府两院”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保障公民权利。建议在《宪法》中增设迁徙自由和罢工自由，这是各个宪政国家的通例，同时也是两项重要的人权。我国应尽快出台《权利保障法》，将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落到实处。我国应制订《平等法》，真正实现官民平等、工农同权、同命同价、革除一切法外特权。
减少行政层次，收缩立法权限。将目前五级政府（中央、省、地级市、县、乡）减少为三级政府（中央、省、县），省直接管县，乡镇政府改为办事处。为了便于省直接管县，必须减少县的数量，扩大县的规模。同时，将过去的五级财政体制改为三级财政。建议取消自治县、较大的市和省会城市（首府）的立法权，将现行的多级立法改为两级（中央、省）立法，以便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减少立法冲突，降低立法成本，减少地方或部门立法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取消国务委员设置。早日撤销铁道部之类的机构。减少各部委副职编制。
设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以便及时审理（审议）立法违宪、国家领导人违宪以及其他涉宪问题。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大”真正成为民意机关、权力机关。在共产党领导下完善、细化《选举法》，使人大代表选举充分反映民意。实行工农选举权平等，采取各种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公民对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权、知情权，实行合理的差额选举，调动广大群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
逐步实行各级人大代表直选。在巩固县级人大代表直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级市、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直选，以利于选举的权威性、广泛性、民意性，以便于选民对代表的有效监督与及时撤换。
取消常委会，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为了充分发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改变目前常委会成为领导干部“安置所”的状况，必须取消人大常委会，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专职化有利于代表全身心地履行法定职责，有利于提高代表的整体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人大代表专职化，前提是大幅度减少各级人大代表数量。例如，全国人大代表不应超过600人，省级人大代表不应超过300人，地级市人大代表不应超过150人，县级人大代表不应超过80人。
竞争性选举“一府两院”负责人和人大负责人。中共、民主党派、若干代表联名均可提出候选人。候选人情况应向代表和公众公开，有较充足的时间酝酿，接受代表询问，候选人之间辩论，实行真正的差额选举。
减少人大负责人指数。由于人大是集体议事机构，应大幅度减少人大负责人副职数量，实行人大主任一正一副（或一正两副）。根据对“一府两院”监督的需要和各位代表的特长，设立若干个专门委员会，如“财政委员会”、“民生福利委员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人权保护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等。使人大对“一府两院”各种形式的监督（询问、质询等）常态化、经常化。
制定人大工作细则，使人大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人大也应政务公开，允许公民旁听，允许媒体报道，允许公众评议，接受人民监督。
同时，改革中国法制的“警察本位制”，逐步实施“法官本位制”，加大司法改革力度，保障司法公正，接受社会监督，尤其是新闻监督等等公开化监督。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法院本应是最讲理的地方，然而，目前我国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却比较突出，信访中涉法案件比例较高。究其原因，一是司法地方化。地方法院受同级党委、政府的掣肘，对于行政案件、本地与外地纠纷案件难以作出公正裁判。二是诉讼制度不完善，难以保证司法公正。三是基层法官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四是现行体制制约基层法官数量的补充和素质提高。五是基层法官待遇低（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一方面，千千万万的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有的已获得司法资格）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基层法院急需大批高素质的审判人才，却因体制、待遇等原因引不进来。
为此，建议首先在法院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人、财、物权集中于中央，以保障司法独立。第二、实行法官精英化，从高校优秀法学教师中、从优秀检察官、律师中选拔法官，全国法官统一调配、统一任免。使法官工资待遇高于各地一般公务员水平。第三、各级法院院长必须从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官中选任，没有司法资格的人、不懂法的人绝对不能担任法院院长（当然也不能担任各级检察长、公安局、厅、部长）。第四、将目前的两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制，若一审法院为基层法院时，三审法院可由当事人选择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第五、为便于人们诉讼，最高法院应在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南等地区设立分院。撤销设在铁路、林区、矿区、开发区等企业和部门的法院、检察院.。第六、按照有利于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原则，修订和完善各种诉讼程序制度，如证据制度、证人保护制度、庭审辩论质证制度等等。第七、政法委的职责应当限定在党务范围内，否则，应当取消。因为它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
五，开展一场以破除官本位为目标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
破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观念。各级党委、政府的理论、宣传、文化、教育、新闻等部门，应当通力合作、协调联动，运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手段，以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生产、工作、战斗一线的工农兵、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英雄模范事迹，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坚决抵制、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学者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分类，区分精华与糟粕，不能把糟粕当精华向世人推广。通过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教育，要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党员干部中，破除“英雄（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树立“奴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破除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特权思想，树立人人平等、人人平权的平等观念；破除“父母官”、当官做老爷的意识，树立作“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的观念；破除官至上、唯官是从的意识，树立人民至上、对民负责的观念；破除“家长制”、长官意志等专制意识，树立“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破除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的人治意识，树立法大于权、依法治国的法治观念；破除权力崇拜、崇官畏官心理，树立崇尚真理、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观念。
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批判帝王崇拜思想。以帝王崇拜为主旨的帝王戏、宫廷戏，属于典型的封建糟粕，它宣扬的是唯心史观，它是催化官本位的精神病毒，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负面影响，对当今社会特别是党员干部、青少年有严重的误导和腐蚀作用，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对其进行抵制和批判。首先，党和国家主管部门要组织专家、学者、观众对现有的帝王戏、宫廷戏进行分析、评价，凡存在帝王崇拜、篡改历史及其他问题的，禁止播映，以免继续贻害观众。其次，从规划、资金、剧本、审批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不得投拍新的有帝王崇拜问题的帝王戏、宫廷戏（含电影、电视剧、舞台戏剧、曲艺等）。对违规者，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再次，禁止出版毫无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各类图书。同时，对现有的此类图书进行清理、下架、销毁。
弘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第一，完善我国的科普制度。将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列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保证各级财政对教育、科普事业的投入，同时吸引社会资金对科普的支持。多在基层设置图书馆、科技馆等设施，免费向公众开放。多设一些公益性的科普网站，创作一些吸引青少年的科普作品（包括游戏）。在青少年中，多搞一些科普知识竞赛、小发明、小创造活动，培养他们勤于动手、善于动脑的习惯，激发、培育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大力宣传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科学家的先进事迹，让广大青少年学习他们的榜样。要通过舆论导向和分配政策调整，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第二，加强文化方面的立法。规范、控制公祭之类的大型文化活动，规范旅游景区人造景观建设，规范城乡人造景观建设。公共场所的宗教塑像亦应控制，不能放任自流。依法清理公共场所那些毫无人文价值、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人造景观设施。第三，严格审批、严格控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纪念设施建设，清理现有的相关违规设施建设。第四，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带头移风易俗，不得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得大操大办红白喜事。违者一律由媒体曝光，并依纪处理。
总而言之，“官本位”制约科学发展。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创业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等等，这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一届的“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后患。铲除“官本位”的封建主义体制，中国改革必然带来大发展。
徐群贵2012年1月23日大年初一18629055673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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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石川《房管局复印8页纸收119元 天价收费是谁批准的？》载“新华网”2009年8月16日。
[28]宋圭武《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有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开放时代”网2004年3月29日。
[29]朽木《警惕以权谋私官场腐败新变种》载“新华网”2004年1月14日。
[30]明民《腐败的本质：权力剥削》载“反腐败明鉴网”2004年6月29日。
[31]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4年1月13日第1版。
[32]《河北工人报》1996年7月23日。
[33]《绥化五万元以下腐败分子不查处 违背中央反腐精神》载“东方新闻”2004年8月30日。
[34]张田勘《平民集资7亿官员挪用158亿 前者死刑后者有期》载“新华网”2008年3月25日。
[35]陆胜平《贪官夫人怎样交出1300万？》载《法制与新闻》1999年第5期。
[36]李斌、张晨《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 背景越好起薪越高》载“雅虎新闻”2005年8月1日转自《中国青年》。
[37]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241-24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8]杨得志《四川万源市财政赤字逾亿元 仍花巨款请明星演出》载“新浪网”2004年9月1日。
[39]《城市居委会调查》载新华社《内参选编》1990年第16期。
[40]冰宾《为举报人撑开保护伞》载《工人日报》1996年12月25日第5版。
[41]《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9日。
[42]《浙江绍兴一中49名官员富商子女获高考加分》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30日。
[43]《山西一县公安局副局长替子泄愤逼人下跪被撤职》载《京华时报》2009年8月19日。
[44]结庐人境《“女衙内”何以如此大胆》载“新华社区”2009年5月26日。
[45]刘忠海《修建“活人墓”刻写“官爵至五品”》载《光明日报》2003年4月11日C3版。
[46]马祥平、宋平《为庆升官大“阅兵”原亳州市委书记被立案审查》载“中国新闻网”2003年9月23日。
[47]袁斌《海外学子归国可当司局长》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22日。
[48]和平《莫把官职当奖品》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26日第6版。
[49]叶燕《警惕官变黑》载《工人日报》2000年7月26日第6版。
[50]乔新生《中国官本位扼杀世界级科学家》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3期。
[51]杨振东《河南卢氏原县委书记受贿案开庭 零口供审杜保乾》载“中华新闻网”2002年9月25日。
[52]周家望《荧屏笼罩帝王阴影 王蒙魏明伦猛批宫廷古装戏泛滥》载“青岛新闻网”2005年3月13日。
[53]熊飞骏《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载“我网”2003年12月15日。
[54]《〈金瓶梅〉洁本面世：省军级高干才能买？》载《新京报》2008年11月7日。
[55]农夫《民告官被告总缺席 平等何在？》载“中华”网新闻2002年4月16日。
[56]蹇庐氏《渗入骨髓的“官本位”》载《法制日报》2002年6月2日第2版。
[57]《无钱孤老？快扔出去！局长他爹？快迎进来！》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7日。
[58]杨振辉《官本位意识的畸果》载《时代潮》2002年第7期。
[59]《培养高层干部最多的10所高校》载《华商时报》2000年10月28日。
[60]《公务员考试1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 最热职位4080：1》载“中国网”2009年10月25日。
徐群贵2012年1月23日大年初一13022963924和[email protected]欢迎您赐教！附注：我是一个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哲学是我在大学时候的爱好，数学似乎与政治经济学很遥远，其实不然。我们成长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风行学习马列主义原著，《资本论》在中学生当中也不稀缺阅读者，文史哲之类报刊杂志也是阅览室最多的读物。这种情况下，结合应用数学课程，我的大学时代就喜欢上了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但是，毕竟没有专门的时间一心一意研究社会科学，只能是在工厂和工程的本职工作以外断断续续进行尝试，必然疏漏而且不会及时关注社会经济政治动态，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社会科学同仁不吝赐教！我们都是真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务实的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没有必要文过饰非地阿谀奉承权贵而扭曲真理。农民能够耕读传家，知识分子更应该创造财富特别是精神文化优质品，如果一个人的良心良知发酵变化成为权钱奴仆，那就是我们社会体制的人身依附“铁饭碗”埋没了人性的光辉，是哲学社会科学被强奸民意酿成的千古奇冤。我为自己热爱哲学社会科学却没有靠它养家糊口而感到幸运，这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差距及其生活品位的高低问题，更是因此使得我没有受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那些官本位禁锢而庆幸，当然更加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的被政治化压抑学术成果产出率愤愤不平！我劝天公重抖擞砸烂铁饭碗的铁锁链，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紧箍咒，让文科人才回归人性的尊严，获得全社会的更多认可以及相应的经济补偿和报酬，不再充当官场的应声虫和吹鼓手，至少应该是官僚的师爷，而非现在的奴婢。看到一大把年纪的社科研究院长所长出面忽悠中国老百姓，被人们诅咒，我并不认为这是简单的个人品质及其学术水平的问题，而是体制的厚颜无耻，是制度的卑鄙强势逼迫社会科学成为堕落天使。衷心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一个坚强的脊梁，站起来，别邯郸学步地跟着官僚口径鸟语花香，那就是真正的失去自己而趴下！如果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社会科学的禁区，肯定是硕果累累，史无前例，我相信自己这么样一点点管窥蠡测之见必然被社会科学界同仁贻笑大方。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少了孙冶方那样的学术硬骨头！真诚祝愿中国的社会科学象春天一样山花烂漫，不要一个个专家都冒充国色天香“官本位”的绝代牡丹，让社会科学回归社会天地！
欢迎您来电18629055673徐群贵洗耳恭听您的赐教！也可以加我QQ614868737聊天品茶说一说文史哲话题，使我这个门外汉多得到一些社会科学论坛的内行指导声音。由于我的本职工作是技术研发，从今天起两个月内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关注和钻研社会科学，我这里呈上的文稿，是最后确定的修改稿，以此为准，此前的修订稿都有太多遗漏。敬请您见谅！谢谢！